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主张，并且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跟任何人辩论。

他常在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是美洲大陆胸外科医生各种集会上的一个著名人物，一个胸外科专家。1932年年中，他初次发表了《吁请作肺结核早期压缩》的文章。像任何其他严肃的医生一样，他一向知道肺病的根源是贫穷。但是现在，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贫穷似乎到处蔓延。

报纸上满篇都是危机、萧条、破产、失业、救济、争论。白求恩当然早就知道，经济上出了些小毛病，大家因此议论纷纷；但是据经济学家们说，那只是一种周期性的事情，不久自己就会解决的。然而，五年已经过去了，什么也没有解决。总统们和部长们高谈着“近在眼前的繁荣”，而失业、破产和恐惧却深入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动乱和崩溃：在西班牙，普里姆·德·里维拉用军事独裁的方式进行着统治；在德国，一个怪物和一个奇怪的运动，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在中国，蒋介石正在忙着用屠杀异己分子的方法来减少人口；在日本，一个军国主义的集团做着统治全亚洲的迷梦。

在白求恩看来，仿佛全世界患了一种集体疯狂病。他注意到全世界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几百万人没有衣服穿，而美国却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几千万人挨着饿，而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他以一种苦闷的心情，写道：“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界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些方面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白求恩传十四

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无休止的晚会上的贵宾。趋炎附势的人、玩世不恭的人以及社会名流都追逐他，可是一旦追到以后又觉得他不可理解了。

对于他的一些同事，人生的支柱是一个舒适的家、抵押借款的偿付、保险以及越来越多的存款。在他们看来，他浪费得惊人。他挣很多钱——花得干干净净。就连弗朗西丝，经过这么许多年以后，也还对他的一些礼物感到惊讶不止。只要他中意的东西他就买，不管价钱多少。他尤其照顾蒙特利尔的艰苦奋斗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果中他的意，他一见就买。他在比弗楼山上的公寓房子布置得相当奢华——早先在伦敦的享乐主义时代的回声。他的各种文凭——医生们常常精心地挂出来作为自我宣传用的东西——都挂在浴室的墙上。

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嫌贵的。然而朋友们都知道，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不乐于和人共享的。他的可观的藏书每一本里有一张设计得很简单的贴头，上面写着：“这本书属于诺尔曼·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他对书如此，对家也一样。

在拘谨的人看来，他的态度太直率而且常常使人觉得太窘。他以欣赏的眼光来看所有在路上遇到的漂亮的脚踝。无论在大街上，在客厅里，还是在饭桌上，他讲话都一样地没顾忌。“多精采的大屁股！……”“这骨盆生小孩儿多棒！……”“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术来多美！……”

作为艺术家、医生和人，他爱美貌。但是女人的精神比美貌更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一次问一个同行，吓了那人一跳：“你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味得非跟她勾搭不可？”

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好莱坞电影明星，芮奈·阿道勒。她患肺结核的时候，白求恩为她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用于膈神经切断术的项圈。她说，他们在动手术前后的谈话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病愈后写给他的一首贴切的诗里，她说她现在把生活里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两性间的虚伪像医界里的装腔作势一样使他气愤。他能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派头和“体面”，可是对于对他表示了一点点感情的人们，他的父亲般的慈爱使他们吃惊。

弗朗西丝，他仍然管她叫“我妻子”。有时候她觉得是她遗弃了他，以前如果她更爱他一点的话，一切都会顺利的。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或是会见他接二连三带来让她鉴定的人们的时候，不论她怀着什么痛苦的思想，她知道……知道别人，那些认为他有意思，或者与众不同，或者有才气的人，所不知道的事。

弗朗西丝知道……他的讽刺、闹情绪、发脾气有时真叫人害怕。在社会上他是谈笑风生的人，敏于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变成了始终如一的慈父，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的病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1934年的那个圣诞节，收到他的圣诞贺卡的人们都对它感兴趣。在贺卡下边他印上了惠特曼的诗句：

“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弗朗西丝，急急忙忙地说：“我一定要马上见你。你可以到公寓来吗？”他的声音很激动。

一见她走进来，他眼睛里流露出无言的感激，脸色苍白，两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我刚死了一个病人，我必须见你。他是一个年轻的修道士。病得很厉害，而且病情复杂。……我动手术的时候他死在手术台上……”“这很难解释，”他不安地继续说，“我问自己：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的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不会解释；但当他们那样死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

她尽力安慰他。她知道，他正在暴露他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几乎不敢正视的地方。

“他们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将来也都要死的，那么他也就要感受每一个人临终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受尽折磨，痛苦不堪。

白求恩传十五

1935年3月，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度过了四十五岁生日。在医院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白求恩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新的疑虑开始在他心里活动起来。

他现在不常和弗朗西丝见面；见着的时候，他在她面前大吵大骂，而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耐心和同情。“医学!”他往往嚷道。“你不知道有多大一部分走进了死胡同。”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是总是他们的错呢?不是，全都错了。人没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权利。这还需要购买，像在街角上杂货铺里买一听豆子一样，你一定得出大洋钱才行。我们大家挂牌行医，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像裁缝铺一样。我们矫正一条胳臂，一条腿，就像裁缝补一件旧上衣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行医，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做现款交易。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一个新的普遍保护健康的概念，一个新的医生职责的概念。”

有一天他突然去看弗朗西丝。他好像兴奋极了。“我的工作没法往下干了。”他说。

“说真的，白，”弗朗西丝说，“你又闹什么了?”

“我们到人民中间去!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你向窗子外面看看——整条街的房屋。那才是医生必须去的地方。深入每幢房屋，每座城市，每个农庄。挨家挨户。我们把医药直接送到每个人那儿去。我们不呆在诊所里，等病人送上门来，诊断一次收多少钱；我们在他得病以前去找他，教给他怎样保持健康。如果他已经病了，我们就用迅速的行动来止住他的病。挨家挨户，大街小巷，大城小镇……”

“但是你说的‘我们’，”弗朗西丝问，“是指谁?”

“我自己，”他说，“以及其他愿意跟我走的人，其他和我一样相信医生的责任是采取行动，是到疾病的来源那儿去的人。”他越发兴奋了。他一心要说服她。

“但是你到哪儿去找这种人呢?”

“教会是在哪儿找到传教士的呢?”他反问。“一定也有医生愿意抛开个人利益，去当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传教士。医生们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团体。我们要到贫民区去，到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去。”

“但是，”她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切所需要的钱从哪儿来呢?就假定你说服了别人跟你走吧——你们靠什么过活呢?”

“呃，那个——钱……”他不耐烦地一挥手把钱撇开了。“我们自己什么也不需要人们出得起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养活我们。药品、器材、设备——这些全是技术性的细节。必要的话，我们就使政府感到羞愧而给我们这些东西。”

他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计划，然后在她面前停下来，抓住她的手。“你认为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慢吞吞地说。“你讲起来让我觉得从来没听过比这更美妙的事——或者更不切实际的事。”

白求恩传十六

几天以后，他开始写一本暴露魁北克省卫生情况的小册子的大纲。问题似乎不只是富裕中存在着贫穷。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到处都是挑战、谴责、浮夸的演说、外交上的恫吓——都是用一种行话记载下来的，这种行话对他不但新奇而且把他弄得莫名其妙。

“如果每天的报纸把我搞糊涂了，”他说，“它们一定也把许多其他的人搞糊涂了。”他决定写一本小册子，为每天应用的时事名词提供简单的解释。他在第一页上写着：《读报手册——或阅读日报须知的一百个名词》。他一共写了不多几页，包括：独裁、民主、失业、雇主、雇员、工资、工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罢工、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苏维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有些朋友现在开始对他侧目而视。他们看到他书桌上有激进的小册子的时候便问起他来：“你是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吗?”“我不知道，”他会温和地说，“我还不清楚共产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现在被人家扣上一顶红帽子，是很容易的。如果把凡是不同流合污的人都喊作‘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你一定得把我算作红色分子中最红的一个。”

第二天，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领导人正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开会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衣着讲究的人走了进来。他递给他们一张名片说：“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个别的医生这样干……”

在他作为一个胸外科的革新家的名声上面，现在又添上了医学刊物上没有记载的荣誉。他的名字在领救济面包的穷人队伍里传开了。

他发觉这种环境新奇而令人兴奋，在这里，男人和妇女谈起现在和将来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讨论哲学和组织工会，并以一种他所喜欢的温暖的同志感情接待他。

白求恩传十七

那条路首先把他引导到苏联，那个国家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1935年夏天，这位自己任命的蒙特利尔穷人的医生离开了蒙特利尔，去参加一个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

对于白求恩，坦白地说，生理学大会是一次看看“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如何实行的机会。通过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他得到许可去参观医院和疗养院，并且研究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方法。他在这方面进行的调查工作成为他苏联之行的高潮，使他兴奋到了极点。他发现，在十八年内，有将近一半时间是用在重建国内残破的经济上面，苏联已将肺结核的发病率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证实了他自己认为肺结核可以完全扑灭的信念。

他继续进行着他的调查工作，越来越感觉兴奋。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讲究的休养所和完备的疗养院，在这儿，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本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各诊疗所和疗养院里，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这并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权利。官方规定的疾病预防措施里包括从幼年起给儿童施行结核菌素试验，这正是他久已在国内鼓吹的。

十年以前，他在特鲁多疗养院谈论过为出院的肺结核患者采取特殊的复原措施的必要。现在，在苏联，他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复原制度，他马上就断言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面，苏联有一系列专为过夜的或不过夜的病人设立的日间和夜间疗养院。他虽然没有时间去参观苏联其他地区的许多疗养院，但是所看到的已经足够使他心悦诚服，兴奋异常。在他到达两个月以后，他启程回国，带走了许多书籍、小册子、医学论文，以及这样一种感觉：一个新的试验正在古老的俄罗斯进行着，它将对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时加拿大和苏联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同时对于“苏维埃试验”的好奇心正在增长。因此，请白求恩就他的旅行作公开讲演的邀请像雪片一样飞来。他能接受多少邀请就接受多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