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毛泽东选集》第646页。 明的“教条主义”是不一样的。陈在运用这些教条时，经过了自己的一
些思索和“消化”，确认其为“真理”，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一些筛选和 改造；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跳不出“教条主义”的圈子呢？根子在于他那个
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理论上的贫乏，使他无力鉴别外来理论的 是非，也创造不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
陈独秀走上托派道路，完成了他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转化。对这次转化， 托派曾吹嘘“其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
还在向上的象征。”1恰恰相反，这个转化，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 妖孽”转化为“康党”，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不断进步之
后的一次大倒退，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对“中东路事件”的意见性质不同的“三封信”陈独秀在向托洛茨基主 义转向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是根据1896年的
《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1897年的
《旅大租借条约》、1898年的《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
的。1897年71犀照（即彭述之）：《悼陈独秀》（1942年6月6日），
《斗争报》（托派中央机关报）第6卷第1期。
月动工，1901年11月竣工，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 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
不受任何报酬”1。但是，1924年5月，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时，按 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共管”。
1926年3月，苏联曾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是主席，成 员有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据托洛荻基说，该会在中国共产党
和国民党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次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 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至
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同时
“必须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2。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 需要，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了驻广州、上海、武
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及商业机构。
1929年5月，蒋介石出于上述需要，同时为了借他人之手削弱张学 良东北军的势力，以便进一步控制东北，又不顾苏联政府的抗议，指使张学
良派军警包围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12转引自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 对派》，载《中国革命问题》第316页。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载《新青年》 第7卷第6号。后来苏联出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将“归还中东
铁路??”这一段文字删去了。
行非法搜查和劫掠；接着，又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作出武装进攻 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
被迫于7月17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 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并保留1924年《中苏协定》中的 一切权利。
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蒋介石制造的这个事件，表示喝采和 鼓励。他们并且乘机干涉，企图趁火打劫，染指东北，提出所谓国际共管中
东路的方案。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也对这个事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
联”的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 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
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 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
（罗绮园）、《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 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
9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1。 这些文件和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阴
谋，但却提出了过“左”的宣传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 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1分别载《红旗》第31、33、34、4
9号。 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等。在行动上，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
工，甚至号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 联的战争”。
当时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在组织上作为中国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
的决议之外，还由于对形势有一种“左”的估计，认为中东路事件是整个帝 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促使世界和中国革命高
潮的到来，早日结束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形势。
这种情况，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改变了对政治问题长期沉默的态度， 在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
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他认为中 东路问题，不单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的导火线，由这导火线
而至爆发战争“是慢性的”。这种战争，无论是帝国主义各国在援助中国名 义下，共同向苏联进攻，或是苏俄退让后，帝国主义之间因争夺中东路而导
致第二次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 人民。”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
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 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 们不利的。”
鉴于此，他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 重。他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
“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 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
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为此，他提议中央赶 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说的这样几句话：“并且帝
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 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
潮更快的到来。”他认为这种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 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1应该
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在当时全党及全国纷纭 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
但是，中共中央在8月3日复信时，却认为，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 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指责陈提
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 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 利益”2。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对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的批 判，上纲最高，说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等。他
发表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列数陈独秀的意见有七大错误，“从共产主义者 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一）不了解战争问题的本质；（二）
12《红旗》1929年8月7日。
《红旗》1929年8月7日。 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去研究战争问题；（三）
不了解反苏战争的意义，不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了解这一战争 的意义；（四）“把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战
争，看成有同时爆发的可能，而且以为这些战争的是否爆发都由苏联的政策 来决定其命运”；（五）把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
看成同样的“直接蹂躏中国人民”和“加于中国民族灾难”的战争；（六） 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七）把“中国具体的民族
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对立起来。他说综合这七种错误，就是陈独秀
“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 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 行动”。
这种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 潮到来”的混乱思想，正是陈独秀7月28日给中央信中揶揄的对象。
王明的文章又指出，陈独秀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 的历史继续”：（一）在国共合作中躲在为“民族利益”的旗帜之下，牺牲工
农群众的“阶级利益”；（二）把“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对立起来， 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
党领导的中心；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 然反抗；（三）放弃和不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和小资
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四）不懂和不愿以群众的革命武装力量去战胜反动的 武装力量；（五）不认识和不了解革命高潮。1王明的文章，是一个媚上（苏
联和共产国际）欺下、打棍子多于说理的代表作，充分暴露了说教者不学无 术的政客嘴脸。可惜在那个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尊重淹没了理智的年代，
这种丑恶的东西竟能在党内横行。
陈独秀自然不能接受党中央以及王明之类的批判。他于8月11日，再 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认为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
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 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
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 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 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
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他辩驳说：7月28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 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
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 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
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1韶玉（即 王明）：《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
0期。 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最严重的是，陈独秀也反过来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
原则的错误，“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 现。”1这样，双方就把中东路问题上宣传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大大地升级 和激化了。
为什么本来简单的问题会如此复杂化，一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和策略 之争，会发展成原则路线之争呢？这是因为与这个争论绞缠在一起的，存在
着一个陈独秀转向托派、反对党的“六大”路线的问题，即在7月28日与
8月11日之间，他给党中央系统阐述托派理论路线、并要中央接受的那封
8月5日长信，甚至在8月11日信的末尾，他要求此信与“八·五”信、 都能早日在党报上登出。
从1929年7月到11月陈独秀与党中央争论并被开除的全过程看， 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一支与主旋律不太协调的插
曲；而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欲以托派面目改造党，则是酝酿已久的必然的 事件，是他与党中央争论的主旋律。正是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导致了他与党
的决裂。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不发生“中东路事件”，他也是要与党决裂的。 所以，有人说陈独秀是由于中东路问题上发表了与党中央不同而正确的，意
见被开除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只观其表，未察其实；一叶蔽目，不 见全局。而1《红旗》1929年8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