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可以看出张爱玲中英文俱佳的文学素养,看出她观察与认识事物的才气,看出她在分别针对中国人与外国人时不同的思维与表述方式中显出的灵巧;由两篇文章面世相距一年,可以看她思想与观点的变化;两篇文字还有章节的差异,可以猜度她的用意。
中文里的"水红",英文她用liquidred来表述。"水"她用liquid,而不用water。water的意思较为单一,而liquid是指包括水在内的清澈的、透明的、明亮的液体。细思中文"水红"的含义,不一定是"红色的水",而是带有水的某些特征诸如清澈透明的红色,当然liquid更恰当。在这些看似细枝末节处,最能表现张爱玲的语言水平,至少证明两点:对于中文的"水红",她深解其意;对于英文,她有词语辨析的功力。
中文里有些看似比较"虚"的词句,张爱玲则化花梢为平实,比如"云肩背心",她就英译为"云状肩的无袖夹克";英文中有些比较"坐实"的,她就运用中文特有的寓意功能加以虚化,诗化,中国化。比如形容中国女子因为穿着紧身背心,所以外面的衣服再瘦小,身体的原本曲线也显不出来,她在英文里只是说这时女子身体的存在就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更衣记》里的形容则是:"像一缕诗魂"。再如《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与《更衣记》形式上的不同之一便是分章节加了小标题,其中一节叫《不幸的少女》,该节中也有此句,《更衣记》里则称之为"薄命的人";她也会为了简洁而灵变,比如《更衣记》里的"元宝领",原意为形状像元宝一样的衣领。一般人译起来可能会犯难,因为"元宝"为中国所特有,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语,通常只能在译句里作解释性地翻译,结果不可避免地陷入繁琐。张爱玲简单地译为"银锭衣领",非常巧妙地化解了这个棘手的问题。"银锭"的标准形状就是"元宝",读者会轻易地由前者联想到后者,恐怕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形象的联想"更好的方式了。
第38节:身携的戏剧--服饰篇(4)
就像一个中餐西餐都精通的中国厨师,国人来了做中餐,西人来了做西餐,张爱玲是面对不同的读者说不同的话。写到清朝对着装的管束,《更衣记》直接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对英文读者则循循诱道:"想想看,如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有三百年之久会怎样。"写到服装上过多过繁的装饰,《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里写的是:"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的最大问题是不知道简洁的重要,一个女人到底不是一座哥特式的教堂。"《更衣记》则改为:"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
"哥特"是gothic的音译,最初的意思是"中世纪的,非古典的",因其最早出现在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的语言中,所以它被外人使用时,就用来指代日耳曼人。又因日耳曼人参与了覆灭古罗马帝国而被正统的人视为不道,因此哥特又含有了贬意,而变成了"粗野,野蛮"的同义词。公元12世纪前后,一种以"尖"为特点的教堂建筑式样开始取代古罗马教堂以"圆"为特点的建筑式样。15世纪伴随着文艺复兴思潮,建筑上提倡复兴古罗马艺术形式,将当年取代古罗马建筑式样的建筑斥之为哥特式建筑。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哥特式建筑被人指斥是因为它象征着神权至上。哥特式建筑艺术本身不仅是无辜的,而且因它风格的独特,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哥特式建筑追求参差变化,造型复杂、精巧,视觉上以精美与细致著称,装饰繁琐细密,这一切却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这也正是它与"大观园"在概念上可以互换的原因。
另外像《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里的形容:"拜占庭式的简洁,前拉斐尔式的超凡脱俗"等,在《更衣记》里则干脆取消了。与此对应,中文中另有些有特定含义的词句原本没有相应的英文可以对译,硬译不但会使文采或趣味流失,而且颇费口舌,比如《更衣记》中的"男降女不降"、"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等,在《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中均未曾出现。
像这样两篇文章中此有彼无、此无彼有的词句段落还有一些。《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中的《庄重而沉闷的发式》、《变化和困惑》、《帽子和中庸》三节,《更衣记》都不曾收入。最直接的原因是两篇文章内容本有差异,单看题名也一目了然:英文写的是"生活"和"时尚",中文则缩小了范围,变成只谈衣服。显然张爱玲对此是用心为之,因为"三节"以外涉及发式等服装以外的零言碎句都去掉了。至于张爱玲为何要缩小范围,应是她考虑国人与外国人阅读兴趣的差异的结果。后者的兴趣点在于了解由中国人穿衣打扮所表现出的生活状况、生活态度以及民族文化,而对同胞,因为"生活在此处",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彼此都心领神会,自不必赘言,于是行文便求精致、求纯粹。但以张爱玲的性格,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她太中意"更衣记"这个篇名了,不愿为迁就内容而换以平庸之名,她舍不得。
《更衣记》里谈男装的一大段是新增加的,为《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所无。张爱玲写到男子着装的古板与受限时有句话:"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她50年代离开大陆的原因。之前她参加上海文代会,放眼尽是列宁装,她不会不强烈地感觉到,又一个"没有时装可言"的时代到来了,而一旦失却了红装的恣肆,她是会窒息的。
细究《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文本,可以发现其中不乏许地山旧作《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的吉光片羽;连张爱玲所绘10多幅插图,也与许文配图形式相仿。虽然当年《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发表时,张爱玲还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的一名中学生。
许地山在燕京大学任副教授多年,后因与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等人不合,而不被校方续聘,最终在胡适的引荐下,接受香港大学汉文学院教授的聘书,随即主持该院工作。他将汉文学院改为中文系,将课程设置分为文学、史学、哲学三组:文学课有诗文、词曲、小说、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学课有朝代兴革以及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哲学课则包括中国古典经书中涉及哲学的部分,加上九流十家、道教佛教以及印度哲学。从他的新课程设置来看,大部分他都可以胜任。
第39节:身携的戏剧--服饰篇(5)
就在这一年,张爱玲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伦敦大学,可因当时英国正忙着与法国联合起来向德国开战,暂停接受留学生,而转由它的殖民地香港代为接受。是这样张爱玲由上海来到香港,入香港大学就读,做了许地山的学生。
许地山是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12个发起人之一,在张爱玲出生的第二年便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命命鸟》而引人瞩目。同年他又接连发表数篇小说,成为新文学初期颇有影响的作家。其后他连年写作不辍,计有小说、散文、诗歌、剧作、文艺评论及史传等。虽然到张爱玲入校时,许地山的文学创作已经很少,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已发表,足以令酷爱文学的张爱玲仰慕了。何况有创作经验的许地山,上起文学课来,当然要比一般无此经历的教师更有切身体会。此外还有他的丰富有趣的经历,比如在印度的所见所闻,课堂上说起来一定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张爱玲进入香港大学后,写了一篇《我的天才梦》,应征上海《西风》杂志创刊三周年纪念征文赛并获得荣誉奖。这篇后来成为张爱玲散文中名篇的作品的写作与投稿不知曾否受到过许地山的鼓励,但其中所显现出的文才与文采,也几乎可以表明这"文学学生"不可能不受到那"作家先生"的影响。而1941年8月许地山的突然病逝,又会使这"影响"变成一种刺激。
许地山的《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在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上连载时,张爱玲未必见到过。但许地山对中国服装的变迁情有独钟,而且兴趣多年不减。早在张爱玲出生的那一年就在《新社会》杂志第8号上发表了《女子底服饰》一文;10年后他收集了不少古画的影印本和照片,制作了许多卡片,打算编一部《中国服装史》;5年后又有《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见诸报端,也可使人对未曾面世的《中国服装史》一窥豹斑。由此深入的研究与长久不衰的兴趣,不可能不用于授课,或于授课中流露,而所开设的文化史也正合用。事实上,有材料说,许地山在港大曾以英语讲授《中国服饰史》;另据《星岛日报》报道,1939年11月(正是张爱玲入学港大不久)10日,许地山在中英文化协会发表题为《三百年来中国妇女服装》的演讲。
《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刊出之后数月,张爱玲接连发表了两篇小说,第二篇名叫《茉莉香片》,它的主题被认为是"寻找父亲"。而这"父亲"就有几分许地山的影子。
许地山早年受他笃信佛教的母亲的影响,后来成了一位基督徒;他曾留学美国、英国研究宗教史,归国途中又留印度研究梵文和佛学,成为一名宗教学者。在他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息。1944年夏秋,张爱玲在《天地》月刊上发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笔走之处,涉及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几乎所有的知识点都在"许氏辞典"之内,可见其师承。
许地山诙谐,在印度发现过很多有趣的事情。张爱玲与炎樱即写了许多印度人的事情,看似源于朋友炎樱,也难保不是源于许地山上课时说的故事。
俗话说"留心处处皆学问",张爱玲甚至从童谣与文学作品中获取着装知识。她在《私语》里回忆她小时候,夏天中午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六一散,唱谜语书,又读儿歌选。在她读的儿歌里,有一首就是讲穿衣颜色搭配的:"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与此相映证,她留心到《金瓶梅》里宋蕙莲的衣裙先是"屎配":大红袄下是紫裙子。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找了一匹蓝绸给她做裙子。
张恨水是张爱玲喜爱的作家,她也注意到他的小说中人物的着装:"人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对于这一般人心目中的理想审美,张爱玲却不取,她说:"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张爱玲在《更衣记》的开头写道:"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吧。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可以想见,晒衣裳的日子正是她张爱玲的节日。她接着写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张爱玲陶醉于衣裳的样子,宛在眼前。
后记
这本书,原本仗着自己对张爱玲作品及生平的熟悉,以为可以一蹴而就的,可是实际操作起来,花的工夫却并不少。单是为配合她的文字而收集那些绘画作品,竟比撰文还要耗费时间与脑筋。一是难寻张爱玲当年所见画册版本;二是张爱玲的眼光与常人有异,那些每种画册必选的画作往往不入她的法眼,能有幸被她点评的作品又常常为一般选集所不选。加上她之点评十分随意,有的是凭记忆事后评论,所以原画作者、题名常常不详,所以要找到张爱玲提及的画作,如同参加一场没有一道题目可以直接得出答案的考试,真的是比较费力。尽管我依恃的是一所有着徐悲鸿血统的著名高校的美术学院的藏书,可是仍不能搜收齐全。因此我不禁会想,我们或许应当庆幸张爱玲选择小说而不是教师为职业,否则她一定是位被学生骂死的老师,因为她是出偏题的高手。
王一心
2006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