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氏辞退。这两条消息除“驱逐”和“辞退” 是一时的谣言外，都是事实。但一经《申报》登载，“大家都信以为真”，于

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 战。

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全文转载《荆生》，同时转载了李大钊发 表于《晨报》的《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文1《旧党的罪恶》，《每周评论》，

1919年3月2日。 中严正指出，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不敢光明磊落的站出来，

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 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陈独秀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

汇集了京沪五家大报的评论。上海《时事新报》：“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 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

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 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中华新报》：“陈独秀等创文学

革命论，那般老腐败怕威信扫地，饭碗打破，遂拚为轨道外之反对。”《民国 日报》：“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

等，尤于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 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辉光大。??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者之数人，竟

为恶政治势力所摈。”北京《晨报》虽然知道所谓“驱逐”是谣言，但仍然 指出顽旧者“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

《国民公报》：“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孔孟之言， 何以不许人有是否其间？昔日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更有

趣的是一位中学教师以批改中学生作文的笔法，逐段指出古文大家的大作《荆 生》，其“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实在是“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

校学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 之用”。1可见在这场思想激战中，林纾一出场犹如过1陈独秀：《关于北京

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1919年3月16日。

街老鼠，人人喊打。 而林纾于3月18日致蔡元培公开信，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

所系属”。而北大则“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 又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买浆之徒，所操之

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还说他虽年垂 七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甚操”。

林纾的顽固不化，于此可见一斑。 蔡元培回信说北大教员并没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至于教

员在校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新青年》也不过“偶有对孔子学 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

孔子为敌也。”北大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蔡元培在回信里反唇相讥， 你林纾“曾译有《茶花女》、《迦茵传》、《红礁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

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 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

学校无涉，亦何必强以责任归之于学校耶”？1蔡元培既不愿放弃思想自由 之原则，也不愿使北大卷入这场斗争，他希望划一条校内校外的界限，区别

学校当局与教员在校外言论的责任，因此一再为学校辩解开脱，试图将大事 化小。对于这种温和的态度，有人批评说蔡先生“智勇足为大多数人的景仰，

而观其此信，尚不敢为真理大义创释放思想之论”，因而感到遗1

2志拯：《思想革命中之北京大学》，《每周评论》，1919年4月27 日。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言报》，1919年4月1 日。憾。2

林纾却不管你什么校外校内，将“覆孔孟、铲伦常”之罪责，首先归咎 于蔡元培。他在3月19日至23日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妖梦》。

小说里的第一位人物元绪公是白话学堂的校长（影射蔡元培，元绪即乌龟， 是骂人的话），另有田恒为教务长（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

适）。田、秦二位提倡白话，元绪赞同，最后来了一位奴怪把三人统统吞噬 了。林纾对新派人物真可谓恨之入骨。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取缔《新 青年》、《新潮》等刊物，否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

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1。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他于4月13

日、27日出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编辑、刊登了《特别附录：对于新旧 思潮之舆论》，其中汇集了京、沪、浙、川四个省市14家大报发表的有关

这场斗争的27篇文章，共约2.6万余字，其内容：

（一）“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四大信条， 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我们必须尽力“与之奋战苦斗”。

“新旧两派不能相容，不妨以笔舌相战，以待识者之为公判，今乃欲借政治 势力，以压服反对之学派”，其“荒谬绝伦，莫此为甚”。

（二）旧伦理和文言文不适应时势的需要。“所谓固有文1《申报》，1

919年4月1日。 化，无非是孔孟的伦理学说”，而伦理学“随着人生的观念，变动不居。??

今日何日，岂容闭门独尊，故步自封乎”？有文章向青年指出“这是新旧思 想开始的决斗，以后的事还多着呢。??青年的脑筋要冷静，要明晰，要远

大，要新鲜，不要被那般守旧派的人迷惑住”。

（三）林纾学风恶劣，“为感情所驱，自陷而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 之蟊贼”，“鬼鬼祟祟，狐假虎威”，“于自身人格上，贻世人莫大之羞”。北

京《国民公报》上一文的作者虽然不承认学说、思潮有新旧之别，但也认为 林纾的“信中绝无一句讨论学问的话，都是成见，都是意气”，应该“好好 的开导他”。

（四）赞扬和砥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派人物，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凡 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今幸有陈先生辈宁牺牲

权利不肯牺牲主义之主张，新学界之士风，当为一振。尤望陈先生??始终 勿为威武所屈，而为吾国一洗此虚伪欺诈之积习也”。若先生不幸而被辞退，

为主义而牺牲的“真诚纯洁的精神，已彰然流露”。“新学派之声势，必由此 而益张然”。驱逐先生，犹如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之《新

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愿提倡革新诸君，自觉其责任之 重，知旧势力之大，力与奋斗，百折不挠??真理所在，生死以之。??

最后之胜利，必属于革新之诸君矣！”11以上引文，均见1919年

4月13、27日《每周评论》的《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 这14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

《新青年》自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 检阅。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

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透过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 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

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第六卷二号

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 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

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编辑部同人这种文责自负的精神并不 足以减轻北大所受到的压力，以及北大教职员的忧虑，何况北大里的顽固派，

他们早就想把陈独秀驱逐出去了。

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 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4月8日实施了，推举马

寅初任教务长。1为封建恶势力的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下台了。 蔡元培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当文科学长，但还是北大的人员，这是属于北大

内部机构的变动。这样解释无论是对蔡元培或陈独秀都要体面些。

1《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0日。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冲出了封建主

义的牢笼，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的新青年才能勇敢地走向街头、广 场，举行游行示威，火烧卖国贼的住宅赵家楼，点燃起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火。

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些满脑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女知识青年，不 过是摇头晃脑地哼哼几句古文，写些佶屈聱牙的之乎者也罢了。

新文化运动直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一批反帝爱国运动 的中坚分子，伦理的觉悟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动力，白话文成为爱国运动

广泛开展的宣传工具。

四十年代时，毛泽东赞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主要是指的陈 独秀对青年群众的政治思想的领导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强行把战败 国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与日本，拒不归还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6月28日，战争的一方是协约国

（英、法、俄）；另一方是同盟国（德、奥、意）。大战发生不久，日本即于 同年8月15日对德宣战，乘机占领胶济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915年5月25日，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1917 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意、俄四国取得了秘密的谅解，四国承认日

本在山东的特权。同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并借参战之名向 日本借款，成立了参战军，扩充一己之实力。参战军虽然没有参加对德战争，

但有10万华工被派赴欧洲战场，为协约国军队运输弹药给养和修筑工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各国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一场恶战，双方都是非 正义的。

陈独秀当时并不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英、法 等国，反抗君主制的德国是正义的，他站在英、法一边极力主张中国参战，

说“国际今日之抗德，犹如吾国前日之讨袁”，正义在英、法一方，中国加 入对德战团后，将来“有列席和议之权，其时发言效力，固必极微，但也较

由他国代吾人发言有利”。1陈独秀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但他不认识资产 阶级民主的本质，不了解自由资本主义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早已

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英、法的民主制与德国的君主制，不过是政体形式的 不同，其阶级实质都是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对外

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抢占和掠夺殖民地。当时，陈独秀还不明白这些 道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推理，因而产

生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

1918年11月，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各校于14日至16日放假三 天，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中国是协约国的一员，现在协约国战胜了，那末德

国在战前占据的青岛及其他特权，自然应归还中国，人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喜 悦心情庆祝胜利的。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这次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

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1《俄 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3卷2号，1917年4月1日。

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1根据这样的认识和推理， 他主张“我们东洋各国列席〔巴黎和会〕的委员，应该联合一气，首先提出

‘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当作东洋各国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 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

然从根消灭了”。2

陈独秀对外存在严重的幻想；而对内，他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勇敢 地提出了“除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主张。“中国若不除去这

三害”，政治永无清宁之日，“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 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

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 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3陈独秀一旦涉足于政治斗争，便把

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军阀，把希望寄托于人民的觉悟和群众的政治运动。

2月20日，国内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召开。4巴黎和会自始为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