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主张，派人送去。彭育英马上回复称，对中共项英、陈毅

“历年奋斗，艰苦革命，于敬佩之余，精神大为感召，明确了解非有中共参 加抗日之力量，决不能战胜日寇”，他希望红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出山谈

判，时间越快越好。

接着，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国民党大余、南康、南雄、信丰、赣县等县 长，又联署发出了《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说：“你们是爱国志

士，多年奋斗，我们无任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 共商北上抗日事宜。”

陈毅提出了将南方各游击区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抗日力量，与北上红军 主力南北呼应的正确主张。他被推选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抗日义勇军的 全权谈判代表。

9 月上旬，陈毅带着四五个随员，先到南雄的钟鼓岩，彭育英亲自来接 回大余城。在城门口，陈毅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谈判一开始，陈毅就向大家说：“南方红军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 如何处理要听我党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

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

但是，第二天国民党大余县报纸登载谈判消息时，把国共合作抗日谈判 诬蔑为“油山共匪投诚”。陈毅当即向彭育英提出抗议。彭育英道歉说，这

是县党部干的，国民党搞的就是这一套，是做给英、美看的。陈毅当即表示 愿意找县党部谈谈。经过陈毅的说理斗争，国民党报纸作了更正，说陈毅是

代表赣南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 大余县长彭育英对陈毅所提条件不敢作主，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

府代表和四十六师代表谈判。 赣州各界群众，在陈毅到达前，散发和张贴了大量标语传单：“欢迎共

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共产党一向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 目前该党陈毅莅临，赣州民众热烈欢迎”。陈毅等乘坐的汽车一进站，欢迎

的人群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恰如 1935 年 3 月陈毅幽默地预言 的，果然有军乐队奏起了欢迎的乐曲。

来赣州谈判前，陈毅就多次说到 1934 年 12 月他安排来赣州河西做地下 工作的贺怡，打算派人找到她。想不到在欢迎的人群中竟有贺怡在前列。原

来贺怡得知陈毅来赣州的消息，就和王贤选、何斌等地下党干部一起，书写、 张贴欢迎标语，组织群众到车站欢迎。然后贺怡赶到陈毅下榻的旅社，汇报 了 3

年来坚持斗争的风风雨雨，陈毅十分赞叹，留她与自己一起同国民党谈 判。

在赣州谈判中，陈毅重申了大余谈判的内容，提出：停止对游击区的进 攻；红军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但必须保持部队的独

立性和共产党的领导，保持独立的建制；义勇军与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 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

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不得追缴租税和租债等。

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提出 9 条，什么停止游击队 的活动，停止打土豪，绝对服从政府一切命令，听候改编等。国民党四十六

师代表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 陈毅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要是代表英、美，就没

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

挡不住！” 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协议：红军游击队按陈毅提出的办法，

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 其他问题，只同意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并担保可以解决。在谈判期间，陈

毅多次要求公开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国民党方面却借口什么“国际关系”， 加以拒绝。

1937 年 9 月 24 日，陈毅又与项英一道，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 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

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 6 个问题。这时，项英、陈毅得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 记博古、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正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

抗日问题继续谈判。项英立即通过博古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了与国民 党江西省当局谈判情况，这是 1935 年春突围以来，项英、陈毅第一次向中央

报告工作。9 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 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

在此之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和国民党蒋介石等人的谈 判中，已多次谈及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七·七”事变后，经过两

次谈判，国共双方同意集中南方游击队为一个军，但谁任军长，双方意见不 一致。7 月下旬，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之后来到上海，会见了

怀着强烈抗日救国热情刚从澳门回上海的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在参与 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流亡海外，与党失去联系，这时已不是共产

党员，由他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国民党也许能够接受。周恩来就 与叶挺商量。叶挺欣然接受，并向蒋介石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

军的建议。蒋介石同意，并于 1937 年 9 月 28 日，在没有跟共产党协商的情 况下，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10 月 1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正式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

这些情况，项英和陈毅当时并不清楚，直到 10 月上中旬，博古派员先后 在吉安、大余县找到了陈毅、项英，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之后，才知道

一些。但那时，中共中央只同意叶挺“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 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直到 11 月初，叶挺去延安，中共

中央才同意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全部编入新四军。此时项墓也到了延安，他 和叶挺一起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项英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到延安的。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 了项英所作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长篇发言后，当即作出了《关于南

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其艰 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

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 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

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又作出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简称东南分局）

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 振农（涂 1940 年叛变）为中共东南分局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

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 席，陈毅为副主席。

从 10 月到 12 月，陈毅在南昌、吉安等地组建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 讯处，和这些地方以及有关各县的国民党当局继续谈判，解决国共合作中出

现的一些问题，又先后到湘赣边、赣东北等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 因为当时有些红军游击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认为和国民党

讲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因而他们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 编。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不少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中

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一支游击队杀了；红军十六师政委明 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支队

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的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痛惜和焦急，决定 亲自去这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说服他们下山改 编。

1937 年 11 月中旬，陈毅坐着轿子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湘赣边游 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接待了他。陈毅向他们讲解了国内形

势的变化，逐条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 十大纲领，说明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 坚持南方 8

省的游击队，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去。

他们听了，觉得有理。但是，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 又觉得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驻着国民党军队，怎能轻

易下山？不久前，中共湘赣省委还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可下山改编。

于是，他们怀疑陈毅可能不是党代表，而是“叛徒”。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 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陈毅被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住地甘子山不久，就被捆了起来，绑在省 委住的竹棚子一边。省委研究对他的处理时，陈毅都听得见。他大声说：“不

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陈毅被带到棚子外面一片坐满了人的树林里进行公审，他借回 答问话的机会，和谭余保就抗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阶级斗争、国共合作、

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展开辨论。参加公审的一部分人，被陈毅说服了，他们 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作处理。因为就在

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 接待了他。可是这个家伙走后不久，敌人就来剿，游击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过几次，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 妥当。加上山下的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于是，谭余保决

定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 这时，吉安已经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了通讯处证明陈

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公函和中共 中央文件，激动得泪珠滚滚，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亲自

给陈毅松绑，道歉。

陈毅却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陈毅回到南昌，听说有的同志以为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甚至提

出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他就及时提醒大家：“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

‘合作’就会变成‘活捉’”。他还说：“不能提‘合作到底’，只能提‘长 期合作’。3 年 5 年是‘长期’，3 个月 5 个月也叫‘长期’。我们只有这样

才能争取主动。合作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倒当前主要的敌人。现在民族矛盾就 是主要的，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合作抗日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壮大自己

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无所谓合作。”

在这又一次大转变的历史重要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共产党 人，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产生了右倾，而陈毅却始终清醒地坚持既反对“左”

又反对右的两条战线斗争，这决定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始终站在党的正确 路线的立场上，作出重大的贡献。他满怀豪情，作《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

调寄《生查子》词一首：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潜然泪沾 袖。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

第五章

东进北上（上）

第一节“寇能往，我亦能往”

1938 年 1 月 15 日，陆续下山的经历三年游击战争的各部队奉命集中。3 月，一、三支队先后在安徽款县岩寺集中。4 月，二支队也抵达岩寺。长江

以北的四支队也抵达皖西集中。新四军所辖共 4 个支队，开始休整待命开 赴抗日前线。

红军游击队 3 年苦战，给养装备早已极度困难。新四军在江南的数干部 队装备十分简陋，步枪都已陈旧，子弹每人不过几发。要开赴前线抗日，理

应由国民党政府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关于新四军的经费、弹药问题，虽经 周恩来出面与国民党当局多次谈判，还是“交涉困难”（1933 年 1 月 5 日周

恩来致中央电），迟迟不得解决。

鉴于这种情况，陈毅积极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敌后去解决。

1938 年 2 月 15 日毛泽东曾电报指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目前最有利 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茅山。”茅山位于苏南敌后。当时的江南敌后由 于

1937 年 11 月国民党大军的仓惶溃退，遗弃有大量枪支弹药。而日军兵力 不足，尚未能控制广大农村，是占领抗日阵地、搜集弹药枪支、并组建游击

队、发展抗日力量的好时机。陈毅认为，要及早到敌后去，军分会开会讨论， 同意并委托陈毅组建一支先遣支队，先入敌后作战略侦察。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