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从当局那儿得到这种处方，几乎同一位将军的任命一样困难。早晨她又拿起

第一只羊角面包，只见报上叙述卢西塔尼亚号1沉没的经过。她一面把羊角面包浸泡在牛奶

咖啡里，一面用手指轻轻弹着她的报纸，使报纸能全部打开，又不必移动那只浸泡面包的

手。她说：“多可怕！这比最可怕的悲剧还要可怕。”但是，所有这些溺水者的死亡，在她

眼里想必已缩小到原来的十亿分之一，因为她嘴里塞满面包在发表悲痛的感想，脸部却浮现

出心满意足的表情，这种表情也许是因治偏头痛的良药羊角面包的味道而产生的。

1卢西塔尼亚号是英国班轮，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被德国潜艇击沉，间接促使美国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至于德·夏吕斯先生，他的情况有点不同，但更加糟糕，他不但不热情希望法国取得胜

利，而且走得更远，暗中希望德国即使不取得胜利，也至少不要象大家希望的那样被打垮。

其原因是，在这些争端中，称之为民族的个人大群体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同个人一样。指

导它们的推理方式是内心型的，并不断受到激情的改造，犹如卷入爱情纠纷或家庭纠纷的人

们的推理方式一样。例如儿子和父亲争吵，女厨师和女主人争吵，妻子和丈夫争吵。有错的

民族却认为自己有理——就象对德国这个情况那样——，而有理的民族往往理所当然地提出

一些论据，它认为这些论据无可辩驳，只是因为它们符合这个民族的情感。在这些个人的争

吵中，要理所当然地相信两方中的任何一方，最好的办法是属于这一方，一个旁观者决不会

完全赞成一方。然而，在那些民族中，个人如真正属于民族，就是民族一个人的一个细胞。

洗脑子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如果有人对法国人说他们即将被打败，任何法国人都不会

象听到别人说他即将被贝尔塔远射程炮打死那样感到绝望。真正的洗脑子，是用希望对自己

洗脑子，如果人们真是一个民族活的成员，洗脑子就是保存这个民族本能的一种方法。为了

对德国一个人的事业的非正义性视而不见，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缺乏判断

力；为了随时看到法国一个人的事业的正义性，对一个法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具有判

断力；对这两者来说，最好的办法是爱国主义。德·夏吕斯先生具有罕见的道德品质，他富

有同情心，慷概大方，对人友爱、忠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是他的母亲是巴

伐利亚州的公爵夫人，这点可能会起作用——他没有爱国主义。因此，他既属于法国躯干，

又属于德国躯干。如果我缺乏爱国主义，不感到自己是法国躯干的一个细胞，我评价争端的

方式看来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完全相信别人对我说的话，我要是在当时

听到德国政府表明自己的诚意，一定会不加怀疑；但我早已知道，我们的思想并非总是和我

们所说的话一致；有一天，我在楼梯的窗口里发现夏吕斯不象我过去想象的那样，不仅如

此，更重要的是我在弗朗索瓦丝身上，后来又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看到一些观点和计划的形

成，这些观点和计划同她们所说的话截然不同，因此，我即使作为普通的旁观者，也不会让

德国皇帝和保加利亚国王任何冠冕堂皇的话来欺骗我的本能，我的本能会象识破阿尔贝蒂娜

那样，来识破他们秘密策划的阴谋。但说到底，我只能设想，如果我不是当事人，如果我不

是法国这个当事人的一部分，我会做出什么事来，犹如我在同阿尔贝蒂娜争吵时，我忧郁的

目光或我透不过气来的喉咙是我个人的一部分，我个人则与我事业休戚相关：我无法漠不关

心。德·夏吕斯先生的漠不关心是彻头彻尾的。然而，自从他只当一名旁观者之时起，一切

都应使他成为亲德派，从此他虽然生活在法国，却不是真正的法国人。他十分灵敏，但在任

何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傻瓜；毫无疑问，他要是生活在德国，愚蠢而热情地捍卫一种非

正义事业的德国傻瓜们并不会使他们生气；但是，他生活在法国，愚蠢而热情地捍卫一种正

义事业的法国傻瓜们却使他生气。激情的推理方式，即使服务于凛然大义，对缺乏激情的人

来说也决非无可辩驳。德·夏吕斯先生灵敏地指出爱国者们每一个错误的推理。充分的理由

以及对成功确信无疑，使一个傻瓜感到满意，却会使你特别恼火。德·夏吕斯先生恼火是因

为人们对胜利抱乐观主义，这些人不象他那样了解德国及其力量，每个月都认为德国会在下

个月被打垮，一年以后，他们仍然相信新的预测，仿佛他们未曾以同样的自信作出同样错误

的预测，不过他们已经忘掉那些预测，如果有人对他们提起此事，他们就说情况并不相同。

最后，德·夏吕斯先生富有同情心，他想到战败者就感到难受，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

他不看报上的司法专栏，原因是他不想使自己因死囚焦急不安和无法杀死法官、刽子手以及

高兴地看到“正义已经伸张”的人群而感到难受。不管怎样，他确信法国不可能再被打败，

然而，他也知道德国人正受饥荒之苦，总有一天会被迫俯首投降。这一想法使他感到更加难

受，原因是他生活在法国。他对德国的回忆不管怎么说已经遥远，而那些以一种使他感到不

快的高兴谈论德国被打垮的法国人，是一些缺点为他熟知、面目令人讨厌的人们。在这些情

况下，我们同情的是自己不认识的人们，是自己想象中的人们，而不是在我们身旁、在日常

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们，除非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同他们血肉相连；爱国主义创造了

这一奇迹，人们拥护自己的国家，犹如人们在爱情纠葛中拥护自己一样。因此，对于德·夏

吕斯先生来说，战争是一种特别能产生仇恨的作物，在他身上，这些仇恨只在片刻中产生，

持续的时间也很短，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会做出各种粗暴的事情。他在读报时看到了专栏作

者的胜利神色，他们每天报道德国已被打败，是“走投无路、束手无策的野兽，”，而千真

万确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这种愉快而又残酷的胡说八道，使他勃然大怒。在当时，报上

的部分文章是由一些名人撰写的，他们在报上找到了“重新服役”的一种方式，例如布里肖

和诺布瓦这样的人，还有莫雷尔和勒格朗丹。德·夏吕斯先生渴望见到这些人，并对他们竭

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一直对性方面的恶习特别了解，知道某些人有这种恶习，而这些人

以为他们这种恶习不为人知，就热衷于揭露“肉食帝国”的君主们和瓦格纳等人有这种恶

习。他渴望当面见到他们，当众揭出他们的丑事，让那些侮辱一个战败者的人名声扫地、气

急败坏。

其实，德·夏吕斯先生当亲德派还有更加特殊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他作为社交界人士，

曾长期生活在社交界人士、令人尊敬的人们和重视荣誉的人们中间，这些人决不会同一个坏

蛋握手：他知道他们敏感而又冷酷，知道他们把一个男人赶出一个圈子或者拒绝和一个男人

决斗时，对他的眼泪会无动于衷，即使他们这种“道德上干净”的行动会使害群之马的母亲

死去也在所不惜。虽然他十分欣赏英国，欣赏英国参战的美妙方式，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感

到，这个无可指摘、不会撒谎、不让小麦和牛奶运入德国的英国，有点象由重视荣誉的人、

公认的证人和决斗中的裁判组成的民族；同时他又知道，一些有恶习的人，一些坏蛋，如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可能更好些，因此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作者把这些人比作德

国人，靠欺骗和诡计不能预见到一颗善良的心，而德国人看来也没有表现出这种善心。

德·夏吕斯先生的亲德还有最后一个特点：通过一种十分奇怪的反应，他亲德的原因是

他的“夏吕斯主义”。他认为德国人十分丑陋，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同他的血缘有点过于接

近；他狂热地迷恋摩洛哥人，但特别迷恋盎格鲁－撒克逊人，把他们看作菲迪阿斯1的活雕

象。然而，他身上的乐趣带有某种残酷的想法，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想法的全部力量：他喜

欢的男人在他看来犹如美妙的刽子手。他要是表示反对德国人，就会感到自己采取了一种只

有在肉体上得到快感时才会采取的行动，就是说违背他可怜的本性，也就是为了让恶引诱和

压倒贞洁的丑陋而充满激情。在谋杀拉斯普丁2时仍是如此，人们看到谋发杀生在陀思妥耶

夫斯基式的夜宵中，俄国色彩的印记又这么深，感到十分意外（如果公众了解到所有这些事

情中德·夏吕斯先生知道得十分清楚的细节，这种印象还会深刻得多），因为生活使我们非

常失望，使我们最终认为，文学同生活毫无关系，并使我们极其惊讶地看到，书藉向我们指

出的那些珍贵思想，无偿而又自然地展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没有损坏的危险，例如一顿夜

宵、一次谋杀这类俄国事件，有着某种俄国的东西。

1菲迪阿斯（活动时期约公元前490—前430），希腊雅典雕刻家，成名作是雅典卫

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象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巨大宙斯坐象，是理想主义的古典风格的创始人。

2拉斯普丁（1864f1865—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以具有治病的非凡本领闻

名，1916年12月底，他在尤苏波夫亲王家吃子夜茶时被毒死。

战争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有些人曾在好几年前根据可靠消息宣布和平谈判业已开始，并

列举了和约的条款，现在这些人同你交谈时，不会耗费精神请你原谅他们不确实的消息。他

们已经忘掉那些消息，并准备真心实意地传播另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他们将会同样迅速地忘

掉。在这个时代，哥达式轰炸机经常来进行轰炸，所以空中一直有法国飞机警惕而响亮的嗡

嗡声。但有时会听到警报声，犹如女武神1——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唯一能听到的德国音乐—

—的刺耳呼唤，直至消防队员宣布警报解除为止，而在他们身边，军号声犹如一个看不见的

调皮男孩，定时评论好的消息，并高兴地叫得震天响。

1《女武神》是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之一。

德·夏吕斯先生惊奇地看到，象布里肖这样的人在战前是军国主义者，主要指责法国不

够军国主义，这时不满足于指责德国过于军国主义，甚至指责它过于欣赏军队。只要是涉及

减慢反德战争的步伐，他们一定会改变看法，并用正当的理由谴责和平主义者。但是，譬如

说布里肖，虽然视力不佳，还是答应去作讲座，对中立出版社出版的某些作品进行分析。他

赞扬一位瑞典作家的长篇小说，小说嘲笑两个孩子看到一条龙后作了象征性的赞赏而倒下，

并把他们看作军国主义的种子。这种嘲笑使德·夏吕斯先生感到不快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他

认为龙可能是某种十分美的东西。但是，他尤其不能理解布里肖的赞扬，如果说赞扬不是针

对这本男爵没有读过的书，至少是针对它的思想，这种思想和布里肖战前的思想大相径庭。

当时，一个军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好的，即使是德·布瓦德弗尔将军的不法行为，迪·巴

蒂·德·克拉姆上校的男扮女装和阴谋诡计，亨利中校的伪造文书也不例外。这是何种异乎

寻常的大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上只是军国主义者同一种十分高尚的热情的另一侧面，在反对

德雷福斯时，它必须是爱国主义热情，因为德雷福斯主义的倾向是反军国主义，现在它反对

的是超军国主义的日耳曼，所以就几乎变成反军国主义的了）？只见布里肖大声说道：

“哦，这场面令人赞叹不已，值得引起这一充满暴行的世纪中的青年注意，因为他们只知道

崇拜暴力：龙！我们可以认为，这将是一代人的大兵生活，这代人是在对这些暴力表现的崇

拜中培养出来的。”因此，斯比特莱1想用这种大转变来和军刀高于一切的丑恶思想进行对

照，就象征性地把这个人物独自一人放逐到树林深处，对这个被他称之为疯狂的大学生的爱

幻想的人物进行嘲笑和中伤，而作者却用动人的方式使这个人物成为温柔的化身，但可惜的

是温柔已经过时，我们可以说，如果老神灵的残酷统治不被推翻，和平时期的美妙温柔很快

就会被人遗忘。

1斯比特莱（1845—1924），瑞士德语诗人、小说家，赞成英法协约，龙和疯狂的

大学生引自他的中篇小说《少女的仇敌》（1907）。

“瞧，”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您是了解戈达尔和康布尔梅的。我每次看到他们，

他们就对我说德国特别缺乏直觉。我们之间说说，您是否认为他们过去对直觉十分关心，他

们现在又是否能表现出这种关心？不过您要相信，我不会夸大其词。当谈到最伟大的德国

人，谈到尼采、哥德时，您将会听到戈达尔说：‘带有条顿民族的典型特点，即通常缺乏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