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己不能自圆其说。后

来我问冯巩：

“冯巩，你和大家说我给你照过相没有？”“对了，姜昆，你不说我还忘了，

前年，姜昆还真为我照过相！”“怎么样？你那张照片就是我给照的嘛！”“取出

相片一看，跟胡汉三似的！”“……你怎么说话呢？一点都不实事求是。”“我爱

人差点和我打离婚！”“你走开，你们相声演员说话太损！”“好，我走，不过衷

心希望姜昆同志认识到：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少一些胡汉三为好！”“你走，你走！

还说我照得不好，也不看看自己长的什么模样，上身下身一点都不匀称，还照相呢！”

这一段表演为我和唐杰忠后面的表演作了极好的铺垫。可大家知道吗？

这长达五分钟的串联，全是冯巩和我即兴编词，即兴对话而碰撞出的笑料，他

的机智在此一刻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的才能也为全场的演员和观众所认可，全场

笑声一片。通过这一年春节晚会，冯巩一下子成了全国人民喜爱的红笑星；也就是

从这一年开始，冯巩没有一次离开过每年的春节晚会。

几乎所有的相声前辈都称赞：冯巩成材了！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1986 年成功了，重振的目标实现了！

在《难忘今宵》的主题歌声中，所有的演员欢聚在一起，大家欢呼，领导祝贺。

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王枫，在欢庆的晚宴上，为演员端上来一盘盘饺子。

我偷偷地看了黄一鹤一眼，他没有激动，也没有落泪，只是默默地坐在一张圆

桌旁，和大家一起点燃了一支烟。

我估计他更多的是感触：人生不容易呵，事业不容易呵！纵是你有三头六臂，

你能使周围永远辉煌吗？昨天的阴影，可能在今天的光亮下渐渐地暗淡，那么明天

呢？用什么方法使明天的光芒更耀眼呢？春节晚会这颗明珠可能会越来越夺目，但

为他增光的可能是一批又一批冲锋陷阵，不亚于战场上奉献的战士。他可能想到了，

他为作这个高耸入云的人梯，无愧地做好最底层的那个木栏，尽管有过曲折，有过

坎坷，但今天，应该是结结实实地钉在了这个梯子的两根支柱上。

当然，这只是可能他想到的。不过，我相信我的猜测。因为当我参加第八次春

节晚会结束的时候，我隐隐约的地想着1987 年晚会的辉煌。

我当相声演员之前

我三十岁的时候，曾写下这两篇文章，描绘我当相声演员之前和之后。

有许多人在三十岁的时候，好像突然有了一点伤感。他们觉得精神颓败自此而

始，机遇命运已成定数，容颜已旧，骏骨已凋。

于是有人说“三十岁让人觉得屈辱，人开始憎恶衰老”，因为“三十岁是造物

主对人的一次挑战和挑衅，造物主把对你的蔑视重重地甩在你的脸上”。

当然，说上面这话的那些人，也是用这样的词句“激励自己不要因为岁月的推

进，而泯灭自己人生的火焰，也不愿意重蹈无数代人自三十而沉沦的覆辙。因为古

言云：‘十岁的神童，二十的才子，三十的庸人，四十的老不死。’”当我读着自

己三十岁写的这些文章时，我觉得我三十岁的时候，怎么还像小孩似的？我是不是

太幼稚了？读读我三十岁写的文章，我觉得好像刚开始人生的路，还那么天真地朝

着天空笑，朝着彩虹叫，朝着大道跑……我是不是晚熟品种？

不行，虽然像他们说的，青春已经越来越变为一个故事，但我总还没有落叶满

地、人走楼空的感觉。我觉得快五十的我还是保持这样一个心气儿。

所以，我一个字不加，一个字不改，把这两篇文章原样放在这里。而后，我只

是把它继续写下去就是了……

记得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妈妈总在我耳边唱：“小白菜呀，叶叶黄呀，三岁的

孩子，没了娘呀……”唱着唱着，就有泪珠从她的面颊上滚落下来，在她的轻声细

调中，渗着我当时根本不能理解的情感。隐隐约约感到在母亲的目光中，似乎有着

痛苦，也有着幸福。

一晃就长大成人了，走完了自己人生历程的第三十个年头。尝到了幸福和痛苦，

可能跟妈妈的一样又不一样……

红旗。阳光。红领巾。少年宫。辅导员。舞台。一切都是金色的。

童年的梦幻，是自己也能穿上漂亮的衣服，和伙伴们在水彩般的生活中玩耍、

歌唱、欢舞。但是，弟弟妹妹多，爸爸工资低，妈妈没工作，不得不使我多想上一

点。不过我还是欢蹦乱跳地过着日子，一直到了三年级。但痛苦终于撞进心里来了。

一次，我去景山少年宫玩，看到和我同龄的孩子，学着大人的样子拿着提琴盒，背

着手风琴，拎着笙、管、笛、箫，走进那高高的宫殿中。于是，乐声开始了，我扒

着门缝看……一直到把我轰走。我忍不住了，任性地和爸爸闹：“爸爸，我也要去

少年宫！我要当演员！”爸爸实在是惊奇了，清贫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使他没能

注意到孩子心灵的万花筒。

我曾经和许多孩子一样，有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我也想和许多伙伴一样，过他

们那样富足的生活。但是，我上学买的水彩，是最廉价的，画出的画儿总不如人家

那样鲜艳；我穿的白衬衫，是白布的，总不如人家府绸的那么白；背的书包，是爸

爸用旧的大书包改的，总不如人家身上的神气。我看我们胡同里的孩子夏天去拣西

瓜籽儿，一腌就是一大缸，到了冬天能卖好几十块钱，我羡慕了。于是，我背着爸

爸、妈妈，跑到西瓜摊儿去拣瓜籽儿。不一会儿，我拣了满满的一瓷盆儿。我跑回

家倒在一个洗脸盆儿里，又去拣。一边拣一边想，要是坚持拣上几天，拣好多好多，

妈妈一定舍不得全扔掉，让她帮我煮煮，冬天拿出去卖。我先买一件……再买……

正想着，糟糕！爸爸从那边儿走过来了。这么亮的地方哪儿也躲不开呀！我急中生

智，用脏脏的手往脸上一抹，抹了个小黑脸。我想：这下爸爸可准认不出……“啪！”

没等我想定，我的脑袋上已经挨了爸爸重重的一击：“回去！”爸爸几乎是在吼。

我快快地端着盆往家走，没进家门儿，手中的瓷盆儿连同瓜籽儿，全让爸爸扔进了

土筐。我第一次“自力更生”的计划，就这样完了。

这次从少年宫回来，我决定要依靠外援，不走自己那幼稚的自力更生的道路，

于是，我就闹。想是我“闹”得够凶的，爸爸居然在发薪后，花了近一元钱，给我

买了一支长长的笛子。痛苦走了，幸福来了！一个月后，我能吹歌了。又一个月，

我又跟妈妈磨了一毛钱，考上了少年宫的笛子组。终于我也学着伙伴们的样子，一

步步走向那高高的宫殿里面去了……

毕竟不是文艺世家，爸爸买的笛子“4 ”孔的音不准，根本不能用。我记着我

吹“紫竹调”的时候，他还得意地给我打拍子呢！再让爸爸买，怕是拿不出钱来了。

我又想了个“聪明”的法子，考了戏剧组，这个组不用花钱买这买那。我被录取了。

我排的第一个独幕剧叫《妈妈在你身旁》。我演主人公黑牛——一个台湾的流

浪儿，靠擦皮鞋为生。“六一”儿童节，他偷偷地告诉一个不相识的小姑娘：“大

陆那边的孩子可幸福呢，他们上学、游园……”正在憧憬中，恶煞般的警察把他抓

走了。临去时，他喊：“坚强点儿，妈妈在你身旁……”排这个戏，我不知掉了多

少泪。好几次想起小时候妈妈唱的歌：“小白菜呀，叶叶黄呀，三岁的孩子，没了

娘呀……”还有一次，又想起妈妈的歌。那是在北京秀丽的西山鹫峰岭下。我们和

周总理请来的阿尔及利亚烈士子弟共度夏令营的假日。星光闪闪，篝火熊熊。

火光映着红红的笑脸，胸前飘着红红的领巾，红红的队旗飘啊、飘啊……周围

全是红的。当我们的小乐队奏起非洲的“达姆——达姆”乐曲，我发现异国的伙伴

们眼圈也红了，篝火映在他们浸着泪水的眸子中，大家全静了。妈妈那歌声又出现

了……

“幸福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我觉着这句话在我胸中一个劲儿地翻腾着。我

在为祖国骄傲，我觉着我是祖国的小主人翁。我有权利用我所喜爱的艺术来为她服

务。

我热爱艺术着了迷。六年级毕业时，我闹着要爸爸带我去考中国戏曲学校。为

了省钱，我跟在爸爸屁股后面，由东四走出了前门楼。我心里的高兴劲儿，自然不

用提，一路上就是想考试时将会怎样怎样，……我想：唱歌时，调子不能起得太高，

不然，扯着脖子跟鸡叫似的最难听了。

到了戏曲学校的大门口，爸爸留神地向门内看着：学戏曲的小学员，剃着光头，

穿着灯笼裤，再大一点的，用手捧着小茶壶，一边看看来考试的孩子们，一边说着

笑着。再看那边儿，光着膀子的青年们汗流浃背地站在草地上，翻跟头，拿倒立，

黝黑黝黑的。爸爸心痛了。看了看他们，瞅了瞅我，拉着我往回走。我问他：”怎

么不考了。”他说：“不考了！”我真奇怪，可他也不说理由。我记着回家后，他

跟邻居一个大爷说：“十年出得了一个秀才，十年出不了一个艺人。孩子还得念书！”

我没有过多地揣测他内心的活动，但对于前途，我觉着选择的权利还在我的手里。

好在我的年纪还小。我今天借来手风琴，着魔地拉上一个下午，明天找来一个扬琴，

用筷子削成签子，打上一个星期天，又朗诵，义唱歌，高兴了还自己写上几段快板

数起来。姑姑说我是个”多方面的爱好者”，爸爸谦虚地回答：“他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晃荡。”十四岁那年，我在中学里写了入团申请书。共青团的一个干部找我

谈话，“姜昆，你将来想干什么？”我一点也没犹豫：”搞文艺。”“你是什么出

身？”“职员，我爸爸是老师。”“不对，据我们了解，你出身是资本家。”“我

爷爷是资本家。””出身都得算爷爷！”我愣住了，因为我知道那时候这样的出身

对人意味着什么。我竭力分辩，说我爷爷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资本家，解放以前买卖

就倒闭了，他的财产只是一点点儿。还告诉他，我的叔叔、姑姑都是共产党员，他

们全是党的干部。“甭管怎么说，你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茫然了。

我的心里罩上了阴影。我还是个孩子，这一切影响不了我的现在，可将来呢？

将来呢？我觉着苦恼。在中学，我是学生会文艺部的负责人。我们灯市口中学是男

校，在男校里搞文艺，经常遭到一些伙伴们的冷讽。你组织跳集体舞，他们说你像

“假媳妇”。你带着学唱歌，他们跟着瞎编词儿。那时候唱“我们走在大路上”，

他们在下面接“卖冰棍的对我嚷嚷”。可这一切我从来泰然处之。我带着腰鼓队参

加了”国庆狂欢”的活动；学校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我戴着白手套指挥。搞这

些活动，我的心总有一团火，因为我爱呀，我爱艺术。可是，从我的出身由父亲改

到爷爷那儿，一下子把我的这点火给扑灭了。我不敢再出头，不敢再组织这、组织

那了。

就在这个时候，还偶尔参加少年宫的活动。一次，《白求恩大夫》摄制组看中

了我，约我去参加白求恩大夫进村的一段拍摄工作。现在电影中，从村口出来，发

现白大夫来了，往村里跑、招唤人的那个小八路，就是我。拍摄地点在河北的一个

专区，我去了五天。能拍电影，这在家里可是新鲜事儿。

我回到家，他们都想让我讲讲怎么拍电影，我不理他们。爸爸7 点半钟才下班

回家，我7 点就钻到我的小屋里去睡觉，我怕他们问我，我也不愿意谈。

我不愿意谈我怎样地羡慕人家拍电影，我不愿意谈人家怎么夸我“一个小镜头

也拍得那么认真”。因为我觉着那种生活永远不属于我。谈那是痛苦，从我7 点钟

钻被窝，10 点才能睡着，就可以证明。

有一句老话，叫作“因祸得福”。我开始努力地学习功课，从同学那儿借来一

摞一摞的书，中国的、外国的、小说、自传，我全看。连续两年，我获得北京市教

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章”，功课一直在中上等，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差不多能

拿个银牌。可是，我没能入团，我出身不好。

希望的火花，总带有点“野”性。风儿一吹，就在灰烬中出点光，放点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又长大了些。像我这样出身的青年，更该收敛一些

吧。恰恰相反，“债多了不愁”。既然爸爸进了学习班，爷爷被轰到乡下，厄运已

经到了头上，我则玩世不恭地“逍遥”起来。

红卫兵“大串连”接近尾声的时候，允许我们这种出身的青年出去“串连”了。

我没有跟同学们一块走，约了几个出身不好的邻居孩子结伴。我们约好了，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