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瞧着两脚之间的那块地方。”他从旅途中这件小事上得出一个结论：诗的沉思胜于哲理。于是他对我沉思起来，在公园里，坐在一张帆布躺椅上，身旁放着一只啤酒杯，他看着我跑来跑去，他想从我含混不清的话语中悟出至理名言。他居然真有所悟。后来我嘲笑过这种痴癫，现在不免后悔，这其实是因为他感到大限将临。夏尔用陶醉来攻克焦虑。他在我身上欣赏着世间奇妙的作品，以便确信一切皆好，甚至连人生可怜的末日也是好的。大自然正准备把他收回自己的怀抱。在山顶树梢上，在海波水浪中，在点点繁星之间，在我幼小生命的发源地，他寻找着归宿。他拥抱大自然，接受大自然的一切，包括为他挖好的坟墓。这可不是真理，而是他的死神通过我的口给他的启示。我幼年平淡无奇的幸福不时夹杂着丧事的气氛，因为我的自由是多亏了一起及时的死亡，我的重要性全靠一起等待已久的丧事。唉，怎么不是呢?阿波罗神殿所有的女祭司都是女死神，这是众所周知的；所有的孩子都是死亡的镜子。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善”产生于我内心的最深处

我外祖父把自己的儿子看做眼中钉，这个可怕的父亲一生肆意虐待他们。他们踮着脚进屋，出乎意料地发现老人待在一个小孩子的膝旁：真叫他们伤心!在几代人之间的冲突中，孩子和老人往往是携手合作的：孩子传达神谕，老人解释神谕。本性露真情，经验传真知：成年人只有闭嘴的份儿。倘若没有孩子，他们便去找一只鬈毛狗。去年我去过一次狗公墓，在一块块墓碑上的铭文中，我认出外祖父的“至理名言”：狗懂得爱，狗比人更温柔、更忠诚，狗的感情细腻，有一种从不出差错的本能，能知善知美、识别好坏。一个伤心欲绝的人说过：“波洛纽斯波洛纽斯，狗名。，你比我好得多，反倒比我先死，我还苟且活着。”当时有一个美国朋友陪着我，听说此话，他一气之下，朝一条泥铸的狗狠狠踢了一脚，踢碎了一只耳朵。他行之有理，过分喜欢孩子和畜生，其实是厌恶人类。

因此，我是前途无量的鬈毛狗；我预卜未来。我说一些孩儿话，人们记住了，并跟着我说，这样我就学会了创造其他的话。我也讲一些大人的话，会使用“超过我年龄”的话语，而且不走样。这些话语就是诗，办法很简单：信鬼神，信运气，信虚无；从大人那里整句整句地借用，把句子拼拼凑凑，然后学舌地说出来，但并不解其义。总之，我口传的是真正的神谕，别人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善”产生于我内心的最深处，“真”出自我“知性”幼稚的蒙昧。我信心十足地自我欣赏着。我的举止和言论有价值，自己并不知道，大人却认为是显而易见的。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毫不吝惜地向他们奉献我自己享受不到的高尚乐趣。我小丑般的言行披着慷慨大度的外衣：可怜的人们曾为没有孩子而伤心，我心一软，便从虚无中跑了出来，很有一点利他主义的气势；孩儿的外表其实是我的乔装打扮，为的是给他们造成有一个儿子的幻觉。母亲和外祖母常常教我排演下凡出世的场面，因为这乃是绝顶仁慈之举。她们投夏尔·施韦泽之所好，知道他的癖性，知道他喜爱戏剧性的变化，有意为他准备一些意想不到的高兴的事情。夫人们把我藏在一件家具的背后。我屏住呼吸，她们离开屋子或假装把我忘记了。我消失了。外祖父进了屋，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看他的表情，好似我根本没有存在过。突然我从小小的藏身处走了出来，承蒙我出世，他感到不胜荣幸，见到我，他立即活跃起来，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向天举起双臂：我的出现使他高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句话，我献出自身，时时奉送，处处赠与，奉献一切。只要我推开一扇门，我自己也感到显圣似的。我把立方形积木一块一块往上砌，从模子里取出沙人：我大声呼叫，一个人应声而出，我又造出一个幸福的人。安排我吃饭，睡觉，按时令变化为我增减衣衫，都是这些拘泥虚礼的人们生活中的佳时良辰和必尽的义务。我当众吃饭活像一个国王，如果我胃口很好，人们便向我道贺，连外祖母也脱口喊道：“他吃得多乖啊!”

我不断地创造自己。我既是赠与人也是赠与物。倘若我父亲活着，我就会知道我的权利和义务；他死了，我一无所知。我没有权利，因为爱浸透了我整个身心；我没有义务，因为我出于爱才慷慨给予。惟一的职责是讨人喜欢；一切都是为了装点门面。在我们家，大度宽宏比比可见：外祖父养活我，而我使他幸福；我母亲对每个人忠心耿耿。今天，回想起来，惟有母亲的忠诚在我看来是真的，当时我们却好像闭口不谈。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生活只是一系列的礼仪，我们把时间消耗在互敬互让、虚礼相待上。我尊敬长辈，条件是他们宠爱我。我耿直，开朗，温柔得像个姑娘。我总往好处想，相信别人，大家都是好人，因为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我把社会看做是一种功德和权势的严格等级制度。占据阶梯最高层的人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给予处在他们之下的人们。我绝对不会占据最高一级，我知道最高一级是留给严厉而慈善的人们的，他们是维持社会等级的人。我栖身在等级之外的一个小小的阶梯上，离他们不远，我的光芒从阶梯的上端倾泻到下端。总之，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世俗的权势，既不屈就低层，也不高高在上，而是在别处。我是神职文人的子孙，从小就是一个教士。我有红衣主教的慈祥，为了履行神职始终保持好兴致。我平等对待下级，其实这是出于好心，为使他们幸福而编造的谎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骗上当则是应当的。对女佣，对邮差，对母狗，我说话的语气宽容而温和。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世界上有穷苦人，也有罕见的怪物，有连体双胞胎，还会发生铁路事故，这种种反常的现象不是哪个人的过错。善良的穷人不知道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我们提供慷慨施舍的机会，而沿街乞讨的穷人是一些羞怯的穷人，我奔向他们，往他们手里塞一枚两个苏苏，法国辅币名，一个苏相当于现在五生丁，即二十分之一法郎。的硬币，更重要的是，我赐给他们一个平等待人的美丽的微笑。我觉得他们笨头笨脑，所以不爱碰他们，但强迫自己去做，这对我是个考验；而且他们必须爱我，因为这种爱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美丽。我知道他们缺乏生活必需品，但我乐于成为他们多余的东西。再说，不管他们怎么不幸，他们的苦楚总不会超过我的外祖父吧。他小时候，天不亮就起床，在黑暗里穿衣服；冬天洗脸，得敲碎水罐里的冰才行。幸亏家境后来好转。外祖父相信人类的进步，我也相信，在我出世之前，人类的进步经历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我的家简直是天堂。每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总是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庆幸自己碰到千载难逢的运气，出生在亲密无间的家庭，生长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对现实不满的人使我感到气愤：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们是反叛者。外祖母特别使我不安，我痛苦地发现她不太欣赏我。实际上，路易丝早就把我看透了。她公开谴责我哗众取宠，但她却不敢责备她的丈夫。她说我是鸡胸驼背的木偶，是小丑，说我做鬼脸出怪样。她命令我不许再“装腔作势”。我尤其感到憎恶的是看出她竟嘲笑我外祖父，这个女人是“否定一切的妖精”。我顶了嘴，她要求我赔礼道歉，但我有恃无恐地拒绝了。外祖父抓住机会表示偏爱，他护着我反对自己的妻子。她受到侮辱而怒不可遏，站起身跑回自己的房间里拒不出门。我母亲惶惑不安，害怕外祖母积仇记恨，低声下气地轻声责怪父亲。他耸耸肩膀，退到自己的工作室去了。母亲央求我去讨饶。我对自己的神通没法不得意忘形：我是圣米迦勒圣米迦勒，统领天兵武将的大天使。，我能擒妖除魔。我去到外祖母跟前随随便便地表示了一下歉意，算是了结此案。除此之外，我当然很喜欢她，因为她是我的外祖母嘛。母亲建议我称她“妈咪”，称一家之长夏尔时，用他阿尔萨斯的名字卡尔。卡尔和妈咪，连在一起叫，声音比罗密欧和朱丽叶还好听，比菲来蒙和博西施相传菲来蒙和博西施住在弗里吉(小亚细亚古地区名)。他们俩慷慨地接待了化装成旅行者的宙斯和赫耳墨斯，而其他居民却拒绝接待他们。两位天神降下大水惩罚弗里吉人，只有菲来蒙和博西施幸免。他们俩的名字成了夫妻恩爱的象征。还悦耳。母亲每天翻来覆去地对我说：“卡尔妈咪等着我们咧，卡尔妈咪会很高兴的……”这不是没有用心的。她想用这四个浑然一体的亲切的音节来显示家里人的和睦。我将信将疑，不过我装得十分相信，好似我自己就是这么看的。言语掩盖了事物的实质。我喊卡尔妈咪便能维持家庭亲密无间的团结，并且能把夏尔好大部分德行归到路易丝的头上。外祖母令人怀疑，她天生爱造孽，随时都可能犯过失。但时时都有天使伸出手来阻拦，只言片语的力量就能把她挡住。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确确实实的坏人—普鲁士人

确确实实的坏人当然是有的，那就是普鲁士人。他们夺走了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和所有的时钟。法国每个城镇的政府正门高处都有时钟。这句话意思是说普鲁士人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各城镇。惟有原先搁在外祖父壁炉上的黑大理石座钟还在。说也巧，座钟还是一帮德国学生送给他的哩，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偷来的。家人给我买汉西汉西(1873—1951)，阿尔萨斯漫画家。的书，给我看书中的图画，我对画中那些粉红脸蛋胖乎乎的人一点也不反感，相反觉得他们可亲可爱，因为他们非常像我的阿尔萨斯的舅舅们。我外祖父只承认一八七一年的法国版图，他时不时去贡斯巴赫、法芬赫芬看望留居在那里的人。他也带我去。无论在火车里德国检票员向他查票时，或在咖啡馆里德国跑堂对他有所怠慢时，夏尔·施韦泽的爱国怒火便涌上心头，脸气得通红。这时两位夫人紧紧挽住他的双臂：“夏尔!你想过没有?他们会撵我们的，到那时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外祖父提高嗓门：“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怎么撵我，我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呢!”两位夫人赶紧把我推到他的脚跟前，我用央求的神情望着他，他平静下来，叹道：“看在孩子的分上，算了。”一边用干瘪的手指摸着我的头。这种场面引起我对他的不满，而没有激起我对占领者的愤慨。再说，夏尔在贡斯巴赫少不了每周对弟媳妇发几次脾气，他常常把餐巾往桌子上一甩，砰地一声关上餐厅的门离去。弟媳可不是德国女人呀!饭后我们跑到他脚前哭哭啼啼，抽抽泣泣，而他脸色铁青，不理睬我们。外祖母说：“阿尔萨斯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不该这么经常去那儿。”怎么能不同意她的看法呢?况且我不太喜欢阿尔萨斯人，他们对我不敬重。所以，别人把他们抢走，我并不那么懊丧。有人说我到法芬赫芬的食品杂货商勃卢门费尔德先生家去得太勤了，说我屁大的小事都要去惊动他。卡罗利娜婶婶像煞有介事地“提醒”我母亲，人们又将此话告诉了我，这一次，路易丝和我串通一气，因为她很讨厌丈夫的老家。

在斯特拉斯堡，我们聚集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我突然听见尖细而明快的音乐声，赶紧跑向窗口，军队!我兴致勃勃地观看普鲁士军队在孩子气的音乐声中列队而过，我拍手叫好，外祖父却坐在椅子上咕咕哝哝；母亲过来轻轻在我耳边提醒我应该离开窗口。我照办了，但有点不情愿，我当然恨德国人，不过不那么坚定罢了。何况就是夏尔本人也只能以委婉的方式发泄他的沙文主义情绪。一九一一年，我们离开默东迁居到巴黎勒高夫街一号，他不得不退休了。但为了养活我们，创立了实用语言学院，向旅居法国的外国人教授法语，用的是直接教学法。学生大部分来自德国，学费付得很高。外祖父把金路易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使用的二十法郎金币。放进上衣口袋里从不计数；外祖母是失眠症患者；她夜里溜到前厅偷偷捞一些金路易据为己有，这是她亲自告诉她女儿的。总之一句话，敌人付钱供养我们。如果法德开战，阿尔萨斯会归还给我们，学院却要破产，所以夏尔是主张维持和平的。再说也有好德国人，他们来我们家吃饭，如一个脸红红的、汗毛很浓的女作家，路易丝带着几分醋意嘲笑她，管她叫“夏尔心爱的女人”；一位秃头大夫，一次把我母亲逼得紧贴门上，企图亲吻她。她怯生生地向她父亲抱怨这件事，外祖父却大为光火：“你使我跟所有的人都闹翻了。”他耸耸肩膀，下结论说：“你一定是睁着眼睛做梦吧，我的女儿。”到头来反倒是她自感有罪。所有的客人都懂得必须对我的品德大加赞扬，他们温顺地捏捏我摸摸我。可见，尽管出身不同，他们隐隐约约也有善的概念。庆祝学院成立周年的时候，来了总有一百多客人，他们喝着蹩脚的香槟酒，我母亲和穆黛小姐合奏巴赫的乐曲。我穿着蓝色平纹细布长罩衣，头发梳得闪闪发亮，宛如插上翅膀，在客人中飘来荡去，托着果篮，敬献橘子，他们啧啧称赞：“真是个小天使!”这么看来，这些人并不太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