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

在人口过剩的条件下，地主可能拿走农民的一半产品。在历史上，奴隶制和农奴制也很

普遍。这种划分可能完全以少数人拥有财产为基础。另外，还有旨在维护某个种族、宗

教或文化集团的特权的其他障碍——比如工业国家里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可能是少数人

维护这种障碍，但多数人对少数人保持这种障碍也是同样可能的。当然，还有“阶级战

争”，现在预计雇主和雇员将彼此进行这种战争。

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在促进某种分化，因为政府通常都从某一个集团得到支持。有反

对地主和城市的农民政府；反对农民和工业家的地主政府；白人至上的政府、反白人政

府、奴隶主政府、天主教政府、新教政府、资本家政府、劳工政府等，事实上，所有政

府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之间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切分化的基础之上的。“中立”政府从未

存在过。某些最好的极权主义政权试图在各阶级之间保持公允的面貌，但是，即使保持

公允也不过支持现状而已。民主政府要装得公允没有极权主义政府那么容易，因为大多

数的选票总是倒向那些能够鼓动起最大热情的人，除非选民已有一种容忍和理智的传统。

我们感兴趣的是阶级剥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关的几点是其对社会流动性及对积

极性的影响。奴隶制、农奴制、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以及以等级、出生、种族或宗教

为基础的一切划分都减少了纵向流动性和职业之间的流动性，从而使社会无法利用一些

优先人才担任高级职位，迫使它依靠一些庸才来担任本来可以由优秀人才来担任的职位

（第三章第三节（二））。这一点的重要性如何取决于特权阶级的大小及其气量如何。

如果它的人数很多，它可以为所有高级职位提供所需人才。如果它气量大，它会破例起

用被排斥在外的阶级的最优秀人才，甚至可能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而破例利用聪明的奴

隶、犹太人或其他下层人民的才华，同时把其余人牢牢置于俯首听命的地位。为了繁荣，

只需要有少量的纵向流动，只是下层集团中最优秀人才的流动。但是，为了繁荣，需要

更为广泛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最好是人人都积极地充分利用自己面前出现的机会。

对于从前的农奴、奴隶、农民及大多数其他下层阶级的人缺乏积极性带来的影响，

现在已经普遍取得一致的看法。对积极性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目前时髦的阶级战争，即雇

主和雇员之间的战争上。目前，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都在朝着对资本家课以重税，利用这

种收入来向雇员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这个方向前进。这种政策的两个部分都受到了攻击；

攻击对资本家征税的理由是这样做不利于投资，攻击提供社会服务的理由是这样做使工

人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以及直接为工人的孩子的教育或者为防止失业、疾病等保险提供

经费。从理论上说，由穷人掠夺富人可能会葬送繁荣，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问题只是

在什么限度内这样做才是安全的。（历史上的事例有：对公元前2500—2000年期间埃及

繁杂的衰落的原因所进行的一些非常可疑的猜测，对公元3世纪任意征税在破坏罗马帝国

的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所进行的同样可疑的猜测，海地革命的后果的有关例子也是可疑

的。如果罗马帝国的例子能够成立，从中得出的结论大概是起破坏作用的是任意征税而

不是高额征税。企业界大概能够使自己适应几乎是任何水平的征税，如果它知道该期望

什么的话。至于腐败，具有破坏性的可能是无法预料的东西：就像罗马人受到的突然征

税一样。）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停滞既可能是掠夺富有创业精神的少数人造成

的，也可能是剥削多数人造成的，至于哪种情况适合于这些类别则仍然是不可知的。

第四，政府由于对同外国人交往设置障碍可能妨碍经济增长。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什

么外贸常常是经济加速发展的起点的原因（第五章第三节（二））。外国人带来了新技

术、新趣味、资本和不断扩大的市场。他们也可能带来剥削。但是如果为了防止剥削而

把他们完全关在门外，国家也同样失去了他们带来的刺激。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会情不自

禁地阻碍同外国人的交往，因此排外是笼络人心的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同样

有一些软弱的政府，它们签订协定，为了一点小利而向外国人出让有价值的东西，或者

任由外国金融家摆布而失去主权（第五章第二节（三）和第六章第二节（三））。

只有最好的政府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目前，大多数欠发达国家

都处在对19世纪的帝国主义作出反应的状态之中。它们讨厌外国资本和外国管理，它们

急于做的是保护自己不受进一步的剥削，而不是利用目前的机会。

第五，政府由于在公共服务方面花钱不够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发展需要公路、供水、

教育、公共卫生等等。如果有足够的机会让私人企业来弥补这种不足，这一缺点并不严

重。

政府做的一切事情，私人公司在某个时候也都几乎做了，其中包括修筑公路、提供

警察、消防和仲裁。实际上，在公共服务的大多数领域，私人企业是开路先锋，政府只

是后来才介入的。但是，它们在各地介入以后，都把这些服务从私人企业家那里接管过

去了，因为各地似乎都认为，“公共”服务还是由“公共”当局操办好。无论如何，不

管是否需要由政府来操办这些服务，它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是发展足够的公

共服务，因为这些服务是其他事业发展的必要基础。

政府也有重要的开拓工作要做，而许多政府却没有这样做。它们需要做多少事情取

决于它们的私人企业家的人数、质量和冒险精神。国家越落后，政府开拓的余地越大。

（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伯利的经济活动及日本政府19世纪末期的经

济活动。）需要由政府来支持研究、请移民来建立新工业、保护新兴工业、支持外贸工

作、建立农业推广服务、低息提供信贷等等。因此，如果一个落后国家的政府不管是由

于懒惰还是由于哲学信念，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那是不幸的。这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

的大英殖民帝国的不幸。对大英殖民帝国的剥削比对历史上其他任何帝国的剥削都少。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对贸易特惠没有加以限制，没有征收贡赋，在经济生活中没

有什么等级制度。和平建立了，腐败现象减少了，司法公平地实施了，外贸前进了，公

共服务建立和扩大了。但是，这个帝国在经济上失败了，原因正是它奉行自由放任的政

策。在农业方面，没有教农民学会新方法，也没有向他们提供新的种子或肥料；在工业

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扶植新的制造业，没有帮助它们度过发展中的困难阶段。因此，

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始终是缓慢的，与受到其他福利措施鼓励的人口增长速度差不多。并

不是所有现代帝国都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放弃了

自由放任的政策，实行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措施，可惜为时已晚，无法赢得臣民的忠诚。

比利时人在刚果实行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看看它的结果是很有意思的。

与自由放任相反的是，政府对管理经济过分热情也可能会阻碍它的增长。科尔伯特

认为有必要规定布的宽度，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压制私人零售业。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

不能取代人民的积极性和常识，所以一个不许人民发挥积极性和运用常识的政府必然会

限制经济的增长。例如，苏联把经济成就归功于中央计划，但这是错误的。它的成功是

由于高度的资本形成，就像日本取得的成就一样，而日本并没有采用俄国的计划方式，

而且通货膨胀率也没有俄国那么高。如果苏联允许人民发挥更大的积极性，消费者用同

样的钱得到的服务的质量就会好得多，农业的产量就会高得多。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问

题是在计划过多和过少之间以及在国有化过多和过少之间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这里不

宜对这个问题扯得过多，因为本作者在以前的一本书中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其次，政府如果把过多的社会资源用于做自己的事情——修建纪念碑、市政厅、金

字塔、公园、公路、学校或其他公共服务——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政府所有的活动几

乎都间接有助于增加其他产出，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些活动产出多些，有些则少

些。如果政府把大量的钱用在自己的服务上，就可能把本可以投资在私人部门并产生更

大效益的钱用光。在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里，有时有人为这种大手大脚的花钱辩护，理

由是，如果不把劳动力用于这些方面，他们也是失业的。诚然，如果在使用剩余劳动力

时不同时使用其他稀少的资源——物资、机平等，那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并不总是能

做到这一点。此外，即使浪费地使用剩余劳动力不减少其他产出，有成果地使用这种劳

动力则会增加产出。如果有剩余劳动力，用它来扩大灌溉系统比用它来造金字塔好。

如果作为政府经费的税收是用挫伤积极性的办法征来的，那么政府大量用钱除了实

际浪费资源外，还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这基本上是一个方法问题。如果人们知道，他们

得把很大一部分收入交给别人，他们可能不愿意作出额外的努力；这一点还不能绝对肯

定，因为作用可能是一样的，即为了达到想往的生活水平，有必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但

是这可能是一种反作用。如果人们作出这样的反应，按产出比例征收所得税和土地税就

会妨碍积极性，如果这些税收比方说高于三分之一，情况也许会更譬如此。但是，如果

征收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这种影响基本上可以避免。纳税者通常不知道他购买的物品

的价格中含有多少税收，所以只要税收的消极影响是心理上的，采用间接税而不用直接

税的办法就可以避免。（我们在前面的第二节（二）中已经看到，间接税可以同直接税

一样进步。）

此外，税收的变化可能比税收的绝对水平更为重要。人们讨厌增加税收，对任何增

税可能都是反对的，直至在他们头脑中的印象消失为止。如果增加的是间接税，效果则

可能是使人们增加努力，而不是减少努力。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一）中所看到的，

随着人们作出努力的报酬的增加，他们工作的时间减少了，因为他们用不断增加的收入

买来了更多的空闲时间。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提高税率的效果必然是增加努力，如果所

征的税是间接税的话。人们还特别讨厌税务机关可以随意变化的反复无常的税收。如果

不是根据收入而是根据商品征收的税收稳定，人们就会使自己适应任何水平的税收，使

自己保持“合理的”生活水平。因此，高税率对人们的努力的影响同贫瘠土壤或其他贫

乏的自然资源对人们的努力的影响是一样的；生产率低可能激励人们作出努力，也可能

使人们泄气，或者与人们的努力毫不相干；对此我们也说不准（见第二章第三节）。

（对提高税率的影响感到有把握是可能的，但是对实行高税率的影响则仍然不得而知。

因为对一种税的眼前的反应和最后的反应并不一定是一样的。）

因此，如果征收的是间接税，如果避免变化，那么在长期内税收可达到的比例并没

有简单的限度，比如25％或50％。所以，如果人均实际收入增加，边际间接税增加的幅

度大于平均间接税，那么政府的份额将一直增加，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提高，而且由

于税收未变，大多数人对此将漠不关心。因此，高税率如处理不当可能会挫伤积极性，

但如使用适当的方法，可能不会影响积极性。高税率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实际负担是，它

可能把本来可以作为效益更高的投资的资源用光。

浪费资源的极端的例子是把资源用于不成功的侵略战争，或用于虽取得成功但得不

偿失的战争。战争降低了资本形成的速度，使许多有才华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丧生，加

强具有军事头脑的人对具有经济头脑的人的力量，而且与群众的看法相反，对刺激有用

的发明毫无作用（见第六章第三节（三））。为战争付出代价的最近的例子是德国；谁

能怀疑如果德国人能避免1914年和1939年的战争，他们现在还会繁荣得多？

政府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方面就是这些。显然，施政得当是很困难的，所以丝毫也

不奇怪，大多数国家在大部分历史上经济都未取得增长，而一些最繁荣的国家由于官场

腐败而走向衰落。政府花钱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控制既不可太严，也不可太松；

主动性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对外国人既要予以鼓励，又不可受其摆布；既不允许

阶级剥削，也不助长阶级战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