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妨碍孩子们做功课。”

科西嘉人走近自学者，对着他的脸喊道：

“你听见这位太太说的吗?别演戏了。有人看见了你，坏东西。”

“先生，我命令你放客气点。”自学者矜持地说。这是他的角色。也许他想承认，想逃跑，但是他必须把角色演到底。他不看科西嘉人，两眼几乎闭着，双臂垂着，面无血色，接着，血突然涌上了脸。

科西嘉人气急败坏：

“客气!坏东西!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告诉你，我早就盯上你了，盯了你好几个月了。”

自学者耸耸肩，假装继续看书。他满脸通红，满眼泪水，但还假装津津有味、全神贯注地看一幅拜占庭镶嵌画的复制品。

“他居然还看书，脸皮真厚。”那位太太瞧着科西嘉人说。

科西嘉人迟疑不决。副馆员是一个腼腆的、思想正统的年轻人，他十分害怕科西嘉人，此时他在办公桌后面慢慢站起来，喊道：“帕奥利，什么事?”刹那间，局面显得举棋不定，我希望事情到此了结。然而科西嘉人大概自觉可笑，便十分恼火，对这位默不作声的牺牲品不知说什么好，便挺直身体，往空中挥动拳头。自学者回过头来，惊惶失措、张嘴结舌地看着科西嘉人，目光中流露出无比的恐惧。

“你要敢打我，我就去告你。”他艰难地说，“要走，我自己走。”

我也站了起来，但为时已晚，科西嘉人快活地轻轻哼了一声，朝自学者的鼻子就是狠狠一拳。刹那间我只看见自学者的眼睛，他那双漂亮的、充满痛苦和羞愧的眼睛，它们瞪得大大的，在它们下方有一只袖子和一个棕色的拳头。科西嘉人抽回拳头，自学者的鼻子开始流血，他想用两手捂住脸，但科西嘉人朝他嘴角又是一拳。自学者倒在椅子上，腼腆和柔顺的眼睛直视前方。血从鼻子流到衣服上。他用右手摸索他那个小包，左手一个劲地擦鼻孔，因为血流不止。

“我走了。”他仿佛在自言自语。

我身边的那个女人面色苍白，两眼闪光。

“坏东西，”她说，“活该!”

我气得发抖，绕到桌子另一边，抓住科西嘉人的衣领把他提起来，他双脚乱蹬，我真想把他扔到桌子上摔碎。他脸色发青，奋力挣扎，想抓伤我，但是他手臂太短，够不着我的脸。我一言不发，我想揍他的鼻子，让他破相。他明白了，抬起手肘护脸，他害怕了，我很满意。突然，他用嘶哑的声音说：

“放开我，你这个粗人，莫非你也喜欢鸡奸?”

我至今还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放了他。是害怕事情复杂化了?还是布维尔的懒散岁月使我上了锈?要是在从前，我肯定会敲掉他的牙。我朝自学者转过身，他终于站起来了，但是躲避我的目光。他低着头，走去摘下大衣，不时用左手擦擦鼻子下面，仿佛想止血，但是血继续涌出。我害怕他受伤，他不看任何人，嘀咕着说：

“我来这里好几年了……”

小个子科西嘉人刚刚站稳，又重新控制局势，对自学者说：

“你滚，不要再来，不然就让警察把你带走。”

在楼梯下面，我追上了自学者。我局促不安，为他的羞愧而羞愧，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他仿佛没觉察我在那里。他终于取出了手绢，往里面吐什么东西。鼻血稍稍少了一点。

“您和我一起去药房吧。”我笨拙地对他说。

他不回答。从阅览室传来一片嘈杂声，大概所有的人都在同时说话。那个女人在尖声大笑。

“我永远也不再来了。”自学者说。他转身用迷惘的眼光看看楼梯和阅览室入口。这个动作使血流到他的假领和脖子之间。他满嘴、满脸都是血。

“来吧。”我抓住他的胳膊说。

他颤抖了一下，用力挣脱。

“放开我!”

“可您不能独自一人。得有人给您洗脸，治治伤口。”

他重复说：

“放开我，求求您，先生，放开我。”

他几乎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只好让他走。夕阳照着他驼着的后背，不一会他便消失了。在门口留下一个星状的血迹。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布利贝街散步

一小时以后

天阴，太阳正在落山，再过两小时火车就要开了。我最后一次穿过公园，在布利贝街散步。我知道这是布利贝街，但我认不出来。从前我走进这条街时，仿佛走进厚厚一层良知之中，因为这条街方方正正，结结实实，严肃而无风韵，街心凸起，浇上了柏油，很像国家级公路，这种公路穿越富裕村镇时，两旁是两层楼的大房子，绵延一公里以上。我曾经称这条街为农民街，并且十分喜爱它，因为对这个商港来说，它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不合常情。今天，房屋依旧，但已失去农村的面貌，仅仅是楼房而已。刚才在公园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花木、草坪，奥利维埃·马斯克雷喷泉由于毫无表情而显得固执。我明白，这座城市先抛弃了我，我还没有离开布维尔就已经不在这里了。布维尔保持沉默。奇怪的是：我还得在这座城里待上两个小时，而它已经不理睬我，将家具收拾整齐，盖上罩布，以便干干净净地迎接今晚或明天来的新主人。我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被人遗忘。

我走了几步，停下来。我品尝自己被完全遗忘的状态。我处在两座城市之间，一座城市根本不认识我，另一座城市不再认识我。谁还记得我?也许是一位粗壮的年轻女人，在伦敦?……然而，她想念的真是我吗?何况还有那个人，那个埃及人。他也许刚走进她的卧室，将她抱在怀里。我不嫉妒，我知道她是幸存者。即使她全心爱他，那也是一个死去的女人的爱，而我有过她生前最后的爱情。不过他还可以给她乐趣。如果说她此刻正全身酥软，陷于昏乱之中，那么她身上不再有任何东西与我相连。她在享受，对她来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是，就仿佛我们从未相遇。她一下子便将我排除了，世上所有的意识也都排除了我。真奇怪。然而我知道我存在，我在这里。

现在，当我说“我”时，似乎很空洞。我被遗忘，所以再也无法很好地感觉自己。残留在我身上的全部真实，只是存在——感觉自己存在的存在。我长久地、轻轻地打哈欠。没有任何人。对任何人来说，安托万·罗冈丹都不存在。这挺有趣。安托万·罗冈丹到底是什么?抽象。一个苍白微弱的、对自我的记忆在我的意识中摇曳。安托万·罗冈丹……突然，我暗淡下去，暗淡下去，完了，它熄灭了。

意识处于几堵墙壁之间，它清醒、孤独，一动不动。它在继续。再没有人居住它。刚才还有人称我，称我的意识。是谁?刚才外面是富有表情的街道，熟悉的颜色和气味，而现在剩下的只是无名的街道，无名的意识。现在只有墙壁，而在墙壁与墙壁之间有一种生动的、不具人格的、小小的透明体。意识存在，像树，像小草。它打盹，它感到厌倦。一些转瞬即逝的小存在占满了它，就像小鸟栖息在枝头。它们占满它又消失。意识被遗忘，被丢弃在这些墙壁之间，灰色天空下。而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它意识到自己是多余的。它稀释，它散落，它试图消失在那堵棕色墙壁上，消失在路灯旁或者傍晚的烟雾中。但它永远不忘记自己，它是意识到自我遗忘的意识。这是它的命运。一个窒息的声音在说：“两小时以后火车就开了。”还有对这个声音的意识，也有对一张面孔的意识。这张脸慢慢滑过，它全是血，很脏，大眼睛里噙着泪。它不在墙壁与墙壁之间，它哪里也不在。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弓着的背和一个流着血的头，它慢步远走，似乎每一步都站住，但又从不止步。有对这个身体的意识，身体在昏暗的街上慢慢走。它在走，但它没有走开。昏暗的街道永无止境，消失在虚无中，它不在墙壁与墙壁中间，它哪里也不在。还有一个对窒息声音的意识，那声音在说：“自学者在城里游荡。”

不是这座城，不是在这些没有表情的墙壁之间：自学者走在一座凶恶的城里，这座城没有忘记他，有些人想到他，例如那位科西嘉人，例如那位胖太太，也许还有全城的人。他还没有失去、也不可能失去他的自我，这个备受折磨，鲜血淋漓，但人们还不愿意结果其性命的自我。他的嘴唇和鼻孔很疼，他想：“我疼。”他在走，他必须走。如果他停下，哪怕只一会儿，图书馆的高墙就会突然在他周围竖起，将他围住。科西嘉人又会出现在他面前，那一幕会重来一遍，细枝末节都一模一样，那女人会冷笑说：“这种脏东西该去蹲监狱。”他在走，他不能回家，因为科西嘉人在家里等他，还有那个女人和那两个男孩：“别否认，我看见你了。”于是那一幕又重演一遍。他想道：“老天爷，要是当初我没有做这事，要是当初我能够不做这事，要是这不是真的，那该多好!”

焦虑不安的面孔在意识前来回晃动：

“也许他会自杀。”不，这个走投无路的柔顺的灵魂不会想到死亡。

有对意识的知觉。意识可以被你一眼望穿，它在墙壁与墙壁之间是平静的、空的，摆脱了曾经居住它的人，它不是任何人，所以显得畸形。声音在说：“行李已经托运，火车再过两小时就开了。”左右两边的墙在滑动。有对碎石路的意识，对铁器商店、对军营的枪眼的意识，那声音在说：“这是最后一次。”

有对安妮——在旅店里的胖安妮和老安妮的意识，有对痛苦的意识，痛苦是有意识的，它在长长的墙壁之间，墙壁伸向远方，永不回头：“难道永远没完?”在墙与墙之间有声音在唱那支爵士乐曲some of these days,难道永远没完?乐曲悄悄地，阴险地，从后面回来抓住声音，声音在唱，无法停下，身体在走，对这一切都有意识，唉!对意识的意识。但是没有任何人在那里承受痛苦，扭着双手，自我怜惜。没有任何人。这是十字街头的纯粹的痛苦，被遗忘而不会自我遗忘的痛苦。那个声音在说“这是铁路之家”，于是我在意识里喷射出来，这是我，安托万·罗冈丹，我一会儿就动身去巴黎，我来向老板娘告别。

“我来向您告别。”

“您要走，安托万先生?”

“我要换换环境，定居巴黎。”

“您真走运!”

我怎么能将嘴唇贴到这张大脸上?她的身体已不再属于我。昨天我还能想像她在黑毛料裙下的身体，而今天，这裙衣已无法渗透了。那个青筋暴露的白白的身体，难道是个梦?

“我们会想念您的。”老板娘说，“您不想喝点什么?我请客。”

我们坐下来，碰杯。她稍稍压低声音说：

“我已经很习惯您了，”她有礼貌地惋惜说，“我们相处得很好。”

“我会回来看您的。”

“这就对了，安托万先生。您什么时候路过布维尔，就来和我们打个招呼。您对自己说：‘我这就去和冉娜本书开始时，这位老板娘叫弗朗索瓦兹，而不是冉娜。夫人打招呼，她会高兴的。’的确，我们很想知道客人们的近况，再说，在我们这里，客人们总会回来的，有海员，对吧，有大西洋轮船公司的雇员，他们有时两年里不露面，去了巴西或纽约，要不就在波尔多的一条货船上干活，可是有一天他们又来了：‘您好，冉娜夫人。’我们在一起喝一杯，信不信由您，我可记得他们爱喝什么，虽然过了两年!我对玛德莱娜说：‘给彼埃尔先生端一杯不加水的干苦艾酒，给莱翁先生端一杯努瓦利—森扎诺酒。’他们对我说：‘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老板娘?’我说：‘这是我的本行嘛。’”

在厅堂尽头，有一个胖男人——她最近的姘头。他在叫她：

“老板娘宝贝!”

她站起身：

“对不起，安托万先生。”

女侍者走近我：

“您真就这样走了?”

“我去巴黎。”

“我在巴黎住过，”她自豪地说，“住了两年。我在西梅翁餐馆干活，但是我想念这里。”

她迟疑了一秒钟，然后感到再没有什么话说了：

“那好，再见吧，安托万先生。”

她在围裙上擦擦手，向我伸出手来。

“再见，玛德莱娜。”

她走开了，我拉过布维尔报，又将它推开，因为刚才在图书馆里我已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