会更为尖锐。

竞争几乎肯定会损害某些人。工厂工人在生产中超越了定额就可能损害别人，因为

他表明了别人的松散，或者雇主因而被鼓励去提高定额，或者因为这个工人留下较少的

工作给别人去干；所有这些后果并非不可避免的，但在某些场合下是可能发生的。同样，

在工业中由于某个企业谋求夺取更大的市场就会给其他所有企业增加压力，并可能促使

某些企业破产。不打破鸡蛋就不可能炒鸡蛋。

在有的社会中，弱者遭受破产，但无人为他洒同情之泪。

在美国、苏联和日本等国家里，对待公认的期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残酷无情的（虽

则在其他方面，三个国家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与三国在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相对高速

度的经济增长很难完全割断关系。在其他一些国家，存在着强烈的愿望以保证所期望的

事物不致于受到粗暴的挫折；过于侵犯他人、或工作勤奋过度、或者在其他方面使一个

竞争对手受到严重损害等都是“不可取的方式”。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到制度对努力约束

时更为详尽地对此主题加以探讨；这里只是提请注意对待竞争的态度存在何等巨大的差

异。

冒险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待风险的态度。愿意承担风险的问题部分涉及气质、部

分涉及一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部分涉及一个人成长环境的传统。若是对不同集团

的态度进行比较，我们必须撇开气质问题。不同集团的人有可能继承了一种生理上遗传

下来的品性，他们对冒风险的态度有大有小，可是我们仅仅知道不同集团在生理遗传方

面的勤奋习性有所差异而已。

个人的经济基础越牢靠，他能承担的风险也越大。因此一个富裕的农民能大量试用

新种籽，而且并不熟知这些新种籽能否很好地抵挡得住干旱、洪水的灾害以及其他农业

风险。

但是生活在仅足以糊口水平的农民就极不愿意舍弃他们知道的那些在变化多端情况

下都将有收成的种籽，尽管这些收成平均说来可能是低产的，因为他们简直不敢冒风险

去应用新种籽，不论能平均带来多好的收成，因为若是有一年失败了，那么他们就得饿

肚子。另一方面，一无所有赤贫的人倒是会比尚过得去的农民更愿意去试试运气，因为

如果机会失败了，后者就会有所失。所以，若是有传闻说一百英里以外发现了金矿，那

么失业的人比那些已经有中等收入来源的人也许更愿意去，因为后者倘若找不到金子，

他们就无法恢复原来的生活水平了。所以，比较富裕或极不安定的人要比那些有中等资

产的人更敢于冒风险。

传统的各异或许更为重要。在20世纪的英国学校的毕业授奖典礼上，许多讲演人竭

力劝告毕业生不要去找安稳的职业，而要培植一种冒险的精神；讲演也许还谈及德雷克

和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人以及英国冒险事业的辉煌业迹。类似的讲演在中世纪的英国与

当代的摩洛哥和泰国是不会有人去做的。像看待工作一样，有的国家教导青年说冒险是

一种美德，而有的国家则不如此教导青年。要说明传统的差异的原因同样困难。那些依

靠危险职业为生的国家可能比别的国家更不怕风险。但是一切职业都是危险的：变幻莫

测的雨量使印度农民的生活同从事捕鱼或对外贸易为生的人有着同等的危险性。不论其

起源如何，传统可能不会消失，这就是说传统上拥有成功的冒险经历的国家对成功的机

会显出一定程度的信心，而其他的国家则会缺乏这种信心。

冒风险的另一个方面对发展中经济特别重要，那就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在极端

地位类型经济里，等级制度强迫一个人只能从事他的父辈们和祖先们从事的行业（除非

所有等级的人都从事农业）；即使在不承认等级制度的社会里，牢固的家族感情和孝顺

心情也可以把儿辈束缚在一个他们不具备才干的职业上，或是束缚在需求已明显衰退的

职业上。除了家族感情之外，一个人也许对他受过训练的手艺有着特殊的爱好，因此很

自然不愿丢弃自己的手艺，甚至不愿去干某些更为赚钱的职业。这些情况再一次表明各

个社会之间传统上的差异，有的社会天经地义地认为一个人应毕生从事于一项行业，最

好是他父辈的行业，而别的社会则鼓励一种较为冒险的精神。

改变一个人的职业会显得特别困难，如果这种改变要他离开自己的家庭和迁往异乡

居住的话。可是，增长经常要求这种流动：比如说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发现了新的资源；

或是原来地区的资源已经枯竭；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动更改了对已知资源的估价。当

今有些政府竭力做到把工作带给人们而不是使人们去迁就工作，如果新兴工业的创办适

合原来的地点并与迁往别处无多大区别的话，那么不迁动可能从经济上说来是正确的。

有时这种观点受到支持是基于原来的地点已经在房屋、动力供应、学校以及其他公共设

施方面花费了资金，一旦迁往他处就会造成浪费，这种辩解虽说有点道理，不过并不像

设想的那么强而有力，因为资金会逐渐损耗而不得不在某时某地以新资本来取代。总之，

依赖类似土壤、矿产或水源等自然资源的工业除了迁往可以找到这类资源的地点以外别

无选择。

愿意流动与否部分是情感问题，部分是压力问题，部分是将迁往的地方对人们的吸

引力问题。

情感问题是一个人对其亲属、朋友、家园、地区或生活方式的依恋。最大的决裂是

移居包括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不再在一个小圈子里当农民，而一个大团体里成

为工厂工人或矿工。对此，传统会有所帮助。许多人经历了十余年的变动，他们的后代

会渐渐习惯于这种想法。传到家乡来的消息会说到另一地方的状况，而知识可以消除疑

虑，甚至可能会激发热情。关于情感问题只说一点就可以了，即习惯于流动的人愿意迁

居的程度胜过不流动的人。

大规模地改变习惯通常需要一些压力。在那些农业国家里，如果人人都有足够维持

生计的土地，要他们迁居到即使有好得多机会的地方也颇为困难，除非他们的家乡发生

了某种安定遭受威胁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是突然出现饥荒、人口过剩、战争或其他自

然灾害。或者像在非洲那样，政府也许会增添压力：如提高税收、没收人们的土地、或

者强令非洲土著居民离开他们的保留地去干挣工资的行业。英国的古典派经济学家在探

讨长子继承权的影响时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影响是迫使除继承人以外的儿辈们更

具有冒险精神和更为流动。家族关系的力量或许也不能予以轻视：倘若一个人能依赖一

大批亲属的支撑，他较少可能为自身作出巨大的努力；下述情况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

即大家庭制度与经济增长很难并存。在工业化的社会里，人们往往迁移出大批失业者聚

居的地区，如果有别的正在扩展的地区可以移居的话；虽说现有的失业保险金可能稍为

降低他们的流动性，但是多数人愿意有个职业而不愿失业，不管怎么说失业救济金和工

资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悬殊的，只有工资收入最低微的工人除外。

移民将愿意去的地方应该具有吸引力，许多移民规划失败的事例已经表明了这点的

重要性。移民们需要种种保证：比如友好的接待、合适的住所、经济的前景以及适应新

生活的机会。中非和南非的大矿业公司曾需要成千上万的非洲土著居民移出他们的保留

地来工作，但这些公司最初很少提供任何吸引人的东西，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为此不得不

采取高压手腕。现在这些公司的规划已比较注意给移民提供优厚的报酬、可以安置妻子

儿女的良好的住所、擢升的前景以及修建长久城市生活所需的舒适环境，它们几乎对保

留地已完全取消施加压力的办法。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大工业城镇的郊区住宅区正

在以同样的态度企图把人口迁移出市中心拥挤不堪的贫民窑。但那些迁出市中心的人往

往要求搬回城里。他们说他们惦念自己的朋友以及城市的街道和嘈杂声；事实上他们不

喜欢走长得多的路去上班，实际上也由于郊区缺少足够的电影院、酒吧间和建立一个新

社区生活所需的其他设施。要是新建的郊区住宅区有它们自己的工厂，还有成批的朋友

和亲属一起搬来，以及新的郊区拥有为建立新社区生活所需的一切设施，人们就不会感

到那么沮丧。另一例证是相当多的开发新垦荒区，计划的失败。虽则往往新的移民得到

了土地，但事先却不修建公路和供水设施；还有选择移民的工作杂乱无章，根本不考虑

人们的务农经验和资金；任其这些移民去照料自己，既无指导和帮助，也没有任何组织

机构。印度尼西亚的经验特别有启示。1937年以前，印尼政府提出运送爪哇居民去苏门

答腊，并在那里给开发者以土地和财政援助，但很少人愿意去。以后，印尼政府安排移

居者应在收割季节前不久到达，并要他们在最初几个星期当先去的移民的劳工，并同先

去的移民住在一起。这就使新移民有可能赚得一笔钱，能在各方面适应新的居留地，能

就地得到指导以及进行有用的交往。这个制度还保证新移民在收割庄稼时得到帮助。结

果从1936年到1940年，每年移民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逐年增加，尽管事实上印

尼政府已大大削减了给予移民的财政援助的总数。

虽然确实愿意流动的人看来更能获得成就，但经济增长并不要求人人都流动。经济

状况的变化相对来说较缓慢，而且发生在边缘上，因此，只要有一部分人愿意流动，通

常每年占很小比例就足够了。虽说如此，即使比例很少的人也不愿移居，除非新地区具

有吸引力，而且原地区又有流动的传统或强大的压力。

几乎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冒险”的一切其他方面。经济增长并不要求人人都冒险，

但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数是革新者。反过来这又部分关系到成功的革新所能得到的报酬

和声望。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天生酷爱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经济形式，

而蔑视公认的见解或既得利益。有的社会赞赏和鼓励这类人物，而有的社会则认为他们

是应予以压制的海盗型的冒险家。但是，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风气培植这

类人物的程度和给予他们的活动范围。我们在以下几章还将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第三节 资源与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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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淡水、肥沃的土壤，有效用的矿产以及便于交通运输

的地形。这些特色没有一个在任何绝对意义上可以确定为丰富或贫乏，因为其中任何一

个类目在今天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可能到了明天会被认为一文不值。一项资源的价值取

决于它的效用，但它的效用却随着兴趣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或新发现而时时产生变化。

直到人们学会烧煤炭以前，煤炭曾经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同样，在今天谁也不能有

信心地说出二百年后煤炭的价值。塞文海湾曾被认为主要是个天然障碍，直到美洲大陆

的发现才使布里斯托尔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牙买加一百英亩沃土一度是一

笔财富，但是当前已不被如此重视，因为宜于种植蔗糖的大批土地已被开发。因此当我

们说一个国家资源丰富，这只是根据当代知识和技术而言。同样，一个国家今天被认为

资源贫乏也许在一段时期后却被认为资源极其丰富，不仅仅是由于发现了未被发现的资

源，而是由于已知的资源有了新的用途。

将时间的局限性牢记在心就会有兴趣探询任何一个国家从利用它的丰富的或贫乏的

资源中所表现出来的增长率程度有多大。很明显资源和增长是相互依赖的。倘若其他条

件相等，人们能利用丰富的资源优于利用贫乏的资源，所以我们认为那些机会最大的国

家将表现出最高速度的发展。世界经济史大多可以很简单地这样去叙述。在古代，当农

业是主要活动的时候，肥沃的大河流域发展得最快。在别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其他地

区显得突出了，这是因为发现了矿产（例如，马来亚的锡），或是发现了矿产的新用途

（例如，中东的石油、英国的煤）；或者因为贸易通路发生变更（例如，1492年后西欧

的港口）；或是因为发现了新的交通手段（例如，曼谷的飞机场），一个国家的资源多

少十分明显地对它的发展程度和类型都有限制。这不是唯一的限制，或者，甚至不是主

要的限制。对多数国家来说，它们在利用已有的资源方面还可以作得更好些。一国有了

资源，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人的行为和制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