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组织关系，但五年以前早已脱离；既非
本同盟的一员，自无代表之向史大林党接洽合作的资格，其行动亦与本同盟 毫无关系。至于其接洽内容之违背本同盟上述一贯主张，当然无加驳斥之必
要。恐外界误会，特此声明。”不仅如此，声明也向陈独秀暗示：“以前或今 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1
罗汉当天就给彭述之一个绝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志与兄（指彭述之—— 引者）等被叛徒背卖，遭受缧绁之厄后，对于一些言论似左行为可疑的同伴
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们陆续叛变出去，还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来自 己事实上与组织脱离关系，且亦不悉组织之如何组织也。此次赴京，纯本朋
友之谊面图援助几位贞坚卓绝的革命老战士出狱，而西安之行亦为此而抗辩 一串无稽之谣诬，并申述吾侪老友，最早即主张发动全国武装抗日之事实，
尚有‘一二八’一役时三人签名所提出之合作纲领可为考证。日昨在兄寓所， 晤赵济、独清二位，说彭兄代表现在组织，因洛甫、泽东为商讨联合抗日问
题致弟私电开列三条事件，决定弟写一申明文献刊布，以免世人误会上述弟 一己经历之事件，与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有缠夹不清之观测。弟亦因与此
一崭新组织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时成立。以故如此一节申明，亦惟有烦兄设
1《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紧要声明》，《斗争》第2卷第9期，1937年10 月2日出版。
法转达也。”1罗汉的信不仅说明了他的活动与托派组织无关，而且表 示了对其的蔑视，不知其为“何物”。
陈独秀也对托派的声明嗤之以鼻。他在11月21日给陈其昌等的信中 说：“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你
们乱骂史（指中共——引者）国（指国民党——引者），尤其是骂史，虽然 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
向何处去！”接着，他表明了与党“合作”问题的态度：“我对于史合作，在 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是在同
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 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
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
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陈独秀这里透露了他当初对罗汉的活动 不表示可否的原因。与中共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不妨试一试；结果，
条件太高，所以“现在谈不上”。他有点自知之明，觉得托派的力量太小， 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他一不愿承认加入托派的错误，二不愿发表公开
脱离托派的声明，而所以这样，根本的原因是，他仍坚持托派的基本立场—
—城市国民会议运动为中心的路线，反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 线。具体说，在中国社会性质、共产党性质和革命道路上，与中共中央存在
着原则的分歧：1罗汉给述之的信（1937年10月1日），手稿。
（一）他仍然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
断，认为中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没有什么一半一半”1。 他的逻辑是：只有说中国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或“中国已经不是一
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才能解说中日 战争的起因及抗战的胜利；“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
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 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
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 尤其不堪比较长期的战争。”2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侵略
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是不该进行的，更谈不上胜利了。
（二）他仍然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说“中共人数远远超 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所以，他主
张让托派来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3。
（三）他反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说：“有些人们虽然 口中也曾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
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 抵制国民会123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1939年1月）。
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单行本），亚东图书 馆行，1938年版。
《资本主义在中国》，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1集，亚东图书馆 发行。
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 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
的错误路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都由于未能了解并把 握这一时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并扬言：“必须把所谓
‘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 是城市领导农村。”1（四）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抗日游击战争的方 针。
他说：“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如果“跟着以最前进政党 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中国永远还 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2他甚至说：“我们
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日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 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3这种“唯武器论”与他的“城市中心”
观点相结合，使他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护国家，便 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过去的
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 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战中，如
果我们执迷不悟，过份的估计游123《抗战一年》，《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 第6集。
《民族野心》，《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政论》第1卷第11期。 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
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
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1在这里，可
以看到，在“红军”问题上，比他当年的托派观点走得更远了。 陈独秀上述一系列谬论，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是一个最没出息的教条主义
者。毛泽东的伟大，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被迫下乡上山的环境中，吸取历史上 农民起义军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指导，及建设不起无产阶级政党而
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包围的汪洋大海中，在长期艰苦的 农村武装斗争中，建设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得好：“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 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 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对
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 的一套。??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
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2根据毛 泽东的建党学说，能不能建设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好党，关键不在于是
城市或农村的环境，以及党员12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
3年版。
《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中工人成分有多少（这些无疑是重要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而在于
能否用无产阶级思想经常不断地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另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把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广泛开辟敌后农村
根据地，包围占据城市的敌人，以最后夺取城市，夺取抗战的胜利，是农村 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运用。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
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但它处在一个进步的时代， 却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这样，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发生了，于
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这就必然要求把游击 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个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当然陈
独秀是不懂得的。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时说， 游击战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并说
它的战略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至 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
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从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中游击战的作用来看，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 空前伟大的一幕。”所以，“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
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 点是不正确的。”11《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66、467页。
至于在，“敌据城市我据乡村”的条件下，“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 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作的《论新阶段》报
告中，有精辟的论述。他在分析了我国三个特殊条件——半殖民地的条件、 大国的条件、今日的条件（“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
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之后指出：“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 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
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 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
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义，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 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
交通线之后，我之行政区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给了我们以很多困 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
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1陈独秀因为立足于城市为中心， 所以城市一丢，即为“亡国”；毛泽东立足于农村为中心，所以，即使有困
难，我们必胜。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坚持城市中心，瞧不起游击队，把毛泽东思想讥为“山上马克思主义”， 这也是当时王明的观点，在这些基本点上，陈独秀与王明是一门之徒。
凡此种种，表明了陈独秀当时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是十1《中共党史参 考资料》第8集，第178页。
分深刻，十分尖锐的。因此，有人把陈独秀向南京“八办”表示赞成共 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罗汉接洽陈独秀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之事，视
为陈独秀“要求回到党内”，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低估陈在抗战问题上“转变”的进步意义，以及中 共中央把他当作抗战合作对象方针的正确性。
因此，当时的确出现了自1929年决裂以来的和解气氛。可惜，这种 气氛，很快被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一扫而空。
蒙受“汉奸”冤屈与党彻底破裂副团长康生，拿着尚方宝剑，从莫斯科 飞到延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乘当时苏联审判
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右派与托派同盟”的狂风，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 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
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 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
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
“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有人当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 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
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 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1。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