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李富春 等一批湖南籍学生组成的社会主义派。三大派外,其他自由主义、改良主义
等等也都有人信奉。陈毅完全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中。不过,只有蔡和森等所 鼓吹的社会主义思想,陈毅觉得新鲜强烈,有吸引力。因为陈毅他们虽然在
1918 年春夏间就已接触过“社会主义”,但并未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而蔡和 森他们明白宣称中国也应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成都时,陈毅曾了解过
那场“过激派革命”。当时他只知道,那是“过激党和富人作对,搞共产”。 当时他曾说,倘若那是真的,他就支持那场革命。因此,当有钱的学生说,
有钱人应该出钱雇人把过激党打垮的时候,他便反驳他们:“有钱也买不到 穷人去替富人打仗,假如穷人知道过激党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他们又何必替 富人卖命”。
当然,在陈毅心目中,这时比苏俄的成功更有吸引力的还是眼前的这个
“天国”一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看着巴黎的华美与彼邦的文明,才知 祖国毛病太多”,他更“不能不以改造者自任”了。他“到了法国以后,资
产阶级思想有了发展,崇拜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1他要认真地学 习西方世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补习法文上,也劝孟熙不要轻易接受什么“主
义”或“思想”。
在蒙达尼补习几个月法文后,陈毅被分配到施奈德公司位于巴黎克里西 门外的一个工厂工作。施奈德公司是法国有名的“二百家”大公司之一,这
个厂也是大厂,制造汽车、火车头、耕田机、铁甲车等。成都的兵工厂与之 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陈毅以为,进入这样的工厂,一定可以进一步看
到西方的发达和文明了。谁知一进工厂,他就发现“若用我们在法国社会上 的感觉,去推想工厂内的情形,完全是一种错误。”2
首先给陈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工厂内阶级森严”。“法国工厂是工头 制。资本家派一个总办,以下有总工头,工程师,监工,小工头,以下便是
工人,分如许的阶级,由下至上,与小官见大官一样”。他们不但“常常拿
1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 月第 1 版,第 37
页。
2
身份来凌辱工人”,“且工资分配很不平均”,这是陈毅“极不满意的”。3 陈毅入厂之后分配的恰恰是处于这个森严等级最下层的“杂工”。“打
扫卫生,搬运货物,工作很重”。不仅如此,外国工人还比法国本国的工人
多受一层歧视。“他们看到黄脸人,以为你是愚蠢与黑人一样。他们的对待, 令人更难当了”。象陈毅这样的外国勤工俭学生,由于“能力不强,技艺不
熟,语言不通”,当然就更“大吃其亏”。这在陈毅是思想准备不足的。他 把西方世界看作理想的“天国”,以为到处都会有巴黎街市上看到的那种自
由平等的“车揖马下”之风。这料想不到的现实,深深刺痛了他。从工厂内 的生活,他得出结论:“人道的敌人,便是资本主义”。1
其次,是法国普通工人“差吾国贫人不远”的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资 本家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货物销路一旦低落,就把工人
“大批取缔”而出。在厂的工人,如是靠一人养活的几口之家,生活已经困 难。一旦被解雇,生活就更毫无依靠了。“常见工人被辞退出厂的情形,就
用‘神情丧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尽致”。陈毅在《我两年来旅法勤 工俭学的实感》中喟然而叹:“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再有,就是陈毅感觉到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那种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 矛盾和对立。陈毅和法国工人相处得稍为熟悉一些之后,法国工人就教给他
种种磨洋工的办法,以发泄对资本家的不满。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 人们就举行罢工。陈毅入厂不久就碰到过罢工。在“五·一”劳动节举行的
大规模游行示威中,陈毅还带领同厂的几个留法同学和孟熙一起参加了。他 们的这一行动,“受到法国工人的热烈欢迎”。一次陈毅工伤休息,同厂的
许多工人来看望他。他们对厂方只准陈毅“休息三天,养伤费发得很少”大 为不满,公开“骂资本家没良心”。更使陈毅惊奇的是,法国工人对俄国的
革命和列宁的名字都很熟悉。陈毅十分具体地感到,工人和资本家是完全对 立的。只是由于“资本家有政府为后援”,有“兵大爷”们撑腰,“很不容
易至于失败”罢了。陈毅认识到:“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制度不好”,“觉 得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
在这个“罪恶的渊薮”中,陈毅个人的美好愿望也象梦幻般地破灭。他 原以为“勤工便是生产,替社会充裕生计,俭学就是求学,是精神生活,是
创造文化,为社会求进步”。“工学兼营,即理实并重”,用自己的“两手 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与求学问题,这真是少年的伟力。”可是,一天 12 法郎的
工资,除可糊口外,要想通过“勤工”来达到“俭学”的目的已经困难;做 工、自理生活,时间很紧,“所以工余求学,是梦想的了”。
蔡和森鼓吹的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陈毅面前明亮起来。蔡和森介绍 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使他感到豁然开朗。陈毅曾说:“蔡和森对我起
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 的光明前途”。
这是陈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也是他在后来写的
《选择革命和道路》中提到的“思想上第二次大震动”。从此,陈毅开始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初步研究。
3 陈毅:《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1921 年 6 月 14 日),《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 47 页。
1 陈毅:《我两年来旅法的痛苦》(1921 年 7 月 10 日),《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 月第 1 版,第 54 页。
入厂 3 个月后,陈毅被提升为技术工,工资也从每日 12 法郎增加到了
18 法郎,开始有了积蓄。这时,陈毅的思想进程发生了曲折。原因是,有了 积蓄就有可能在法国读书,将来上正规大学,以“求最后的胜利”,“可以
当个文学博士。所以又不太愿意和搞革命的人来往,怕被别人利用,要自己 走出一条路子来。下了工就补习法文,读文学作品,想搞文艺”,走“文艺
救国”的道路。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是没有变的。 他只是不想直接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而是想做一个站在革命组织之外支持
和参与革命的文学家。在这段时间中,他读了大量的法国及西欧的文学作品, 特别是巴尔扎克、雨果、卢梭那样的名家的作品,这使他不但进一步加深了
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文学修养也提高了一大步。不过,这种游离的时间也不 久,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的这种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这现实,就是法国战后的经济萧条和中国国内的旧势力给勤工俭学带来 的重重障碍。法国战后的经济困难,完全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了。而外籍工
人首先成为这种转嫁对象。陈毅的好友周光炜被从勒哈佛尔解雇回巴黎了。 提升为技术工不久的陈毅和孟熙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有些同学已要求国内
寄钱,而国内的景况又是十分糟糕。陈家更甚。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已使陈 家趋于赤贫,以致连妹妹世芳的婚事都无法料理。两兄弟只得把仅有的一点
积蓄寄给家里。依靠积蓄上大学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紧接着,他们又遇到了 四川同学安子初在紧张的劳动中喝了化工厂的自来水中毒身亡的重大变故。
陈毅深切地感到了“国内旧社会”和“资本制度的罪恶相加”的痛苦,也进 一步看到了自己无法与之分离的整个勤工俭学的艰难前途。这推动着陈毅,
使他又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靠紧起来。1920 年冬,他参加了张昆弟、李富春、 李维汉、颜昌颐他们发起组织的“工学世界社”。这个组织,实际上就是以
后的旅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的前身和外围组织,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该社
宗旨。1但是工学世界社还只是群众组织,当时公开活动的内容,主要就是争 取勤工俭学生的出路。陈毅所走上的,是热心于爱国学生运动的道路。
这时,被解雇的同学不断增多,在候工的同学当然更难安排,法国政府 对仍在工厂做工的同学也不能做出明确保证,随时有解雇的可能,而国内主
管此事的华法教育会经费拮据,无法接济同学们上学。 1921 年初,华法教 育会会长蔡元培到法国走了一趟也未能解决问题。同是勤工俭学倡导者之一
的吴稚晖已在国内宣传勤工俭学生们“既无勤工之能,又无俭学之志”,扬 言要将他们“遣送回国”。同学们既气愤,又着急,准备通过北洋政府的驻
法公使馆一总解决。
作为日收入 18 法郎的技术工,而且在工厂里与工程师逐渐亲近不会有被 解雇之虞的陈毅,处境远比其他同学为好。但是他既已跳出独立地寻找救国
道路的圈子,就没有只顾自己,而是冒着被解雇的危险积极投入了为同学们 求生存和出路的斗争。他很快成为四川学生的代表。
在学生代表们的坚持斗争下,驻法公使陈箓为解决同学们的问题当着学 生代表的面给国内拟发了电报。但是,不久后北洋政府回电说:现时国库奇
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并“责成公使馆办理”。 这使同学们大失所望。 1921 年 2 月 28
日,纷纷从法国各地赶到巴黎的 500
1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8 页。
多名勤工俭学生,在陈毅等 11 名代表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中国驻法公 使馆,与陈箓展开了针锋相对、紧张激烈的面对面斗争。
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而掀起的著名 的“二·二八”运动。陈毅由于旷工参加了这场斗争,被厂方解雇了。
“二·二八”运动得到了在法华工的支持,赢得了法国人民和舆论的重 视,也引起了法、中两国政府的关注。从法国自身利益着想,法国政府对接
纳中国的这批勤工俭学生曾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由于经济困难和中国国内的 原因把学生推入绝境,和他们的初衷是不符的。在法国一批“有识之士”的
奔走下,通过与中国方面协商,于 5 月 14 日成立了“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 由法国有关部门拨出一些款项进行维持。同时,尽量安排一些勤工俭学生做
工或就学。陈毅也被安排到圣·日耳曼中学继续读书。但是他知道,所谓“监 护”,就是为了把勤工俭学纳入中、法官方所需要的轨道。“维持费”要一
周一周地领就是明证。中、法两国政府是不会花钱培养反对自己的人材的。 勤工俭学生们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6 月的一天,陈毅从一位法国工程师那儿了解到一个惊人的秘密借款消 息: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来法,决定以滇渝铁路和两粤
铁路的建筑权作为交换条件,以全国 50 年的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向法国 政府商借 3 亿法郎巨款。
与此同时,在雷诺工厂做工的周恩来也从报纸上判明了这一丧权辱国的 买卖。这种卖国行径决不能允许。周恩来、陈毅立即分头把消息透露给了在
法同学,并很快通知旅法各华侨社团以及“工学世界社”等,于 6 月 30 日在 巴黎召开了有旅法各界代表参加的“拒款大会”。
陈毅在斗争中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不但团结和争取官费生和自 费生一起参加斗争,还深入华工区进行演说和组织。
巴黎的拒款斗争,很快影响到国内和国际舆论。中国国内的工人、学生、 知识界、工商界都支持中国留法学生的这场爱国运动,并迅速掀起反借款斗
争。法国的正义舆论也同情中国学生的斗争。其他列强由于争夺侵华利益, 得知中国向法国借款消息后也纷纷责难。中、法两国政府只好暂时把这项肮
脏交易隐匿下来。
但是,7 月下旬,同学们突然得知借款密约已经签订,而且将借款数额 从 3 亿增加到了 5 亿。8 月 13 日,规模宏大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巴黎召
开。大会由周恩来、赵世炎、陈毅、蔡和森、王若飞等主持。会上,愤怒的 与会代表控诉了卖国政府的这一罪行,痛打了拒不说明借款真相的代表陈箓
出席会议的公使馆秘书王曾思,迫使他代表陈箓“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次 五万万法郎的大借款”,使拒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拒款斗争中,除了许多领导和组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