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那样十分普遍，政府可能不得不进行干预，把债务减少到可以偿还

的程度，以便给农民以某种刺激。许多国家为此设立了法庭。但是，如果农民会迅速回

复到以前的奴隶地位，仅仅减少债务是不够的。小农很容易陷入讨厌的债务，这主要是

由于他们易受水灾、干旱、低价和流行病等等风险的影响。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他们没有

远见，但往往也是由于放债人故意采取的政策。倘若农民欠债无力偿还，他便受到剥削，

放债人可能会迫使他通过放债人的代理人出售他所有可以上市的产品，或者在放债人的

商店购买所有必需品，在这两种情况下价格对农民都是不利的。或者，放债人逼迫农民

破产，廉价收购他们的土地，收取勒索性的租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借债是因

为放债人蓄意使农民易于欠债，以便剥削他们。政府很可能认为有必要采取反措施，防

止农民欠债。

不使小农负债过重的唯一办法是，使小农难以举债，对农民赖以借债的抵押品取消

法律保护。因此，在一些国家里，农民不得出卖土地抵债，因而土地不是一件可以买卖

的抵押品，放债人就不会预先付款。另外一些国家对作物扣押权也不给予法律上的承认。

例如，在乌干达，法律规定，非洲的棉花必须以不低于市场管理机构规定的价格，在特

许的市场上出售；同时，在成交时就必须由买主把买棉的全部现金交给卖主。按此规定，

事先把钱交给农民是危险的，除非你可以在集市日监督他，并在他出售棉花的时候从他

身上拿走现金。博茨瓦纳保护国甚至走得更远，法庭不为商店老板向非洲人索还欠帐，

所以商店老板也不向非洲农民赊销。

但是，这还不足以防止农民向放款人借钱，因为农民对于贷款有着正当的需要。如

要将私人放款人排除在外，就有必要设立其他机构来满足这种正当的需要。实际上，农

民需要保险可能甚于贷款。很大一部分债务是由于统计上可以预见到的种种不幸，如疾

病、婚丧开销、火灾、干旱，飓风或者牲畜发生事故所造成的。这类事件经常发生，实

际上提供贷款未必合适，因为如果一位贫苦农民，为了支付患病的费用、或者補种在飓

风中损失的庄稼而不得不借钱的话，他绝不可能从未来的收成中省出足够的产起来偿还

债务。所有这类在统计上可以预见的事件应该靠保险来支付。而实现这一点的障碍是收

取少量的钱来为许多人保险的代价太大。尽管如此，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政府正在开始实

行强制性保险计划，比如牙买加的飓风保险。凡在接受保险的农民都要冒同样风险的地

方，承办这类保险的费用可以通过从对农民征收的一般税赋中多提取收入而降至最低限

度，而无需对每个农民逐一作出估计。

除了保险，农民还需要信贷。由于创建了乡村合作社，向小农贷款的费用已大大降

低了。贷款的费用即为收集有关借债人信用地位的信息的费用，收集分歧付款的费用及

监视他的动向的费用。如果一家商业银行贷款给农民，为数在50英镑以下，那么这笔贷

款的费用可能很容易相当于年利20％。

但是，对于村民来说，这笔费用是很低的。他们对于借债人的身世及其秉性了如指

掌，他就在他们中间生活，所以他们能够监督他的一切财富，不管怎么说，他们这样做

是为了取乐，不论他是否借钱。因此，乡村合作社可以比它们的借款利率高5—8％的费

用放款。这种合作社的规模不宜过大，在这个单位里，每个成员彼此了解，否则那种不

用花钱便可获得情报的主要优势便化为乌有。它们通常还需要政府官员的某种监督，因

为社员们往往没有足够的经验来管理一个组织的事务和照料财务。况且，当合作社与买

卖农民的产品的机构连结在一起时，它便很少有呆帐，因为农民所欠款项可以用他的产

起来自动抵债，所以拖欠债务和呆帐便可避免。

在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信用合作社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它们把重点

主要放在鼓励小农储蓄和为他们提供便宜的银行服务上面。但是，农民需要的资本要比

他们能够储蓄的钱多得多。只要能够获得资金，不管是从向农民本身征税得来的还是从

其他经济部门得来的，或是从外部来源得来的，信用合作社都是向小农贷款的极好渠道。

向放款人借了许多债的农民的态度和由于建立农民自己帮助管理的信贷制度而使债务保

持在能够偿还的限度内的农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耕种的规模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土地改革者们已进行过许多

辩论。在一些国家，由领工资的农业工人指导耕种的大农场正在分解为小农庄。而在另

外一些国家，正在迫使小农把他们的土地合并成为大农场，作为集体农业单位来经营。

如果采取机器耕种方法或大规模控制灌溉、种子、病害预防、加工和销售能够省钱

省时，那么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的效率要比小规模生产高，经济增长也比较迅速。几乎总

是存在着某种有利于大规模耕种的差别——大规模的意思是指，比如可耕地面积不少于

300英亩的单位或者拥有相当于300英亩可耕地的土地的单位（超过比如说1000英亩可耕

地，管理上的不经济现象马上就会表现出来），但是差别的程度部分取决于作物和土地

的性质，部分取决于围绕保持高效的小型农民服务机构做了多少组织工作。

让我们先谈谈机械化耕种。首先，机械化耕种是不经济的，除非是与资金相比缺乏

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十分充裕，像在印度和中国那样，实行机械化的主要后果就是增加

失业人数，为了进口机械设备及其燃料而不惜耗尽有限的外汇。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

政策的目标应是尽量提高每英亩土地的产量，而不是每个农业工人的产出。如果由于土

地太硬，或者由于天气或气候的原因，时间太短而无法用人工完成耕种任务，而用机械

则能使无法用人工耕种的土地得到耕种，在这种情况下机械化能增加产量。这是有价值

的贡献，但是除此以外，手工耕种的亩产往往高于机械耕种，因为手工耕种比较仔细。

机械耕种若能把本来要用于饲养牲畜的土地腾出来供人使用，在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也是

经济合算的。这一方面要看机械和燃料（可能也得进口）的费用多少，另一方面要看腾

出来的土地上所种的庄稼的价值如何。这还取决于农民在不再需要牲畜进行耕作时实际

上是否少养牲畜。这种算法在中国应用起来效果如何难以肯定。但是，在牛仍在宗教上

起作用的印度，机械化目前在农业政策中的作用还很微小，这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与此

相反的情况是土地十分充裕，如在西非的某些地区就是那样，在那里，政策的目标应是

使每个劳动者而不是每亩土地的净产出达到最大限度。一般说来，经济增长在农业以外

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新需求，减少可以腾出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的比例。与此同时，机

械化也减少了对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每名农业工人的产出，因为它使每名

农业工人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在劳动力缺乏的地方，机械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的

组成部分，但在劳动力充裕的地方，它只是稍稍起了一点作用而已。

如果说由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相对缺乏而适合使用机械，机械化能否实现则取决

于土地和作物。机械耕作适合于平坦的、用于种植一年生作物的和不易发生涝灾的土地。

山地不适于机械耕种，从这一观点出发，还是归小农所有为好。

长期种草植树的土地也不需要机械耕种。天气酷热或雨量极多的国家用机械耕种是

否明智，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些条件限制了应用机械耕种的地区。在这方面，如农田的

面积使农民购置机械设备有利可图，那么经营这种农场才有好处。这就是说，在气候温

和的条件下可耕田不到100英亩，看来是不利的，而耕种的农田为300或400英亩在西欧往

往是最经济的。

无论如何，如果机器为一个中心机构所拥有，并由这个机构有偿代农民耕田，由农

民自己来种植、除草和收割的话，机械耕作是可以同小农相结合的。由拥有机器的中心

机构代为耕种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是行之有效的。取得成效的条件在于农田不能太小

也不能太大，比如在12—50英亩之间。

如果农田太小，机器完成的工作大部分本来可由农民自己去完成，而且农民自己干

活要比机耕费便宜。反之，如果农田很大，工作量也就很大，于是农民就有理由拥有自

己的机器。

农场需要机器时马上就能得到自己的机器特别方便，不必排长队去等待。这是妨碍

农民联合拥有机器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之一：农民的困难在于商定由谁在什么时候得到

机器。这种困难在像西欧那样天气变幻无常和难以捉摸的国家里，也许比世界上一些其

他地区更为严重。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主动组织政府或集体所有的机器合营机构，或者

鼓励拥有多余机器的私人企业家或大农场，以收费方式为小农场主提供机耕服务。在农

场具有适当规模的地区，这种安排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如果经营平原土地的农

场大得足以拥有自己的机器，那么用机器耕作一大片平原沃土的费用，几乎总是比分成

小农场时的机耕费用为低，不论人们把中心机耕机构的活动组织得多么有效。

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销售，尽管实际上分散买卖要比分散机耕容易得多。

因为总有中间人愿意从农场主手里购买少量农产品，然后把几家农场的产品汇集在一起，

以便大规模地进行最经济的加工和销售。尽管中间人时时都有，但是他们的服务到处受

到指责和调查，理由是他们效率不高，人数太多或垄断。在中间人服务效率不高的地方，

通常可以建立检查制度，譬如进行强制性评定等级时的检查制度，予以防止中间人过多

通常是由于不完善的竞争造成的。过多的中间人也许能够在他们明里暗里同意不再减少

的最低利润的掩护下存在下去。过多的中间人如果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领域——由债务、

情感或法律规定的分区条例同他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某一批农民——也能存在下去。在

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补救办法通常是开展竞争，因此必须偿清债务、停止分区和禁止

商定物价和销售份额的安排。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即垄断组织确实比许多小中间人的

竞争更加有效。比如，在大厂里进行最经济的加工。在这样的情况下，补救办法在于搞

合作销售，对私人中间人施加物价和利润的控制或建立国家销售机构。

合作销售能否成功取决于与之竞争的私人企业家的质量。合作社有时能出售一种比

中间人提供的质量更好的产品，但是这一情况只有在中间人在安排农作物收购和分类方

面效率极差或者是在对优质农作物规定适当的优质优价方面效率极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换言之，这大概是一种迹象，表明他们之间缺乏竞争。如果中间人之间缺乏竞争，这一

事实正使他们的效率降低，或者造成人数过多、获利过高，这些条件对合作社取得成功

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如果中间人的工作卓有成效而富有竞争性，他们往往会由于具有更

大的灵活性而在竞争中击败合作社组织。但这并不是说，合作社只能在垄断条件下取胜。

发生这种情况时，中间人也许会“成帮结伙”来对付他们，施展垄断者所惯用的一切伎

俩——价格战，排他性交易安排，等等；合作社对于这些伎俩可能无力战而胜之，除非

合作社的成员受过足够的教育，拥有足够的物质能坚持下去。或者买卖的规模或许是合

作社无法控制的；小农场主可以自行经营一个小的轧棉厂，但是他们却难以像合作社那

样经营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碾米厂或糖厂。这就是在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例如拥

有30多英亩土地的农场——的农场主中间合作销售获得最大成功的原因。当农场主经营

的土地在20—30英亩的水平上时，他们可以合作经营的范围则是有限的，比如鸡蛋、牛

奶和其它少数几种不需要精密加工的产品。超过这个规模，他们只有靠法律控制或者建

立法定销售机构，才能在中间人中不受垄断做法的损害。

除了机械耕作和销售以外，其他一些活动也是能够分散经营的，并或多或少取得了

成功。灌溉工作可以由一个单独的水利管理机构控制。种籽控制则比较难以实施，但是

如果一个合作社或者一个国家机构保持着几个纯种农场，并且说服农民或者（像在乌干

达那样）强迫农民只能使用由这些农场提供的种子，这也是保证可以做到的。植物和动

物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工作更难做，但是这亦可依靠法律或说服教育加以贯彻。期望小农

场像大农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