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

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 服从张杨的主张了。”1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 12 月 29 日特

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

1 《苦笑录》军 253 页。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 月 31 日，军委会 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四天之后，即 1937 年 1

月 4 日，又明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说这次特赦是蒋介石的请求，这 一场“审张”、“赦张”又“管束”的丑剧，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

下台阶。由于张学良的轻信，加上他只想到表明自己是出乎公心，并非私仇， 也有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就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便失去自由。杨虎城被逼 于 1937

年 6 月辞职，遣送欧洲考察。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认为蒋介石可能 会履行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于 1937 年 11 月，毅然携眷回国。杨回国后

便被拘禁，直至 1949 年 9 月，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密令毛人凤将其杀害。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他认为：“此次事变，为我国民 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

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 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

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 此！”1蒋介石在这里是讲准了一点，即他的“剿匪”是受到了“顿挫”，逼

使他走上抗日的路。蒋自己也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所以，“西安事 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第四章 蒋介石的抗战、妥协和反共

第一节 蒋介石决定抗日

一、“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限度的变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于 1937 年 1 月 2 日由南京乘飞机去奉 化老家溪口静加疗治。“居溪口一月，寓慈庵”。2 月 2

日，蒋介石由溪口 到杭州受 x 光的检查，以疗治他在西安事变越墙时所受背上的跌伤。9 日， 他赶赴上海，就某骨科专家用夹骨的疗法，以医治他的脊骨。12

日，他飞往 南京，筹备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这段期间，蒋介石对“剿共”和抗 日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显著变化。1937 年 1

月，国民党军队已中止了“剿匪”， 撤销设于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 为行营主任。1 月 31

日，顾祝同直接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告了“周恩来要求派 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介石回答说：“在政府立

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 旧，其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况再作商量，”但是，反共这一点，蒋介

石始终没有放弃。他在 2 月 8 日给顾祝同关于征求共产党的同意的指示中说：

“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上统一；一国之中，决 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

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如彼与兄1面谈，可以此言切实 直告。盖以总理与越飞共同声明2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

赞成三民主义也。”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最集中地反映在他 2 月 5 日的 日记上。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说当时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

一遇内乱，即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 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

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

1937 年 2 月 15 日，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五届三中 全会）。会前，在 2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致电 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各派展 开了剧烈的争论。15

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 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

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 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

竟革命之功业。”18 日，宋庆龄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在会上发表演 说。她首先斥责了患有恐日病的国民党政客汪精卫等。她指出，为了抗日，

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团结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抗日力 量。她又驳斥了“抗日必先剿共”的滥调。她说：“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

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宋庆龄等的提案，在会上是被通过，但 不准发表。冯玉祥在回忆中说：“到了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

1 这里的”彼”指周恩来，“兄”指顾祝同。

2 “共同声明”是指 1923 年 1 月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会晤，1 月 26 日发表了《孙文越 飞宣言》。

香凝女士来到南京，要提恢复中山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 我看见提案上，孙夫人宋庆龄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签了名，我也签了名。??

那一次签名的人共有十三人。把那个案提到大会，就有说：‘还是把三大政 策都扩大为好，就更成了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

合各阶级：工、农、商、学、兵。’??案子通过了，不许发表。”1相反地， 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以答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

求和四项保证。此案提出了“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四条：“第一，一国之 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

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假借名目之 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

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 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

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

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 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决议

案中，反共的调子是大大阵低了，只是用了“取消”、“停止”的字眼。在 全会通过的《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明确提出了

对内方针为“和平统一”。宣言说：“至于国内，则和平统一，数年以来， 为全国共守之信条。盖必统一，然后可以建设现代国家，以当救亡图存之大

任，必和平然后人人皆匆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驯至于真正之统一。惟于 此有宜注意者，和平统一与停止内战，其函义有广狭之殊：和平统一之目的，

在集中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排除当前之国难，且进一步以踏入于民 权主义之大道，明乎整个国家之义，则必知统治权之不可分，尤其军事、外

交、交通诸犖大端，有关于国防之需要者，不可不由中央总揽其成，否则部 分独立，适成为劣等之有机体，终无所逃于国际之淘汰，明乎整个民族之义，

则必知同为国民，休戚相共；纵因职业关系，个人间或团体间情感稍有差异， 而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况当此外侮洊至，

为国民者，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万不可惑于阶级斗争之说，以自析其团结。 凡此二义，实为和平统一之真谛，故所谓停止内战，仍谓在同一主义之下意

见之分歧不取决于武力，而取决于商榷，非谓分裂国家分裂民族之举动，亦 可藉停止内战之口号以为掩蔽，而无忌惮以进行。”可见，这次全会不得不

声明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国共两党可以在“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四 条下进行一些“商榷”。这个态度在蒋介石的 2 月 16 日和 18 日的两天日记

中有反映。16 日日记说：“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以独立自主 为基础。”18 日日记说：“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

的主义，必须根绝净尽。”全会闭幕后，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 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

其他伉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向国民党自 首。

总而言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那真是一个谜了，不过那谜 慢慢也露了一些曙光，廿六年三月间，中央召集一个全体会议，通过一个‘根

1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绝赤祸案’，虽然该案开始批评了共产党一顿，但该案的内容，确是容许共 产党活动的。共是不剿了，红军可以收编了，苏维埃的边区政府也可以存在 了”1。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4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决准蒋介石请假两月，以资休养。5 月，“蒋公病愈回京销假”1，接着

就上庐山，并同汪精卫一道，召集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 这时，“行政院各部室亦复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2。在这期间中日交涉

面临破裂，日本外务省训今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用各种方法解决中日之间的 基本政治问题，其要求：“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

洲’为已失之领土。二、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 本在华权益。于远东发生战争时，中国应对日本保持亲善之中立态度。三、

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 对此，当时蒋介石十分气愤，他在 4 月 11 日的日记上说：“倭寇向外侵略，

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而待也。”4 月 16 日，日本外务、大藏、 陆军、海军四省大臣开会，决定了新的《对支实行策》和《北支指导方案》。

前策是实现川越茂在 1936 年 9 月 23 日口头向国民党外交部张群提出的“严 酷要求七项”：“（一）创立缓冲区域，包含冀鲁察晋绥五省。（二）仿照

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三）订立共同防共协 定。（四）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至福冈航线。（五）中国

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六）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七） 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后案是要国民党政府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由于

日本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张群同川越茂经过七次谈判，都无结果。最后张 群表明：“我国决由外交途径进行调整交涉，而同时在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 日之准备。”

二、蒋介石命令宋哲元抵抗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消息没有马上传到庐山。“七月七日日军 攻战卢沟桥，山中问信较迟，于九日以后始悉其便概。”1这时蒋介石采取的

总对策是“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2。

事先，日军在华北的挑衅行动日益露骨。日军以北平郊外的卢沟桥附近 为演习场所，逐日不断地训练、示威，更且计划以由丰台到卢沟桥一带的六

十多公顷土地建造飞机场，执拗不休地要求中国方面卖给这块土地，由于中 国方面不予理采，日军就一方面向中国地方行政当局施压力，一方面更增加

了在卢沟桥一带挑衅演习的频度。最初演习不过是每月或半月一次，后来渐 渐增加到三天或五天一次；最初用虚弹射击，后来改用实弹射击；最初是白

昼演习，后来是夜间演习。演习部队有几次竟要求穿过宛平县城，都被中国 守军严厉拒绝。这些情况，在“七七”前严宽发给何应钦的密电中谈及：“卢

1 《苦笑录》第 253 至 254 页。

1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