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很清楚。”
“‘他说:“那么,你可记得那案子有什么特别吗?”
“‘我说:“有什么特别呢?”
“‘他说:“我弄到将近二十五万镑巨款,不是吗?”
“‘我说:“人家说是这么多。”
“‘他说:“可这笔赃款并没有追回去,你知道吗?”
“‘我回答:“不知道。”
“‘他又问道:“喂,你猜这笔巨款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说道:“一点也猜不出。”
“‘他大声说道:“这笔钱还在我的掌握之中。一点不假!记在我名下的金镑数,比你的头发丝还要多。小伙伴,要是你手里有钱,又懂得怎样管钱用钱,那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喂!你不要认为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人,他会甘心在这满是耗子、甲虫的破旧中国航船的恶臭货舱里坐以待毙,不,先生,这样的人不仅要自救,还要搭救他的难友。你可以大干一场!紧紧依靠他,你可以凭圣经宣誓,他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他当时说话的语调就是这样。起初我并不当一回事。可是过了一会,他又对我试探了一番,并且一本正经地向我宣誓,告诉我确实有一个夺取船只的秘密计划。在上船之前,已经有十二个犯人事先做了准备,普伦德加斯特领头,他用金钱作动力。
“‘普伦德加斯特说:“我有一个同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完全诚实可靠,钱在他手里。你猜现在这个人在哪里?呃,他就是这只船上的牧师——那位牧师,一点不错!他在船上穿一件黑上衣,身份证响当当,箱子里的钱足以买通全船的一切人。全体水手都是他的心腹。在他们签名受雇以前,他用现金贴现一股脑儿就把他们收买过来了。他还收买了两个狱卒和二副梅勒,要是他认为船长值得收买,那他连船长本人也要收买过来。”
“‘我问道:“那么,我们究竟要干什么呢?”
“‘他说:“你看呢?我们要使一些士兵的衣服比裁缝做的更加鲜红。”
“‘我说:“可他们都有武器啊。”
“‘他说:“小伙子,我们也要武装起来,每人两支手枪。
我们有全体水手做后盾,要是还不能夺取这只船,那我们早该让人送进幼女寄宿学校了。今夜你和在你左邻那个人谈一谈,看看他是否可靠。”
“‘我照办了,知道我的左邻是个年轻人,处境和我相同,罪名是伪造货币。他原名伊文斯。现在也象我一样,已更名改姓,是英国南方一个富有而幸运的人。他完全乐意参加这一密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救,所以在我们的船横渡海湾之前,全船犯人只有两个未参与这一秘密。一个意志薄弱,我们不敢信任他,另一个患黄疸病,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
“‘一开始,我们的夺船行动确实没有遇到阻碍。水手们是一伙无赖,是专门挑选来干这种事的。冒牌牧师不断到我们囚舱来给我们鼓劲,他背着一个黑书包,好象是满装着经文,他出来进去十分忙碌。到第三天,我们每个人的床脚都存有一把锉刀、两支手枪、一磅炸药和二十发子弹了。两个狱卒早就是普伦德加斯特的心腹,二副也成了他的帮手。船上和我们作对的,只有船长、两个船副、两个狱卒、马丁中尉和他的十八名士兵以及那位医生。事情虽然非常保险,但我们还是决定倍加谨慎,准备夜间进行突然袭击。然而,动手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得多。情况是这样的:
“‘在该船开航后第三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医生来给一个犯人看病。他把手伸到犯人床铺下面,摸到了手枪的轮廓。如果他当时不动声色,就可能使我们的事情全部告吹,但他是个胆小鬼,惊叫一声,面无血色,这就使那个囚徒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并将他抓住。他来不及发出警报,嘴便被堵住,绑到床上。医生来时打开了通往甲板的门上的锁,我们就通过此门,一拥而上。两个哨兵中弹倒地,一个班长跑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也遭到同样下场。另有两个兵士把着官舱的门,他们的火枪似乎没有装火药,因为根本就没向我们开火。他们在打算上刺刀时中弹身亡。在我们一拥冲入船长室时,里面已响起了枪声,推门一看,只见船长已倒下,脑髓把钉在桌上的大西洋航海图都染污了,而牧师站在死尸旁,手里拿的手枪还在冒烟呢。两个船副早已就擒,整个事情看来大功告成。
“‘官舱紧靠船长室,我们一窝蜂奔到那里,在长靠椅上一坐,一起畅谈起来,因为觉得又一次恢复了自由而欣喜若狂。官舱的四周都是货箱,冒牌牧师威尔逊弄来一箱,拿出二十瓶褐色葡萄酒。我们打碎瓶颈,把酒倒进酒杯,正待举杯痛饮,突然出其不意听到一阵枪声,官舱里顿时烟雾弥漫,隔着桌子竟看不见东西了。等到烟消雾散,这里已是血肉横飞。威尔逊和其他八个人倒在地上垂死挣扎,至今我想起那桌上的血和褐色葡萄酒还觉得恶心。我们一见这情景就吓坏了。我想当时要不是多亏了普伦德加斯特,那一定全完了。他象公牛一般,一声怒吼冲出门去,所有活着的人也都随他一拥而出。我们冲到舱外,看见船尾站着中尉和他手下的十个士兵,官舱上有一个旋转天窗,正对着桌子上方,稍稍打开一些,他们就从隙缝中向我们射击。我们趁他们来不及重新装填火药,冲上前去。他们虽然英勇抵抗,但我们占了上风,战斗不到五分钟就把他们全解决了。我的天啊!这只帆船简直象一个屠宰场!普伦德加斯特就象狂怒的魔鬼,把一个又一个的士兵象小孩一样提起来,不管死活,通通扔到海里。有一个中士伤势很重,还出人意外地泅游了很长时间,直到某个善人一枪打碎他的脑袋才肯罢休。战斗结束,只剩下两个狱卒、两个船副和一名医生,其余敌人已全部消灭。
“‘对剩下的这几个敌人怎样处置,我们发生了争论。许多人欣喜夺回了自由,打心眼儿里不愿意再杀人。杀死手执武器的士兵是一回事,对冷酷无情地残杀人而无动于衷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八个人,五个犯人和三个水手说,我们不愿看见杀死他们,但普伦德加斯特和他的一伙人却无动于衷。他说,我们求得安全的唯一机会就是把事情干利落,他不愿留一个活口将来站到证人席上去饶舌。这差一点儿又使我们遭到拘禁,不过他终于答应说,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乘小艇离开他们。我们对这个建议欣然答应,因为早已厌恶这种血腥的勾当,我们明白这次杀人之后,还会有更残酷的事发生。
于是,他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水手服,一桶淡水,一小桶腌牛肉,一小桶饼干和一个指南针。普伦德加斯特扔给我们一张航海图,告诉我们要说我们是一艘失事船只的水手,船是在北纬十五度,西经二十五度沉没的。然后他割断缆索,听凭我们漂流而去。
“‘我亲爱的儿子,现在我要讲到这个故事最惊人的情节了。在骚乱的时候,水手们曾经落帆逆风行驶,但在我们离开之后,他们又扬起风帆,乘东北风离开我们缓缓驶去。我们的小艇便随平稳起伏的波涛前进。这伙人里,只有我和伊文斯受教育最多。我俩坐下来查看海图,确定我们所在的地点,计划向何处海岸行驶。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因为向北约五百英里是佛得角群岛,向东约七百英里是非洲海岸。由于风向转北,我们基本上确认向塞拉利昂行驶比较好,于是便掉转船首向此方向驶去。这时从小艇向后方看,三桅帆船已不见船身,只见船桅。我们正在向它眺望,突然看到一股浓密的黑烟直升而起,象一棵怪树悬在天际。几秒钟以后,一声雷鸣般巨响震人耳鼓,等到烟消雾散,“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已渺无踪影。我们立即掉转船首,全力向该处驶去,那依然缭绕的海面烟尘反映了该船遇难的惨状。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那里,开始我们怕来得太晚,救不出什么人了。只见一条支离破碎的小船和一些断桅残板随波起伏,这显示出帆船的沉没地点,但未见活人踪影。在我们失望地掉转船头时,忽听有人呼救,这才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直挺挺地横躺在一块残板上。我们把他拖到船上一看,原来是一个叫赫德森的年轻水手,他被烧伤,筋疲力尽,口不能言,直到第二天清早,才把事情经过告诉我们。
“‘原来,在我们离开以后,普伦德加斯特和他那一伙人就动手杀害那剩下来的五个被囚禁的人。他把两个狱卒枪毙后扔进海里,对三副也如法炮制。普伦德加斯特下到中舱亲手割断了可怜的医生的喉咙。这时只剩下勇敢机智的大副本人。他见普伦德加斯特手持血淋淋的屠刀向他走来,便挣开事先设法弄松了的绑索,跑上甲板,一头钻进尾舱。有十二个罪犯手持手枪向他冲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盒火柴坐在火药桶边,这桶火药已经打开,船上共载着一百桶火药。大副发誓说,谁要是动他一下,他就叫全船人同归于尽。话犹未了就发生了爆炸。赫德森认为这是一个罪犯开枪误中了火药桶,而不是大副用火柴点着的。但不管原因何在,反正“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和那些劫船暴徒就此完结。
“‘我亲爱的孩子,简单说来,涉及到我的可怕事件的过程就是这样。第二天,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双桅船“霍特斯泼”号搭救了我们。该船船长轻易地相信了我们是遇难客船的幸存者。海军部将“格洛里亚斯科特”号运输船作为海上失事记录在案,而它的真实命运却一点也没泄露出去。经过一段顺利航程之后,“霍特斯泼”号让我们在悉尼上岸,伊文斯和我更名改姓前去采矿,在各国人麇集之中,我们毫不费力地隐瞒了过去的身份。其余的事我也不必细说了。后来我们发迹了,周游一番,以富有的殖民地居民身份返回英国,购置了产业。二十多年来,我们安居乐业,生活美满,希望把过去的事永远埋葬。后来,这个水手来找我们,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我们从沉船残骸上救上来的那个人,当时我的感觉就可想而知了。他不知怎样追踪到此,欺我们畏惧之心,对我们进行敲诈勒索。你现在该明白,我为什么极力对他和好了,你也该多少同情我内心充满的恐惧了。他虽然离开我到另一个受欺者那里去了,可是还在对我进行虚声恫吓。’
“下面的字写时手已颤栗不止,几乎难以辨认,‘贝多斯写来密信说,赫德森已全部检举。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这就是那天晚上我读给小特雷佛听的故事。华生,这种情况可算是富有戏剧性的案子了。我的好友经过这场风波,肝肠寸断,便迁往特拉伊去种茶树,我听说他在那里混得不错。至于那个水手和贝多斯,自从写了那封告警信以后,便音信全无,无影无踪了。没有人向警局提出检举,所以贝多斯是错把赫德森的威胁当做事实。有人看到赫德森潜伏在附近,警局认为他杀害贝多斯以后逃跑了。而我确信事实恰恰相反。八成是贝多斯陷入绝境,认为赫德森告发了自己,便报仇雪恨杀死赫德森,携带手头所有现款逃出国去。这就是这件案子的情况,医生,如果它们对你采集资料有所助益,我很乐意供你选用。”
the naval treaty
conan doyle
the july which immediately succeeded my marriage was made memorable by threecases of interest in which i ha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associated with sherlockholmes, and of studying his methods. i find them recorded in my notes under theheadings of 'the adventure of the second stain', '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and 'the adventure of the tired captain'. the first of these, however, deals withinterests of such importance, and implicates so many of the first families in thekingdom, that for many years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make it public. no case,however, in which holmes was ever engaged has illustrated the value of his analyticalmethods so clearly or has impressed those who were associated with him so deeply. istill retain 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