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见此情景，感到蒋介石对他不重视了，内心更加 动摇。正值此际，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运动，青年学生纷纷奋起救亡。

张学良不能不为失地的罪名而感到羞愤，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 面挨红军的打、一面又受蒋的气而感到纳闷。过时，张学良看到三种情况：

一是他已被蒋介石本重视了，二是抗日已成人心所向，三是再同红军打仗是 绝无出路。鉴于此。张学良设法同我们党谈判。1936 年 4 月 9 日，张学良同

周恩来在延安会谈，达成了协议，逼蒋抗日。在《蒋总统秘录》中说及此事：

“是故张学良乃为谋与共产党直接接触而有所策划，遂即在上海与潘汉年、 在洛川与李克农见面；并终于与周恩来在东北军所守备的延安碰头，秘密会

谈。”据张学良所撰《西安事变反省录》中说：“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 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周承认，蒋公忠诚爱国，要抗日必须拥护

蒋公领导之。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 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属，冯玉祥在搞“北京政变”时，扬就是国民军 的师长。在 1929 年蒋冯战争前，蒋介石将杨虎城拉了过去，杨从此脱离冯而

成为蒋介石系统。中原大战中，蒋升杨为十七路军总指挥，追击冯军，进占 西安，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改任西安绥靖主任。就从这时开始，蒋介石

力图排斥和消灾异己。蒋、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杨在大革命时期早已 结识过一些共产党员，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同中国共产党有过某些合作。

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袁等曾在杨部任过要职，旅团长中有共产党张汉民、 王泰吉、阎揆要等。“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激起了杨的爱国 思想。1933

年日寇犯热河时，杨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日。同年 5 月，杨在人 员、武器等方面积极支持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杨部在陕南与我红四方面

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议。当我红二十五军北上威胁到他的利益时， 又加上蒋介石命令他打红军，于是他就调兵去映南打红军。1931 年 1 月，杨

调其囚十二师冯钦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红二十五军，结果被红军歼灭了六个 营。2 月，杨又把他的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并亲自到兰田

指挥，结果第二旅两个营被歼灭，第三旅五个营被歼灭，第一旅被全歼。总 之，杨虎城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使他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若再

同红军打下去，只能把老本丢光，最后垮台。杨曾说，部队被派往打红军， 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他和张学良一样，在遭到红军的严重打

击之下，也开始考虑同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1935 年秋，南汉宸1 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表示赞同。这一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又派汪锋对杨及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1936 年春，王炳南奉 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的工作。经过多方面努力，杨虎城

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张、杨的动向和西北的状况，蒋介石当然是甚为不满的。1936 年 10 月

22 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28 日，蒋在与张学良谈 话时，张露出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妥协的意见”。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

“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

1 有的文章认为不是南汉宸而是申伯纯。

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 换一段落，始、终，本、未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1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条路：一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全部开赴前线（剿共），不得违抗命令；另一条是如果不愿“剿共”，则立

刻将所部调出陕甘。这两条路对张、杨来说，一条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 条，不仅在反共战争中必然使自己的势力逐步被削弱，而广大官兵也不愿同

红军作战；如果接受第二条，一旦离开西北地区，两支军队又彼此隔离起来， 那就必然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前途不堪设想。既不愿听从命令，又不愿离开

西北，那么怎么办呢？张、杨决心先进忠言，希望蒋介石回心转意，不得已 则用武力。这就是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

1936 年 12 月 2 日，张学良在洛阳见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 生变，请蒋务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这一天日记上说：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 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貌危局，盖余个

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2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在引言中说：“中 正于二次人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

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 者。”但是，蒋介石为了“剿共”，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

之阶段”，所以还是亲赴西安。12 月 4 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西安，住在西 安东郊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召开西北“剿共”会议，把陈诚、卫立煌、蒋鼎

文、陈继承、朱绍良等高级将领都召到西安，任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 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将中央军三十万人马调来西北，准备把张、杨的

部队调到二线（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他亲自指挥这所 谓“最后五分钟”的决战。7 日，蒋介石再度命令张、杨加紧进剿我陕北革

命根据地。张学良向蒋介石痛哭陈述联兴抗日的道理，蒋介石拍桌子严词训 张学良说：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9 日.西安学生和群众举

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团结抗日。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用武力对付手 无寸铁的学生。张学良赶赴灞桥（由西安市区通往临潼的必经之地）劝阻。

第二天，张学良向蒋介石谈及劝阻沪况。蒋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说：“汉 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活可以代

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 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

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在这一天日记中，蒋介石说：“对张 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1

在这种形势下，“西安享变”就发生了。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 杨虎城软禁蒋介石，马上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主张，中心点就是要求“停

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 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

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当天由国民党驻潼关的部队将领樊松甫将张学良

1 蒋介石 1936 年 10 月 28 日日记，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19 页。

2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20 页。

1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24 页。

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送南京政府。为什么当时张学良没有直接向南京发 电呢？一是西安同南京的信息暂停，正如陈布雷在日记中说：“是日下午一

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 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二是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

学良等将领都很焦急。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个电报由樊松甫转，并说蒋介石

“失踪”。南京接到樊松甫转来的电报是下午三时五十分。又过了一个半小 时（即到了 12 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说明这次捉蒋

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 反省”，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12 日夜里十一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

员会临时开场，一直开到深夜三时，接着又马上开中央政治会议。这两个会 议具体决定了四项：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二、军

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 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

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会上还“决议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 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代叛乱”。总之，当时南京政府是决定要用武

力解决“西安事变”，主将是何应钦。

南京政府的主张，一方面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是希 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日本外相召见

南京政府驻日使节，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 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

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关东军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 府实行反共、防共政策，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此外，日本还积极怂恿

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大部分人听到事 变消息后，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骂制

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鉴于此情，何应钦便到处蛊惑人心 地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

俱焚”，都要“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这时，确实是新的内战危在 旦夕，蒋介石的性命当然也难保。

正是处在上述的混乱局面之下，宋美龄到了南京。事变发生时，宋美龄 还在上海。当时的情景，正如宋美龄自己所回顾的那样：“余初闻余夫蒋委

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 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

‘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 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得正确消息。然谰语

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 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1当晚，宋美龄马上偕

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乘夜车返回南京，翌日上午七时抵达。宋美龄 一到南京，看到的是政府中一片混乱，人们都异常紧张，国民党中央已采取

严办张学良的决定；何应钦等正在部置进攻西安。此时，宋美龄对事变的态 度是比较冷静的。她比较清醒地看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

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 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何应钦等乘事变的时机，部

1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署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惩办张学良的决定，深为不 满。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

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 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委御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

之行动。”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 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在美国人罗比·尤思森写的《宋氏三

姐妹》一文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南京政府官员中有一派主张立即轰炸西 安。宋美龄坚决反对，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国民党人将是一场灾 难。”

宋美龄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当然不能只看作蒋介石是她的丈夫， 更主要的是蒋介石是他们这个阶级、这个集团的总代表，蒋的生死直接关系

到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英、美的态度。“华北事变”后，英、美舆论就 不断地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是“黩武国家”。“西安事变”发生后，

英、美驻华使馆马上同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联络。它们希望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支持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它们认为张、

杨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抗日而已，大有调解的余地。英国甚至表示：只要蒋介 石还能继续统治下去，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英、美同时在

经济上援助宋美龄，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批抛出外汇，稳定“法币” 的币值。英、美政府一再指令它们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

为了稳住南京的政局，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