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冷空气。他到村边时，便继续往低矮的小山那儿走去，一面走一面不时举起手来拍着自己的耳朵。他挺着头向前走，两眼炯炯地发亮，仿佛在黑夜中搜寻什么东西似的。

在村子里的手术室内，董、林、方三人互相看看，然后问道：“他在做什么？”在小山上，白求恩用一只脚踢着土，仰起头去凝视天空的疏星，然后又倾听着。

他在倾听风声、小鸟的歌声、他草鞋底下土地的嚓嚓声。但是他的耳朵里只有一种可怕的突突声，似乎血液以一条远方的河流的怒号流过他的头部。

他举起手试试有没有风。不错，它和以前一样地刮着，但是没有声音，没有山腰里带来的回响，它是无声的、冰冽的气流。他捡起了一把石子，让它们从手指缝里落到地上。他聚精会神地瞧着它们落下，看到它们无声地碰着霜冻的地面。

他无力地靠到一棵树上，思忖起来。四周的黑夜和小山寂静无声。

他以前曾有过足够的预兆，他思索着——最初感到的不舒服，一阵阵的刺痛，几天几夜不休息后耳朵里的嗡嗡声，右耳特别难受时害过扁桃腺炎。这是在山西开始的；今天在这儿告终，世界上的声音他完全听不见了。

他纳闷着，是不是以后永远听不到生命的奇妙的喧嚣？是不是以后就只能在他自己身体内的噪音中生活，不再有音乐，不再有朋友的说话声，不再有田野上的声音、奔驰的马蹄声、军号声、欢笑声？是不是感染，慢性的虚弱，一种能够治好的病？或是长厚了的骨头把娇嫩的听觉结构给封住了，如同坠下的岩石堵住了魔洞的洞口？

他站了起来，直打着冷战，走回村子去。他的小屋子的纸窗里透露出一道灯光。屋子里，董在等着他，坐在一个椅子里打瞌睡。他摇摇董的肩膀，看着他脸上露出十分关切的样子，看着他的嘴唇在动，从另一个寂静的世界向他发出急切的问话，但白求恩一句也听不见，只是悲伤地说：

“我听不见你的话，同志。我聋了。”

这是一个寂寞、孤独的夜晚。在董走了很久以后——董很难受，焦急地提出了许多办法，他都不听——他还在桌子旁坐着，凝视煤油灯的毕毕剥剥直响的火焰，手指没精打采地翻弄他的手稿，心境抑郁而阴沉。

他设想他以后生活在一个寂静的世界里的情景。他怎么来继续他的工作？他们会跟他说话，而他什么也听不见。他看见自己在手术室里，如同鸟在笼中，董、方、林向他做着手势。他看见自己回到美洲，从与人绝缘的真空里向一群一群的听众大声疾呼。他看见他的母亲，她的话他听不见，她那苍老的脸拚命挣扎着要表达出一个母亲的欢迎。他看见朋友们熟悉的脸，像一部没有声带的影片里的映像展现在他面前，突然又变成了一群做着古怪的脸相的陌生人。

他被卷入到中国内地有多久了？一年半以上了。在这期间，他从散布在他的广阔的生活范围里的朋友们那儿收到过几次信？五次……二十个月中五封信！还有这个最后的讽刺：他曾写信给延安，给加拿大，给每一个他想得起来的朋友，请他们送他一架手提式收音机，使他重新能够和外界接触。现在收音机也没用了。现在，就在这儿，在这些使他感到如此满意的村子里，在如此好的同志中间，他竟然会和人世彻底隔绝了。

多么愚蠢，他悲哀地忖度着，竟然会陷入了肉体和意志的悲惨的矛盾之中。“老人家，”他们已经开始这么称呼他。昨天，当他听见小邵也用起这个生疏的名词时，他曾经问过董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老年人，”董嘻笑着回答。

“老年人！”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才四十九呢！”

“而干劲比我们许多小伙子可还要足呢！”董兴致勃勃地接着说。

昨天他还大笑过。现在他站了起来，走到屋子那一头挂在墙上的镜子前面。他暂时忘掉了那些时光用来蒙混人的眼睛的逐日的细微改变。他回想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同时端详着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从镜子里向他望着的是一个七十老人的脸，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的一个陌生人的脸——被河北的太阳晒得枯槁不堪，被山风吹得粗糙不平，满脸全是饥饿、疾病、紧张、过分的劳累所作践过的痕迹。这是一位忧心忡忡的长者的一张密布了深深的老年皱纹的脸。

前额更高更窄了，骨棱棱地突出在低垂到又细又皱的头颈的白发前面。乱糟糟的浓眉下面的眼睛显得更小了。它们仍然炯炯有神，但是周围却密布着得来不易的痛苦的智慧的皱纹。银白色的胡子下面，肌肉消逝了，皮肤像空口袋似的瘪了进去。两颊从颧骨到下巴颏刻划着一条一条的深痕，仿佛是从未愈合过的创伤。从下颚到喉核，皮肤松弛地垂了下来。

他擦了擦变薄了的嘴唇。?铄的笑容消失了。牙龈萎缩了，牙齿黄黄的，全是空洞。

他露出胳臂，伸了出来，冷静而惊奇地审视着它们。它们枯瘦得像河北的树木的杈枝一样。他的胸脯、肩膀、臀部——以及其他部分没有一处不是又枯又瘦，一副皮包骨，仅一百磅多一点，这是一个美好的身体的残躯，当年战胜过肺结核、爬过阿尔卑斯山峰、在劳伦斯山滑过雪、在西班牙的高山中行过军的白求恩的残躯。他咬了咬嘴唇，现在他的嘴唇常常由于贫血和寒冷而发青。他咳了几声，琢磨着胸膛里刺耳的呼呼声，一面希望这只是八路军中常见的咳嗽，一面猜疑着不知他那叶好肺还能支持多久。

他回到桌子旁，翻弄着他的手稿，想做点事来拴住他的思想。然后他又静静地坐着，回想他一生的经历，他的远方的朋友们，以及像山西的一座高峰一般耸入云霄的未来。在镜子里，他看见了一个老年人，他的生命凭空缩短了二十年。他想起了那一个夜晚，董跟他谈起结婚，娶一个妻子过夫妇生活。那也完了。但是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去回忆：有一次他曾经怎样地说到医生应当像穿草鞋的僧侣，到人民当中去恢复肉体的健康与活力；他曾怎样地痛骂那些以人们的痛苦作买卖的人；他又曾怎样地梦想过，有一天医生可以像艺术家一样美化人类生活的花园。

有那么一个时期，作为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他曾经摸索着向那个理想前进。在这儿，在平原与山岳之间，他找到了如何实现它的途径。如今，诺尔曼·白求恩成了白求恩，他继承了无数的理想和企望，对于多少年来动荡的生活现在怀着满腔感谢的心情，他的生命是缩短了，但是发挥了它的作用，他现在所希求的只有时间，更多的时间——因为整个生活就是斗争和发展，一切事物的诞生都要经过斗争，因此他所失去的年华一定会延长那些从来没听到过他的名字的人们的未来。

几个小时以后他醒了过来，头枕着胳臂伏在桌子上。肘边的灯在冒着青烟。他的手表已是早晨四点了。他揉揉疲倦的眼睛——然后他听见了一只小鸟的歌声。

他跳了起来。是不是聋了的耳朵，像截断的大腿上还能够感到痛的脚趾那样，在用记忆中的声音嘲笑人的意识呢？他冲到窗前，一拳触破了纸窗。歌声蓦地间停止了，但是他能够隐隐约约地听到那只受惊的小鸟飞入黑暗中时振翅的声音。

他从窗口伸出了身子。他的脑子清醒一些了。耳朵里的嗡嗡声也不像以前那般讨厌了。他依稀可以听见开门关门的叽叽轧轧声，以及风的嘶哑的怒号。夜晚的声音从来也没有这般甜美神奇。

他离开了窗子，一路使劲蹬着脚走回到桌子旁边。他捡起了一本书，把它举得高高的，然后让它掉到地上。他听见它碰地时发出一种低哑声，就好像他头上裹了一条毯子，声音透过毯子进到他耳朵里一样，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他从手腕上解下了手表，把它举在右耳远远的地方，然后把它渐渐靠拢。接着又用左耳同样试验了一次。

他的右耳什么也听不见。它仍然是全聋。左耳呢，当他把表紧贴在上面时，他可以听见一阵轻微的嘀嗒嘀嗒的声音。部分听觉恢复了。

他的听觉还够他进行工作用的——这就够了！他要把右耳朝着敌人，左耳朝着战友，剩下的董会去做的……

他在屋子里不安地来回踱着，看了看手表。他还有一个小时的觉可睡，但是他一点也不想睡。他想和别人说说话，和老朋友们谈谈心。对了，这个时间再好也没有了。他要写信给戴维森，给埃利瑟，给约翰·巴恩韦尔，还有其他几个人。

他拿出了打字机和他珍藏着的复写纸，在打字机上放进了四张纸。他说不定多久以后才会再给他们写信。照他的老办法，他将把同一封信给他们每人寄去一份。

信中他谈到了他的工作，谈到了他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隔绝，谈到了他对他正在造就成为护士和医生的那些年轻的农村男孩子和工人所感到的骄傲。他用谨慎的字句提到了他的越来越坏的健康，叙述了他工作时的困难条件，但是又接着说：

我发现在一个肮脏的小庙里，背后有一尊二十英尺高的没有表情的佛像盯着我，我也能够做手术，就如同在一间有自来水，有漂亮的绿瓷砖墙，有电灯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设备的现代化手术室里一样。

他满怀信心地谈到战局的发展。日军虽然占领了很多地区，但是从最后结果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紧紧抱住已经征服的地区，好比一个人抱住一只老虎的尾巴。“据我看来，日本人永远不能征服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不及的事。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人民对侵略者恨之入骨……”

然后他说到私事：

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好像已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你一定经历了许多事情。我确实经历了不少事情。过去一、二十个月——很快就要两年了——过得很丰富，丰富得我不知从何说起，我希望在我写给你们的那些信里你们至少收到一封……我猜想你们从来也没有收到过我的信……

邮件到得非常没准。信到了中国以后，再到我手中，至少还要五个月。我估计每二十五封信中，我只收到一封。我对于这，现在多少也认为命该如此了。

我有时候向往咖啡、嫩烤牛肉、苹果馅饼和冰淇淋。啊，鲜美无比的食物的幻景！……书籍……现在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演奏音乐吗？你们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软绵绵的床上的干净被单是什么样的滋味？女人还爱人家去爱她们吗？

所有这些东西会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一点也不觉得惊异，这实在让人伤心……

我正在打算回国一行，预计年底可以到加拿大。我希望从美洲回来的时候带着五万美元，那个数目可以维持我们的全部机构（医院、学校等等）五年。这儿他们需要我。这儿是我的领域。这些人是我的人民。不多写了。亲爱的朋友。

白

董惊醒了，从炕上爬了起来。他好像刚睡着。是不是他想象着听到了人声？他用中国话喊了出来：“谁啊？”

一阵大笑响彻了整个屋子，窗户外的黑暗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嚷道：“老人家……这是晋察冀的老年人！一只耳朵的老公鸡把你啼醒了。起来，孩子，揉揉眼睛，醒醒吧。今天很忙，现在已经五点了！”

白求恩传五十九

一支由他的战友们组成的送葬队伍抬着他越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慢慢地、迂回曲折地向西走着，一个村又一个村，接连走了五个晚上，白天则把遗体隐藏在农民的茅屋里。

在那些他生前医治过病人和伤员的村子里，他们停下来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他们把他躺着的担架放到地上；董讲述着他的生平和逝世的情形；人们哭泣着列队向他告别。然后他们又在满天星斗之下继续前进。他们把他葬在晋东一个山谷里，在他的坟上留下了一个简单的标志。

这消息从八路军的无线电网传播了出去，使那些听到它的人目瞪口呆。在五台山司令部里，聂司令员流着眼泪，他部下的干部都垂着头坐在他周围。

理查德·布朗大夫在他的告加拿大人民书中说：“白求恩自己夸耀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说他是上帝的圣徒。”

在前线，战士们高呼着“白求恩！”从山里出击，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击毙了阿部将军、他的全体幕僚以及所有随从的士兵。

在窑洞里，在他所建立的那些医院和学校里，在那些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他带来医药和卫生的无数村庄里，人们在哀悼他。我们不仅在哀悼一个人的逝世，毛泽东告诉他的同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