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量的措施》的决定；10 月 1 日，发布了《进一步改进机械拖
拉机站工作措施》的决定；10 月 31 日，发布了《关于扩大日用品生产和改 进日用品质量》的决议；11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扩大食品生产和改进食品
质量》的决议。这些决定和决议是对马林科夫演说和赫鲁晓夫报告的具体化 和进一步落实的措施。当时，人们看不出政府和党的领导人之间有什么分歧。
11 月 6 日，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 36 周年的大会上作了报告。 他首先强调了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上的演说的精神。他指
出，根据这一主旨，党和政府通过了若干决议，保证日用品产量的迅速增加， 农业进一步的大力发展，苏维埃贸易的改善，销售量的增加等。他还说，这
些决议标志着苏维埃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二天，布尔加宁在红场阅兵
式上的演说也重复了这一意思。1954 年元旦，马林科夫在答美国新闻社记者 问时，祝愿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新的一年得到加强。他认为，“在 1954
年内，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是存在着有利条件的”。伏罗希洛夫的新年 祝词仍然把最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和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决议相提并论，说
它们的精神是“关心人民的福利和幸福”。
这时，贝利亚案件已审理完毕，贝利亚于 1953 年 12 月 23 日被处决。因
“列宁格勒案件”而受牵连的人被平反后，平反者关于监狱、劳改营中的生 活，以及对审讯时的回忆，在舆论方面已构成了对马林科夫声誉的威胁。
1954 年 1 月 12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命 令。13 日，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只提九月全会的
决议，而没有提最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而且强调党的中心工作有两个：一 方面尽力使国家的经济基础——重工业得到发展并推向前进，一方面要在两
三年内迅速提高农业各部门的生产，向居民大量供应食品和工业品。接着， 在 1 月 21 日纪念列宁逝世 30 周年的大会上，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帕洛夫作
报告时开始强调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他说，只有重工业才能为轻工业和农 业的发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可能。
第二天，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封名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 径》的信。赫鲁晓夫在信的一开头就批评了马林科夫在联共（布）19 次代表
大会工作总结报告中关于苏联谷物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的说法，说它“不完全 符合国家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他说，1940 年国家收购粮食 22.25 亿普
特，1953 年只收购到 18.5 亿普特。赫鲁晓夫在信中提出，增产粮食的一个 重要的、而且完全现实的来源，就是今后几年内在哈萨克斯但、西伯利亚、
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北高加索的一部分地区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据他计算，
1954—1955 年有可能在新垦区把粮食播种面积扩大 1300 万公顷，若每公顷 生产 11—12 公担粮食，就可多收获 8—9
亿普特粮食，使国家的粮食总收获 量达到 72 亿普特，就可以满足国民经济的需求。国家从多收获的粮食中通过 收购、实物交付、采购可以得到 5—6
亿普特。这些粮食国家平均每公担花费
68 卢布，而出售每公担是 150 卢布，这样就可以使国家收入 260—280 亿卢 布。实行这一措施所需要的基本投资为 55—60
亿卢布，一年之内就可以收回 投资。
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独辟蹊径，既能立即增产粮食，又让农停止缴纳“贡 税”，赢得了国内苦于长期缴纳“贡税”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拥护，得到一大 批干部的支持。
1954 年 2 月 23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扩大 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赫鲁晓夫的报告除了重述
1 月 22 日信中所写的内容以外，还着重指出垦荒的意义。他说：“开垦荒地 的计划是一件辉煌的事业。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按其规模及其对全国的意义
来说，可与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完成的最伟大的事业相媲美。”
3 月 2 日，苏共中央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为保证开垦荒地计 划的实现，1954 年将把 12 万台拖拉机、1 万台联合收割机、相当数量的其他
农业机械运到新垦区。为了鼓励近 10 万名技术工人和驾驶员去新垦区，中央 还出台了有吸引力的物质待遇：去垦荒地的人一次发给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
补助金；旅费报销，工资增加 15％；在新播种的土地上，凡产量超过单位面 积计划规定的收获量，30％作为额外报酬；每出售 100 卢布谷物，全苏消费
合作社就必须供应价值 50 卢布的计划商品，等等。 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不是赫鲁晓夫心血来潮所作出的决定。他在苏联大“粮
仓”乌克兰生活与工作的经历，他因农业的丰收和歉收所经历的荣辱，对他 是刻骨铭心的。1949 年，他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主管农业工作期间，已了
解到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的实际产量之间的差距。他明白，如果以提高 农产品义务交售指标、加重农民负担的办法来增加粮食征购量，将会引起农
村的不安定，并使农业生产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他曾采用合并小农庄、建 设农业城、改善农民生活设施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受到了
斯大林的斥责。实践也表明此路不通。不过，失败的实践也为他寻求解决农 业问题积累了经验。开垦荒地是赫鲁晓夫经过调查研究、比较了各种措施的
利弊之后作出的决定。
马林科夫坚决反对垦荒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他的理由是：垦荒会使哈萨 克斯坦的新地变成一洼灰土；花那么多基本建设投资去冒这种风险是不值得
的。他动员卡冈诺维奇一起来阻止这一计划的实行。原赫鲁晓夫的上司、一 直提携和帮助他的卡冈诺维奇，甚至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拒绝把钱和物资调 拨到新垦区去。
马林科夫了解农业生产的落后，但是只想用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农业投 资的办法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不愿大动，不愿改变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
税”的基本体制结构。因此，对于农业和从事地方工作的干部来说，马林科 夫的计划远没有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有吸引力。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固定体制
是党指挥政府，当赫鲁晓夫以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 开展垦荒运动时，马林科夫只能消极对抗。这种消极对抗策略使马林科夫陷
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他的计划不能兑现，落得说大话的罪名；不支持垦荒工 作，又落得对抗中央决议的罪名。马林科夫的处境实在不妙。
主席团和中央委员的大多数成员之所以支持垦荒计划，是因这一计划能 继续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西方国家正积极援助西德，
接收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紧张起来。在 斯大林领导的 30 年中，苏联国内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优先发展重工业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规律。谁要是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并试图改变，很容易 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是企图削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有意危害国家的国防。 从 3 月
6—13 日，主席团的成员在各个选民区的选民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 大多是在强调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意义。布尔加宁说：“重工业是我们国民经
济的领导力量，它为一切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并保证我们武装力 量的加强。”莫洛托夫说：“我们都记得列宁的遗训，重工业是繁荣国民经
济的基础，是国防的基础。”伏罗希洛夫也随声附和：“我们将继续发展我 们的重工业，使它愈益完备，因为它是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赫
鲁晓夫在答英国贝尔纳教授问时讲得更明确：“我知道，国外有人说，农业 方面的新措施意味着苏联的整个经济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变。这种说法是不符
合事实的。我们并没有放松对工业发展的注意，我们并没有因为农业而牺牲 工业。工业部门将继续根据拟订的计划发展。在将来，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 重工业上。”
由于传统观念的惯性力量，也由于赫鲁晓夫掌握党的中央委员会，国家 的大政方针都必须由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赫鲁晓夫的报告一般来说也是
党的决议的基础。马林科夫所提出的“迫切任务”自然就成为靠后的、不迫
切的了。 鉴于农业政策上的教训，马林科夫为了改变自己不利的状况，在工业方
针上组织了防御性反击。1954 年，经济学硕士叶·卡西莫夫斯基在莫斯科财 经学院作了题为《论社会生产两个部类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的报告。另一
名经济学硕士德·库兹涅佐夫发表了《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在社会主义扩 大再生产进程中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专题论文。经济学硕士普·穆斯齐斯
拉夫斯基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几个理论问 题》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都阐述了这样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
的目的是人和人们的需要，生产是为了消费。既然人和人们的需要是社会主 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和重工业，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
会生产方式的规律。只有在苏维埃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即苏联还处在落后 阶段时，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才是必要的。这些文章认为，在过去的年月，
党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是把重心转移到发展轻工业、发展日用品生产 上来的时候了。穆斯齐斯拉夫斯基在文中明确地提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
费品生产的发展比例应当彻底改变，应确定新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
但是，马林科夫要求既遵守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方针，又增加消费品生 产。马林科夫试图在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框架内寻找增加消费品生产的途 径，这是十分困难的。
1954 年 4 月 20—27 日，第四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 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通过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新名单。马林科夫仍
然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6 月苏共中央全会以后，苏联领导人的排列次序 发生了变化。过去马林科夫总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则是按姓的第一个字母的
顺序排列。这样一来，马林科夫在党中央主席团内成为平等的一员，已失去 了最高领导的地位。
事实上，1954 年是赫鲁晓夫的影响大为扩张，而马林科夫却遭受极大困 难的一年。由赫鲁晓夫倡导并由他亲自抓的垦荒运动在全国搞得热火朝天，
马林科夫直接管辖的全国工业生产却受到很大的冲击。在 4 月 26 日的最高苏 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在讲话中不得不承认：“若干部在某些重要项目上没
有完成计划，其中有钢铁工业部、石油工业部、运输和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部、 木材工业部等。许多部的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得不好??”
1955 年 1 月 5 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告诫地方党委不要“机械地对 待党和国家的决议”，“各种类型的吹牛大王，喜欢吹嘘自己的成就”，“没
有研究技术进步中的棘手问题”。
社论的发表，表明马林科夫的去职只是时间问题了。1 月 24 日，《真理 报》主编谢皮洛夫发表署名文章说：“试问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生产为什么不应该高速度地发展呢？为 什么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能比消费品工业生产的速度快些呢？”谢皮洛夫称马
林科夫宣传的观点“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下降曲线论”。文章认为：“只 有在全面发展和重工业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保障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以及
农业各部门的持续发展，保障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这一原则，即使是现在，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不容置疑的。”谢皮洛夫不指名地称马林科夫为
“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分子”，说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 关系是“可怜又可笑”的。赫鲁晓夫也不留余地地指责马林科夫，说“口红
不能代替车床”，说马林科夫的错误政策减缓了工业的发展，“只是使人们
可以在街上搞到一块巧克力糖”。
1955 年 1 月 25 日，苏共中央召开了讨论增加畜牧业产品生产的全会。 赫鲁晓夫在会上作报告说，有些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糊涂
了，这些人企图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发展重工业就要让位 于发展轻工业。赫鲁晓夫声色俱厉他说：“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对党的诽谤。这是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