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队伍，再转攻水师公所。行至双门底，遇到了防营的起义队伍，但由于 他们没有缠带白布标记，双方互相射击，造成误会。年仅 26 岁的方声洞在误

战中牺牲。

队伍且战且走，人员逐渐分散，形成人自为战的局面，到最后只剩下了 黄兴一人。他退到一家小杂货店里，隔着门板在缝隙中持双枪左右射击，击 毙了七八个敌兵。

喻培伦等人担负进攻总督衙署的后门。在同盟会员中，喻培伦是有名的 炸弹大王，曾因试制炸弹，伤了一只手，战斗中，他奋勇异常，仅用两个炸

弹就将督署的后墙作开了一个大豁口，队伍蜂拥而入，从前门中击，转攻水 师公所。在莲塘街北口，碰到水帅卫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喻培伦一行分

散在东西两边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拼死阻击。喻培伦登上屋 檐，向清军猛投炸弹，连续打退敌军的几次冲锋，击毙敌军不计其数。

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到半夜，因众寡悬殊，只好且战且退，分散退却。 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向敌人猛投，使敌人落魂丧胆。但他自己也

身负重伤，弹尽力竭，最后被捕。

起义的战斗坚持了一昼夜。在激战中，只有黄兴一支队伍孤军作战，原 计划的其他三路并没有出动。等赵声、胡汉民于起义的第二天早晨到达广州

时，战斗已经结束。广州郊区及邻县响应起义的队伍，都被清军镇压了下去。 战斗结束后，敌人立即审讯被捕的革命党人。喻培伦在受审时，为避免

牵累别人，冒名王光明。他怒斥敌人，慷慨激昂地宣告：“学说是杀不了的， 革命尤其杀不了！”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1912 年 2 月，孙中山感其威武

不屈，英勇战斗，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追赠他为“大将军”。林觉民被 捕后的表现也异常英勇坚定，张鸣岐、李准亲自提审，他在刑堂上演说，侃

侃而谈，讲到时局激愤处，捶胸顿足。他告诫清廷的官吏们洗心革面，革除 暴政，建立共和民国。敌人无可奈何，几天后将他杀害，也年仅二十五岁。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烈士们殉难的情节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所表现的崇高 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却是相同的。这次起义中，先后牺牲的共有八十多人。

事后，有人收殓死难烈士的遗骸，共得七十二具，广东人民把他们合葬

于城郊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孙中山后来痛切地写道： 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

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

成矣。 这次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是不会

白流的。在这以后，革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黄花岗之役，有如一声春雷， 震动全国，不过半年，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全国大起义的风暴就降临了。

辛亥风云

1911 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千疮 百孔、腐朽不堪的清王朝犹如日渐下沉的破船，终于在这一年被革命的怒涛 所吞没。

就在孙中山领导多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劳动群众由于不堪忍 受清朝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地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

革命形势继续在高涨。1907 年至 1910 年间，仅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 江西、安徽和江苏等省的一些州县，就先后发生了九十多起饥民暴动。其中

影响较大的是 1910 年 4 月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

湖南在 1909 年发生水旱灾荒，粮食歉收。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乘机囤 积居奇，哄抬粮价，以致米价由往年每升二十文左右飞涨到八十多文。这种

被内外反动派扩大了的饥荒威胁，使得长沙市城郊的劳动人民以及外地流入 的灾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十多万灾民靠吃树皮野菜度日。

1910 年 4 月 11 日，长沙南门外有个桃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拿出家中仅 有的八十文钱去买一升米，因为其中有几个大钱在市面上不能通用，粮店拒

收。傍晚，当她东挪西借将钱凑齐到了米店时，米价又涨了上来，不得已只 好空手返回。在绝望中，全家四口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投水自杀了。

街坊邻居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流泪，凑钱给他们下葬，处理后事。大家 愤愤不平地议论此事。一位年轻力壮的男人说：“咱们去砸掉这家米店，出 出这口气！”

邻居们一呼百应：“现在就去干！反正这日子也设法过了！” 邻居们无人组织，一窝蜂来到这家米店，撞开店门，砸了柜台。大家还

不解恨，又一齐哄到官衙，要求巡抚下令降低米价。巡抚竟然派兵镇压，杀 死三人，打伤了几十人。

这时，灾民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头聚集起 来。他们见官府以武力镇压饥饿的人民，群情更加激愤。大家手持木棍、菜

刀，捣毁了长沙城内的一百多家米店，将店内的粮食通通抢光，放火烧毁了 清朝巡抚衙门、巡警局、大清银行、日本领事馆、洋行和教堂。

长沙的这一行动，震动了全国。

1909 年至 1910 年，全国各地还普遍发生了反抗捐税的群众运动，“官 逼民反”、“绅逼民变”的情况到处皆是。1910 年 5

月，山东莱阳知县借口 筹饷，强加捐税。乡民要求用备荒的仓米代捐，但后来发现仓米已被官吏们

私吞。乡民七百多人在塾师曲诗文的带领下，要求清算仓米和减轻捐税，遭 到拒绝，酿成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参加的起义，队伍发展到五六万人。

这片反抗的怒火，很快就延烧到附近的几个县。

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和遍及全国城乡各地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彼此呼应，斗争烈火，熊熊燃烧，形成了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

的宝座推到了火山口上。人民要求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愿望日益强烈，老百 姓中盛传着这样的歌谣：

不用掐，不用算， 宣统不过二年半。 今年猪吃羊， 明年种田不纳粮。

时间到了 1911 年 5 月，也就是同盟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以后的十几天，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这时，清朝政府已经日暮途穷，无法掌握自己

的命运了。在它面对的全面危机中，严重的财政恐慌已成为无法摆脱的最突 出的难题。巨额赔款的支付，每年大量外债的偿还，庞大军费的开支，以及

花费无度的官僚机构的维持等等，使得国库空虚，难以支撑。怎么办？对腐 朽的清朝政府来说，主要的办法唯有继续不顾一切地举借外债，来填补这个

越来越大的窟窿，以图苟延残喘。

但是，借洋人的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借债必须要有抵押品作为担保。 清政府在历年举借外债时，已经差不多把什么都押出去了，那么，再拿什么

作为抵押呢？帝国主义列强看中了我国的铁路。他们愿意将大笔款项借给清 政府，要求在中国享有修建铁路的权利。因为铁路投资数额庞大，利率收入

高。同时，随铁路投资而来的，还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各国投资兴建铁路所 经的地区，一般就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的铁

路借款很有兴趣。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为了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便大量出卖铁路主权。然 而，各地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纷纷要求收回路权。

当时，中国的铁路，大部分都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只有少量的自主 铁路，是由政府官办经营和兴建的。然而，清政府实行的借债筑路的卖国政

策，使得这少量的自主铁路实际上也处在帝国主义债权国的控制下。自 1905 年前后起，随着民族觉醒的到来，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路权、要求商办的热

潮。几年内，江苏、浙江争办沪杭甬铁路，四川争办川汉铁路，湖南、湖北、 广东三省争办粤汉铁路，都获得了程度不等的胜利，办起了铁路公司，当地

的绅士、商人乃至普通居民也募捐集款，有的省份已开始修建部分线段。在 上述几省商办铁路热潮的鼓舞下，北方的直隶、山东、河南乃至边远省份云

南也先后开展了收回路权的斗争。一个全国性的争路商办高潮迅速形成。

帝国主义列强不甘心失去控制铁路的权益，便采取种种方式，逼迫清政 府收回商办成命，仍然采取借债筑路的办法。清王朝不敢违抗洋人主子的旨 意，只得遵命照办。

1911 年 5 月 5 日，清廷官吏石长信，在朝廷的示意下，上奏本章，建议 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只隔了三天，清廷就于 5 月 9 日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诏令。诏书 上说：“干路修建延误已久，应当立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留准

商民量力而办外，其余以往批准干路的各项决定，一律取消。”这一纸诏书， 对持有铁路商股的人说来，无异是晴天霹雳，人们都很清楚，所谓国有，其

实它只是使铁路一转眼就成为列强囊中之物的借口而已。这个诏令一出来， 便把清朝政府历年来在铁路问题上对全国商民的一切承诺顿时撕得粉碎，也

使它的卖国面目暴露无遗。

清朝政府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地下达了这份诏令呢？原来，就在 4 月 15 日，它们已经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清政府向四国借款一千万英

磅，以五厘利息计算，条件是出卖粤汉、川汉两条已经答应交由商办的铁路。 现在要想尽快签定这笔巨额的借款合同，先决条件自然是把铁路收归国有。

5 月 20 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奉旨在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上正式 签字。

全国人民对卖国而腐朽的清政府的愤怒，经过长期的积累，早已达到极

点。对清政府的一纸命令便强行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的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 式，以及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行为，痛恨至极。

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的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资产阶级 立宪派利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发起了保路运动。他们向清朝政府

叩头请愿，乞求“收回成命”。与此同时，各省的广大人民突破请愿运动的 形式，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

这次保路风潮，四川最为激烈。6 月，成都等地各阶层的人民组织了“保 路同志会”，提出了“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机关”的口号。8 月，成

都举行了数万人的保路大会，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表示 抗议，各地人民闻风纷纷响应。

9 月 7 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把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张澜等五人骗进督署， 加以逮捕。这一无耻行动，立即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成都数万人民前往

督署抗议，要求释放各位代表。狠毒的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 开枪，当场打死了三十二人。从城郊赶来的农民也有数十人被杀。成都陷入 白色恐怖之中。

赵尔丰的疯狂镇压没能使人民屈服，斗争反而更加炽烈。很快，整个四 川都沸腾起来，各县人民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

起义，猛烈冲击了清朝政府在四川的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的后期，同盟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天杰和龙 鸣剑这两名同盟会员都是四川荣县人，是同盟会在四川的重要活动分子。龙

鸣剑是留日学生，在东京就参加了同盟会。8 月，他们二人联络哥老会，成 立了保路同志军，在荣县举行起义，率众一千多人出发去攻打成都。

出发前，龙鸣剑正好遇到留日学生中的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回到荣县。龙 鸣剑十分高兴，对吴玉章说：“你回来就好了。我们必须组织人民起来斗争，

才有出路。我马上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队伍临行时，龙 鸣剑发誓说：“此行不捷，我不再入此门！”

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失败后，又转战别地，到了 9 月，攻下许多州县。 进军途中，龙鸣剑不幸病故。王天杰率部回师荣县时，荣县知县和当地的土

豪劣绅一听到消息就都逃走了。

王天杰找吴玉章商量。吴玉章深思熟虑地说：“应当宣布独立，自己管 理县政。”其他同志也都赞成吴玉章的意见。

9 月 25 日，吴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城内召集各界人士开会，由吴玉章发 表演说，宣布荣县正式独立，并推荐另一个同盟会员蒲洵主持县政。在一片

欢呼声中，荣县的革命政权建立了。从此，荣县成为革命党在西南的势力中 心。在荣县独立的影响下，彭山、眉州、青神等十多个州县相继独立。

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它有力地鼓舞了湖北、湖南等地革命党人 的斗争。与此同时，国内各地群众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人

民抗捐税和发动其他斗争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中国人民和清朝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 更加深刻广泛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已经为期不远

武昌起义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