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语言没有变化，只是加上德语注释和一份词汇表。另外，我还得知，这本书是柏林出版的，这可是自阿尔萨斯—洛林被强占之后最大的丑闻。这本书，外祖父一周往他的皮包里放两次。他用多了，书上布满了脏渍，划满了红杠，处处是香烟烧的洞。我很讨厌这本书：梅里美受到了侮辱。我只要打开它，就厌烦死了：但见每个音节拉得开开的教科书中的字印得较大，字母之间的空隙也较大。，就像外祖父在上课时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念出来的样子。这些字母符号是在德国印刷的，为的是给德国人阅读。那么这些众所周知、但看上去不舒服的符号，除了是法国文字的拙劣仿制之外，还会是什么东西呢?这又是一起间谍案：只要抹去被打扮过的高卢文字，就只剩下虎视眈眈的日耳曼文字了。末了，我思忖是否存在两个“高龙巴”，一个是不合群的，真的；另一个是教学用的，假的，就像存在过两个伊瑟典出叙事诗《特里斯丹和伊瑟》：国王马克派侄儿特里斯丹替他去爱尔兰向伊瑟求婚。伊瑟的母亲交给伊瑟一瓶春药，祝她跟国王马克永远相爱。但在横渡海峡时，伊瑟和特里斯丹误饮了这瓶魔水，以致相爱不舍。马克和伊瑟的婚礼举行完毕，夜已来临，但在新婚的床上却躺着一个假伊瑟——忠实的女仆白兰仙做了替身。伊瑟和特里斯丹继续相爱，最后以自杀告终。一样。

我的这些小伙伴们苦难重重，使我确信我是他们的同辈。虽说我没有他们的才华和价值，虽说我还没有打算写作，但我是教士的子孙，我生来就比他们强。毫无疑问，我是赋有天命的，但不是像他们那样命定要受尽折磨，因为这种使命总有点令人生厌，而是肩负某种圣职。我将像夏尔·施韦泽那样成为文化的哨兵。再说，我是活人，生龙活虎。当时我还不会把死人们剁成一段一段，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折腾他们：把他们抱在怀里，背着他们，把他们搁在地板上，把他们打开，又关上；把他们从虚无中抽出来，又重新塞到虚无中去。他们这些方方正正的人是我的玩偶，我很同情他们可怜的瘫痪相，而人们却把他们这种死后的继续存在称为不朽。外祖父热心鼓励我的放肆：所有的孩子都是有灵感的。孩子根本用不着羡慕诗人，因为诗人们都是十足的天真孩子。我对库特林纳入了迷，像他剧本中的人物那样追赶厨娘，一直追到厨房，然后向她高声朗诵《泰奥多找火柴》。家人对我的着迷觉得很有趣，关怀备至地促使我更迷恋，并想把它宣扬出去。有一天，外祖父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库特林纳大概是个好好先生。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为何不给他写信呢?”我写了信。夏尔·施韦泽把着我的笔，决定在我的信中留下好几个书写错误。几年前，报纸把我这封信发表了，重读时我很生气。我在信的最后写道：“您未来的朋友。”我当时觉得这非常自然，因为我亲近的熟人是伏尔泰和高乃依，一个活着的作家怎么会拒绝我的友谊呢?但库特林纳拒绝了。他做得很对，因为给施韦泽的外孙回信，实际是给他的外祖父回信。当时我们对他的沉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夏尔说：“我姑且认为他工作很忙。但即使忙得不可开交，也得给孩子回信啊。”

时至今日，放肆这个幼年时代的毛病在我身上依然存在。我把这些杰出的死者当做同窗伙伴相待，直言不讳地谈论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当人们为此指责我的时候，我总情不自禁想回答：“你们甭管我们的事，你们的天才作家已经属于我了。我曾把他们捧在手里，爱不释手而非常不敬地玩耍过哩。难道我对待他们还要注意方式方法吗?”后来我懂得，作为人，任何人的价值都是相同的，这才摆脱了卡尔的人文主义，即高级教士的人文主义。这种摆脱是令人伤心的，因为语言所引起的幻想破灭了。我旧时的同窗伙伴，耍笔杆的英雄被剥夺了特权，重新成为庶民，因此我两次为他们服丧。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每天拜读圣经贤传

我以上所写的是假的，也是真的，或者说，不真不假。人们写发疯的人也罢，写正常的人也罢，其写法都是这样。记忆所及，我尽可能准确地叙述事实，但在抒写的时候，对自己的谵语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这是根本的问题，但这不是我所能解决的。后来我发现，别人能把握我们的情感的各个方面，但把握不住情感的力量，即情感的真诚程度。行为本身不能作为标准，除非人们已经证明这些行为不是表面的姿态，但这总不是很容易做到的。请看以下的情况：在一些成年人当中，只有我一个小型成年人，我念的是成年人的读物。这已经很不自然了，因为这时我毕竟还是一个孩子。我不想硬说自己有什么过错，事情本是这样，仅此而已。尽管如此，我的探索和我的猎奇组成了家庭喜剧的一部分。人们对此兴高采烈，但我心中有数，是的，我心中有数。每天，一个神奇的孩子使他外祖父不再翻阅的难懂的作品恢复了生机。我的生活超过了我的年龄，如同有人的生活超过了自己的经济能力：我急功近利，不辞劳苦，代价很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装点门面。我一推开书房的门，就仿佛投身到暮气沉沉的老人怀里：大写字桌，写字垫板，粉红吸墨水纸上红的和黑的墨迹，尺子，糨糊瓶，散发不出去的烟味儿；冬天还有蝾螈炉发出的红光，云母的劈啪声。这简直是物化了的卡尔本人。这足以使我感到荣幸，我便向书跑去。真心诚意吗?此话怎么讲?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怎么能确定真才实学和哗众取宠之间难以觉察的和游移不定的界线呢?我俯卧在地板上，脸朝窗户，一本书在我面前打开着，右边放着一杯掺入少量红葡萄酒的水，左边一只盘子里放着涂果酱的面包片。即使离开众人的时候，我也在演出：安娜—玛丽，卡尔妈咪早在我出世以前就翻阅过这些书，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他们的知识啊。晚上，他们问我：“你念了什么?学到什么了?”我知道他们要问的。我是产妇啊，要生产出一句孩儿话来对答。躲着大人们念书，是在感情上跟他们相通的最好办法。他们虽然不在场，但他们的目光将通过我的枕骨部位进入我的体内，再从我的瞳孔出来，箭一般射到书上。书上的句子已被念过无数次了，而我才第一次阅读。我被人看见，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在念书，就像听见自己在说话。这么说，自从我识字前装模作样地辨读《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以来，我有了很大的变化喽?没有，其实只是演出的继续而已。在我的背后，房门打开了，他们来看我在干些什么。我弄虚作假：一骨碌爬了起来，把缪塞放回原处，立即踮着脚尖，举起胳膊，捧下沉甸甸的高乃依。他们根据我的体力消耗来判断我的爱好。我听见背后一个赞叹不已的声音轻轻地说：“他是多么喜爱高乃依啊!”其实我并不喜欢高乃依，因为他的亚历山大诗体使我很扫兴。幸亏出版商只全文出版高乃依最有名的悲剧，对他次要的剧本只印出剧名和分析性的剧情简介。但这反倒引起我的兴趣：“罗德林黛罗德林黛，《贝塔里特》的主人公，这是高乃依一部不成功的悲剧，发表于一六五一年。是伦巴第国王贝塔里特的妻子，国王被格里莫阿德打败了，她在乌努尔夫的威逼下嫁给外国的亲王……”在勒·熙德和西拿之间，我先知道罗多居纳，泰奥多尔，阿热西拉斯均为高乃依相应的剧作《勒·熙德》、《西拿》、《罗多居纳》、《泰奥多尔》、《阿热西拉斯》中的主人公。。我满嘴是声音铿锵的姓名，心里充满了崇高的情操，仔细地注意着不要把书中人物的亲缘关系搞错。家人还说：“这孩子求知欲很强，他竟在啃《拉罗斯词典》呢!”随便他们说去，其实我并没有钻研，而是发现词典里有剧本和小说的简介，我非常乐意读这类东西。

为了讨人喜欢，我竭力想受到文化的熏陶：每天拜读圣经贤传。有时静静地匍匐在书前，翻几页，这也就够了。这些小伙伴的著作往往是我的转经筒转经筒，藏传佛教徒祈祷用法物，形如桶，中贯以轴，其中装有纸印经文，上下两端固以轴承，周围刻六字真言，转动一周表示念诵六字真言一遍。。与此同时，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恐惧和欢乐。有时竟忘记自己扮演的角色，拼命地疾驶起来，好像被一条狂怒的鲸鱼卷走了。其实这条鲸鱼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这个世界。请你们自己作结论吧!总之，我的目光在跟文字打交道，品尝着每个字，确定着每个字的内涵。久而久之，这种演戏似的学问培养了我的才智。

话说回来，我已开始了真正的阅读，那是在书房圣殿之外进行的，即在我们的房间里或在餐厅的桌子下面进行的。关于这些读物，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除母亲外，任何人也没有跟我谈起过。安娜—玛丽对我弄虚作假的行为十分重视，开诚布公地向妈咪讲了她的不安，外祖母成了她可靠的同盟者，说道：“夏尔胡闹，是他纵容孩子，我亲眼看到的。等这孩子身体垮了，我们算讨便宜啦!”两位妇女还讲到劳累过度和脑膜炎。要是用脑过度得了脑膜炎那将多危险啊。但正面袭击我外祖父是徒劳无益的，于是她们迂回作战。在一次散步的时候，安娜—玛丽好像很偶然地在一间书亭前站住。书亭位于圣米歇尔林阴路和苏弗洛待交叉角上。我看到了美妙的图画，画中耀眼的颜色强烈地吸引着我。我要求买这些画，立即就得到了。这下可上了瘾：每星期我都要买《唧唧叫》、《了不起》、《假期》，让·德拉伊尔的《三个童子军》以及每星期四以小册子出版的《绕地球飞行》《唧唧叫》、《了不起》、《假期》、《三个童子军》、《绕地球飞行》等五种画报和杂志均为当时的儿童读物。，这些都是阿尔诺·加洛班出版的。每两个星期四之间，我脑子里想的净是安第斯山的雄鹰，铁拳拳击家马塞尔·杜诺，飞行员克里斯蒂安，却很少想到我的小伙伴拉伯雷和维尼维尼(1797—1863)，法国作家、诗人。。母亲到处收罗能还我童年的读物。她首先找到了《粉红小书》，这是童话月刊，然后逐渐搞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的小说，发表于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美国小说家詹姆斯·库柏(1789—1851)的小说，发表于一八二六年。莫希干人是过去住在美国纽约州北部的印第安人。，《尼古拉斯·尼古尔贝》《尼古拉斯·尼古尔贝》，英国作家狄更斯(1812—1870)的小说，发表于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拉瓦雷德的五个苏》《拉瓦雷德的五个苏》，法国作家保尔·迪瓦(1856—1915)的小说，发表于一八九四年。。儒勒·凡尔纳过于沉着冷静，我更喜欢保尔·迪瓦写的异想天开的故事。但赫哲勒丛书的作品，不管作者是谁，我都非常喜欢。这是一些小小的舞台，金色流苏的红封面好似幕布，照在侧面的阳光宛如成排的脚灯。多亏了这些魔盒——而不是夏多布里昂排列整齐的诗句——我初次领略了美。每当我打开这些方方正正的盒子，便忘记了一切。我是在念书吗?不是，简直是陶醉：我消失了，继而出现的是手持标枪的土著人，荆棘丛林，一个头戴白盔的探险者。我显圣了，用灿烂的光轮照亮了阿乌达美丽而忧郁的双颊和费莱阿斯·福格的颊髯。美妙的小阿乌达脱颖而出，真的成了奇迹，令人赞叹不已。在这些五十厘米的舞台上出现了十全十美的幸福，没有主子和颈圈指牲畜的颈圈或奴隶的锁链。的幸福。我认识的这个新世界乍一看好像比我熟悉的旧世界更令人不安，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抢劫，杀戮，血流成河。印第安人，印度人，莫希干人，霍屯督人劫持姑娘，捆绑姑娘的父亲，发誓要让他死在最残忍的折磨之下。这是十足的恶。但很快，恶就在善的面前俯首帖耳地投降了。下一章，一切又都恢复正常。勇敢的白人把野蛮人杀了个落花流水，割断捆绑那位父亲的绳索，终于使父亲与女儿拥抱团聚。只有坏人才死，也死几个很次要的好人，算是为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再说死的样子并不可怕：双臂成十字倒下，左胸下侧有一个小小的圆窟窿；如果在枪还没有发明的时代，那么，有罪过的人就“死在剑下”。我很喜欢那个漂亮的姿势，想像着刀光剑影，剑刺入胸膛，如同切入黄油，剑头从不法之徒的背部出来，他瘫倒在地上，却没有流出一滴血。有时人死得离奇可笑，譬如《罗兰的教女》中的那个撒拉逊人。他骑着战马直冲到一个十字军骑士的马上，骑士狠狠朝他脑袋正中砍了一马刀，活生生把他自上而下劈成两半。居斯塔夫·多雷居斯塔夫·多雷(1832—1883)，法国绘画家、木刻家、画家、雕刻家。的一幅插图生动地再现了这个场面。多么有趣啊!两个半拉躯体往两边分开，倒下去，在马镫周围构成两个半圆形，战马受惊，直立起来。有好几年，我一看到这幅木刻画，就情不自禁地笑得流眼泪。结果我悟出：敌人虽然可恨，但毕竟是无害的，因为敌人的阴谋计划总不能得逞。尽管敌人诡计多端，不遗余力，到头来仍然是善的事业得益。我发现，每当秩序恢复，随之而来的就是晋升，英雄们受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