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的中国军队给予美国军队的杀伤，很可能令这种努力没什么价值。而一旦实施登陆作战，前沿的部队就得抽回来参加登陆，前沿便要出现明显的战役缺口，中国军队是不会放弃任何惩罚美国人的战机的。

战争进行了一年，除了10万名美国年轻的生命之外，耗费的金钱已达l00亿美元之多。这比美国在二战第一年的耗费多一倍以上，以致使1951年美国军费开支增加到600亿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每一个美国人平均需要负担300多美元。战争中

美军每月平均消耗的物资达85万吨，这相当于美国援助北约一年半的物资总量。美国在朝鲜集中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2万人已增加到70万人，尽管这样，依旧感到与中国军队作战中兵力不足。这一切，对战略重点在欧洲的美国绝对是一种战略上的本末倒置。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两个师、南朝鲜的三个师以及远在美国本上的六个师了，向朝鲜战场再派军队已不可能，而英、法等国均已明确表示，不再向朝鲜派一兵一卒。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认为，“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因此，杜鲁门有理由认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结束战争，将美国从朝鲜战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而即使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非但战争不能因此而结束，反而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战争就要开始。麦克阿瑟所主张的“把战争引向中国国内”的建议，是一种不现实的、连日本人在中国本上的失败教训都不顾的愚蠢的建议。中国军队的耐力是惊人的，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持久作战“正是建立在这个东方民族性格基础上的绝妙的理论。况且，苏联人一旦参战，战争就不只是亚洲的事了。那么，美国人是否值得为所谓”统一朝鲜“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也就是说，所付出的价值是否超出了政治目的的价值？长期陷在朝鲜战场上是否真的中了苏联人的圈套？即使强行使用武力”统一“了朝鲜，美国人在亚洲的利益究竟能够得到多大的收益？

又是否值得为此而成为亚洲国家的死敌？

从中国方面来讲，至少在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国领导人明白了一点，那就是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投入巨大的财力以加强军队的现代化装备，而恰恰这一点，是建立不到一年半的新中国目前不可能办到的事。中国也不大可能为朝鲜而耗尽它的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国力，中国领导人此时需要面对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况且，中国军队成功地制止了联合国军“统一朝鲜”的企图，这在政治上讲本身就是一个胜利。至于其他的政治目的，可以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基础上获得。

最后，协助金日成“统一朝鲜”从来就不是中国方面参战的首要目的。

6月，毛泽东在北京连续接见了参加朝鲜战争的四个主力军的领导，并且与这些满身硝烟还未散尽的指挥官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四个军的领导分别是：第三十八军政委刘西元，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他们是在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的带领下回国汇报工作的，在北京，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各军兵种领导的陪同下，他们吃了北京的涮羊肉、烤鸭和谭家菜，但是，令他们难忘的，却是毛泽东的“家宴”，尽管是四菜一汤，而且其中只有一盘带肉的菜。毛泽东和军长们的谈话完全是在一种聊天式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的和蔼、幽默，以及思路的严谨令军长们心生敬畏。

毛泽东除了问到诸如“怎么乍待这场战争”、以及对大的战役的看法外，令军长们惊讶的是，毛泽东居然问到了一些具体战斗的极其细微的细节。

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要有年期与美军对峙的思想准备。

此时的毛泽东已改变了自己对于朝鲜战争的作战指导方针思想，这种改变是根据朝鲜战争的现实而做出的，就在一封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德怀同志：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

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到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找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士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就给故人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车能歼敌人两个营，共是十六个营，那对敌人的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营为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包围歼灭之。

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美英师都得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三个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以上请你考虑电告。

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以中国军队的一个军打美英军的一个营，这就意味着战斗将是一万人打八百人。

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这是中国军队著名军事将领刘伯承的作战原则。他的原话是：杀鸡就要用牛刀。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作战重新制定了一个基本的作战指导方针，这就是著名的“零敲牛皮糖”战术。

牛皮糖，是中国南方一种用麦芽做成的圆饼状的糖。卖糖人用小锤一块块地敲下来零卖，顾客买多少卖糖人就敲下多少。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朝鲜战争今后一般不会再有大的战役发动了，在与美军的接触线上，中国军队采取的战法将是零打碎敲。

把英率比喻成“能吃”并且“好吃”的“糖果”而不是其他什么秽物，除了毛泽东的幽默之外，其中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一、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还是要“吃”的，只是吃法不同而已。

二、美帝国主义是可以被吃掉的，只是吃掉它所用的时间长短而已。

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针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战争从来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的支配的行为。所以，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做代价和承受牺牲时间的多长。

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采取媾和。

1951年6月，联合国军北进的攻势一停止，朝鲜战争一下子就如同进入了死胡同一般，于是，一个现象随着军事与政治的进程自然出现了：双方似乎都打消了在军事上取得朝鲜战争全面胜利的念头。

也许，战争的另外一种形式就要产生了：谈判。

“猎狗”凯南与来凤庄

美国纽约海滨长岛伦克福庄园是一座环境幽雅的乡间别墅，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周末常来度假的地方。在美国国土上的这个苏联外交官的特许的场所里，任何一位美国人的出现都会引起极大的注意。那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和苏联人接触，对于美国高层人士来讲，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

1951年5月对日，一辆黑色轿车驶入伦克福庄园别墅的大门。一个美国人在主人的迎接下走下了汽车。

这是个记者们都熟悉的美国人：美国国务院资深顾问，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

没有人知道他到这地方来干什么。

凯南到访伦克福庄园的目的，只限于杜鲁门总统等几个人知道。

想向与自己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表达美国愿意停战并且坐下来和谈的愿望，不但令美国政府

内心矛盾、窘迫、尴尬，本身也是件周折，艰难、困苦的事情。

因为在战争一开始，作为交战一方的中国，就曾经多次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希望美军能在三八线上停下来，通过和平的方式协商解决朝鲜问题，但是，气势正旺的美军那时一心要吞并整个朝鲜。1950年10月2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发动进攻时，苏联等国就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的提案，中国政府对该提案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可是在美国政府操纵下的联合国却否决了这项提案。同年的11月18日，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向大会提出了五项建议，主张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实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任何反应。1951年1月11日，美方突然向中国方面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并且通过了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意见。但是，由于这明显是美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受到重大损失之后的缓兵之计，美方的建议没有回答中国方面关于一揽子解决包括中国台湾问题和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在内的原则要求，因此中国方面予以了拒绝，同时提出了真正能够和平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的计划，可这时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上开始了反击，军事上的倾利令美方又一次放弃了可能的谈判机会。

到了1951年2月1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竟然通过了“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案，正如周恩来所说的，这一决议案的通过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是要战争不要和平，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此时的杜鲁门，不仅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大门关上了。而且操纵联合国又连续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禁运等议案，这使中国方面打消了一切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念头，开始做长期战争的准备。

规模空前的第五次战役结束了，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已超过了百万。战线终于在三八线上稳定下来的时候，内外交困的杜鲁门想坐下来谈判了。可这时杜鲁门才发现由他自己关死的门再想打开实在是太难了，正如国务卿文奇逊所说的那样：“于是我们就像猪拘一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

艾奇逊首先指示在巴黎玫瑰宫的查尔斯。波伦向苏联驻德国的管制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而对方好像就是无法领会一样地没有反应。

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和托马斯。科里，在联合国大厦内努力向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们表示亲近，但是，试探似乎刚有点眉目的时候，《纽约时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搜集了一些“美国要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和谈”的零星迹象发表了，美国国内顿时谣传四起，令正受到麦卡锡主义困扰的美国政府赶快出面“辟谣”，原来刚刚略有所悟的苏联人也躲开了。

伤透脑筋的艾奇逊决定直接寻找中国方面的线索。他通过美国——瑞典——莫斯科的渠道极其秘密地试探了一下，还是没有效果。于是，他派人到香港去，采用的是中央情报局惯用的某些手段，千方百计地力求找到一条通往北京的“外交”之路，而美国准备在香港进行接触的人的名单正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是四个“可能的中间人”。

艾奇逊想通过“中间人”向中国方面传达的“信息”令人回味，这些“信息”后来在历史的发展中竟然部分地被印证了——美国方面力图使中国方面相信这样的道理：中、美两国应该和解。因为“苏联才是两国的共同敌人”。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袒护”国民党一方，特别是美国在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最初是拒绝为逃亡的蒋介石政权提供保护的。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是个有着在中国工作经历的“中国通”，他认为，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存在一种“寻找一个外部敌人的心理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角色不幸落在了美国人的头上。其实中国人不应该在反对美国的问题上“与苏联人站在一起”，朝鲜战争肯定会令中、美两国都感到痛苦。如果双方建立一种“一定距离的关系”，那么，“苏联肯定会成为中国的外部敌人”，那样，美国和中国公开改善关系就是“合乎逻辑的事了”。20年之后，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国北京的首都机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刚刚在中苏边境一个叫做珍宝岛的地方激战过。

但是，艾奇逊在香港的行动同样没有取得效果，原因是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可能的中间人”的身份“值得怀疑”，美国政府感到让他们去传达信息“太没把握”。最后，艾奇逊派出的人仅仅把一些信息拐弯抹角地向“毛泽东的一个远亲”传达了，拿马歇尔的话说，这些努力好像是“把一封信塞进瓶子里放到旧金山附近的大海里去”，指望这样做中国方面就能够得到信息，简直是太渺茫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