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也是比较优越的。如果没有必须集中努力去实现的单一目标，计划经济便不如

无计划经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个人作出的判断同在中央的计划制定者的判断

会是一样的或优于后者；因为不存在经济应向哪里发展的单一方向；因此，最好让每个

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去自由地充分利用他所能得到的资源。无论企业家是私人还是政

府官员，这一点都同样适用。国家不需要为了仅仅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由而拥有一

切产业资本的经济，因为国家可以决定把自己的权限如同一个股东的权限，让自己的官

员用他们所能使用的资源放手去生产他们愿意生产的东西，只受市场赢利与否的考验。

即使国家是资金的唯一来源，也可以通过彼此竞争的多重代理机构分配资金，而不要通

过单一的中央控制；这样，寻求资本的厂家可有若干得到资本的机会。计划和公有制不

是一回事；世界上既有无计划的公营企业，也有严格计划的私营企业。

这种单一目标和没有目标或多种目标之间区分的必然结果是，计划在那些单纯仿效

别国领导体制的国家要比在那些开拓型的国家为害要少。在像英、美这种先进的工业国

家，谁都不知道经济模式在50年间将是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哪些现在尚未发

明的新商品将统治市场；哪些运输的新方式是重要的；商店会是什么样子等等。如果这

种经济现在就放进中央计划的框框里，授权给坐在中央办公室的一小批人去决定哪些发

展事业要鼓励，哪些要抑制，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经济的增长会受到阻碍。那就是说，

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产量不会提高得快一些，因为资本形成可能扩大；但是我们能够肯定，

在生产和消费类型方面不会有那么多的新商品，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变化。可能是旧的多，

新的少。如果经过开拓者指明什么是值得作的以后的10年、50年或100年，一个落后国家

单纯步这些开拓者的后尘，形势就将大大不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的中央控制也

会妨碍由于技术和制度从一种环境过渡到另一种环境始终所必要的调整。

但是计划制定者不像在开拓型国家那样容易失败，因为他们有可以照抄的的模式。

许多事情还取决于特殊的社会学到多少公共管理的艺术。大多数政府现在是，而且

始终一直是腐败无能的。创建相对来说不那么腐败、注意效率而且在这些问题上十分渴

望保持高标准的公共服务，这种艺术学会得最慢而且仅有几个国家。因此，在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如果采用公有制或实行中央计划，把经济事务的会部负责置于现行政府之手，

经济增长肯定是不可能的。在政府是腐败无能的国家里，自由放任是使经济增长的灵丹

妙药。只有建立了有效的行政机构时，私营企业和公有制或国家控制的相对优点才值得

认真辩论。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是在私人主动性和政府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无论是计划还

是国有化，而是要把这两者结合在最有成效的比例中。赞成还是反对计划，或者说赞成

还是反对企业公营的争论是从19世纪遗留下来的。实际上很清楚，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

的作用现在是而且也应当是比过去大得多，这是因为现在已可以一般地预计到增长的速

度更快。

不少已在物质文明方面走在前头的国家，是通过独特的努力，经历几个世纪才慢慢

发展起来的。现在可以预期，那些刚刚走上同样道路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政府主持下

至多用几十年就可做到。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日益增长，而且今后一段时期内将

继续增长。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留待第七章加以较为详细的论述。

（二）纵向流动

经济增长通常同高度的纵向流动即上下流动分不开，这有多种原因。

首先，如果上层阶级——商业、政府、科学及其他领域的上层阶级，不是不断地从

下层递补更新，上层阶级从生物学方面和文化方面都会退化。生物学方面的退化，是因

为如果一千个聪明人有一千个儿子，这些儿子未必个个聪明。如果我们假设，在社会历

史的某个时期，有一批生物学上的上等人处于上层地位，而且这批人以后永远不许除了

自己的后裔之外的任何其他人的后裔占据他们的上层地位，那么，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

说，这个阶级在生物学上的活力会下降。从生物学来看，一个健康的上层阶级是允许它

的衰弱成员降为下层阶级的，它在每一代都要从下层阶级中吸收一些较为有成就的成员

加入自己的行列。同样，也必须有丰富的文化素养。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封闭的上层阶

级往往倾向于追求某种形式的崇拜祖先。办事情的陈规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变化着

的世界里过多地沉缅于往日的成就。如果不断吸收一些没有过去可供回顾或急于忘怀过

去的人，这种情况就不大可能发生。

为了经济增长而从下层吸收新鲜成分的作法不能同要求平等的论点混为一谈。社会

阶层总有高低之分，就是说，在任何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

义的，总是有人要有权威管理他人，无论在商业、政府、宗教或其他领域莫不如此。我

们讨论的不是这些划分是否应当消失，因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权威，社会就没有经

济增长。我们讨论的是靠出身或靠其他测验办法把一些人递补到上层地位，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是什么。再者，那些要行使权威的人需要为此进行专门训练。他们比别人受教育

的时间越长，他们在训练期间和训练以后拥有的特权越多。有些富裕的社会有能力让所

有的儿童接受长期的费用昂贵的教育，但大多数社会作不到这一点，因而出现不同的对

待，那么，问题在于谁将受到享有特权的教育——作为选择应当靠出身还是靠其他测验

的办法。

如果仅仅在生物遗传的基础上，通过智力测验或其他途径来选拔可能担任领导的儿

童，就根本不会把发生经济增长和家庭的特权地位相联系的事。不过，事实是，一个人

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他从自己的教养中学了些什么。他在学校和在其他学府学到

的东西，有些同他的家庭无关，但是他还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这确实同他的父母

是什么人有关。如果统治阶级的文化教养同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教养差距很大，我们就可

极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譬如，在19世纪的西印度群岛，白人统治阶级的文化同新解放

的黑奴的文化差距很大。白人说，所有重要职位都应留给他们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是

在他们的文化教养中长大成人的，他们硬说，如果允许黑人进入负责岗位，不管他们的

天赋多么高超，西印度群岛很快会回到野蛮状态，因为他们继承的文化低下。其实，19

世纪在西印度群岛的白人文化水平并不高，英国人一般是看不起他们的，因为他们不讲

道德和缺乏艺术造诣。他们落后的技术和缺乏进步的经营思想使这个群岛连续处于贫穷

状态。同样，白人文化确实优于当时的黑人文化，但是，如果1838年就实行成年人普选

制，说不定现在这个群岛会更加落后。不过，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平等，而在于为特权阶

级补充成员的制度。要是当初能想出某种制度，补充更多的聪明的黑人，给他们以承担

职责的专门训练，很难说他们不会把这群岛管理得比他们实际上受管理要好。土耳其统

治者曾奉行这种政策，他们征召一些基督教男青年，把他们当作穆斯林那样培养去担负

重任；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土耳其帝国的兴盛部分地归功于这种制度。法国人在他们非洲

帝国的一些地方也奉行了类似的政策，用法国文化教育挑选出来的非洲人，让他们担任

最高的职务。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甚至在被统治者的文化同统治者的文化差距非

常大时，只要被统治者的子女受到专门训练，向他们开放最高职位也许会有好处。

如果我们看看那些有共性的社会，那里各个社会阶层的文化传统差不多，情况就更

加是把优越的职位只限于给受过优越训练的人，而不是把优越的职位只限于给“优越”

出身的人。

我们说，上层阶级如果不从下层阶级中补充新鲜成分，就会退化，我们是在假设上

层阶级只从他们自己的子女中补充。

然而，他们也许会划一条线，给自己以相当大的活动范围。譬如：南非联邦的白种

人大约占总人口的20％。因此，如果优越的职位仅仅向白人开放，仍然有相当的选择余

地，只要这200万人全都合格。这样一个集团也许能无限期地保持活力，每一代都有新的

家庭进入上层，而别人为他们开路。对比之下，西印度群岛的白人只占总人口的3％弱，

他们就不可能大力保持对领导地位的垄断，哪怕他们起初曾具有生物学上的天赋，因为

一个家庭出了纨袴子弟，没有别的出身卑微的家庭能取而代之。

另一条出路是，一个小的统治集团可以通过移民来保持住自身的地位。极端的事例

是那些受英国人统治而英国人并没有定居的殖民地。统治阶级每一代都靠移民来补充更

新，只要它能吸引有活力的移民，就能保持兴旺不衰。

根据这些事例，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负责的职位只向有限数量家庭的成员开放，经

济增长是保持不了几代人的。哪怕这些家庭在其掌权时，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是优秀的，

也将如此。如果这些家庭天赋很差，或者如果它们的文化传统同经济增长不相容，情况

就会更糟。常见的情况是，上层阶级的传统不适合经济增长。社会的上层阶级容易蔑视

许多经济增长需要的东西。它可能蔑视劳动和精打细算的精神，而把时间浪费在打猎、

射击或跳舞上，靠租金和股息过活；它可能蔑视学习、科学和新技术；甚至可能蔑视功

绩而重视出身。

如果优越职位完全让这种传统出身的人占据，经济增长一定不会出现。而大部分准

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贵族老爷的传统。

我们由此认为，经济增长会要求换掉现存的统治阶级，由另外的统治阶级来取代。

现存的统治阶级可能因为它的世界观和传统而不能适应经济增长。也许是因为它的经济

力量的基础注定要遭到破坏而不能适应。有时，经济增长会加强现存的基础，但也可能

削弱它。当现存的统治阶级从土地或从农奴制中获取财富时，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

经济发展可以提高土地的价值，也可以降低土地的价值。在提高土地的价值时，现存的

统治阶级不需要去阻挠这种发展，如为了采矿使用土地、灌溉工程用地、为富有的旅游

者开辟游乐场址等。但是，当计划把劳动力从土地吸引到工厂去；或为进口廉价食品减

少关税壁垒；或在人民中普及教育（这通常会使人们不满现状）时，可以预料，现存的

统治阶级会阻挠实施这些计划。如果促使经济增长的种种机会，恰好是会减少现存统治

阶级的财富时，统治阶级一定不会带头利用这些机会，更可能的是将带头设法阻止利用

这些机会。那么，经济增长将要靠一个新集团的出现，新旧集团之间将有一场争夺权力

的斗争，为争取改变法律的权力，改变关税权、教育制度、信仰制度或其他生活方式的

权力而斗争。

由于新型经济活动的发展往往是由上升的社会阶级打前锋，历史学家在考察经济急

剧变化的各个时期时，总是要密切注视阶级结构和阶级变动。但是没有单一的历史模式。

如果把18世纪的英国同俄国加以对比，最明显的是英国社会相对说来比较“开放”，给

商人和企业家以较大的施展才能的自由，对有土地的贵族给予比俄国的商业阶级还要高

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把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相对比，很难确认日本的社会在这个意

义上比中国的社会更开放。这两个国家中的商业阶级的地位和机会都有所差别，但是这

些差别没有大到足以说明这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年代的发展差别有多大。如果把日本的情

况同英国对比，人们就会看到，商业阶级不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缓慢发展才最终取得支配

地位的，而是由贵族中比较少的一部分爆发一场革命，他们在顺利地完成革命之后才把

商业阶级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着重说明，具有经济后果的社会变化并不总是由商业

阶级造成的——在当代反帝运动中，民族主义领袖和商业界领袖各自所起的作用也着重

说明了同样的问题（见下面第五节（一））；但是它没有触及我们的主要问题，即在一

个开放的社会里，新的经济阶级要比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更易于发展。

再者，经济增长创造并扩大了中产阶级，这主要是靠从下层补充，而在那些在向上

流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社会里，是无可指望的。中产阶级的发展是由于经济增长要更

多地利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