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诵，独唱，吹笛子，拉手风琴，表演小品，他们考了我整整一个钟头。

从大家满意的欢笑中，我得到了安慰，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

我实在不是“幸运儿”。就在我擅自离开边疆的前两天，林彪叛国了。

这一年的征兵，军委下令全部停止。我只好回过来去啃自己种出的苦果。虽说

年轻人干的蠢事，容易得到宽恕，但今天回首往事，仍然不免脸红。这也是那个年

代的产物，是我这个有狂热追求而又鲁莽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难免要走的弯路。我追

求艺术错了吗？不！只是我还不懂得生活，我的脚步还歪歪斜斜。

七

我回到连里，处境自然非常困难，每天默默不语，低头劳动。有的人告诉我：

“没什么了不起，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有人说：“好好干两年，你还是你。”

还有的人劝我：“姜昆，该说说，该叫唱，听不见你唱歌，我们可闷得慌。”老职

工还把我请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劝我打起精神。可是，宣传队不让我搞了，报

道也不让我写了。我怎么办？没事就写点儿小品，记记生活的素材。一天，我把连

队一个老贫农积肥的事写了一首小诗：

屋外，黄土几筐，

屋内，烟灰迷茫；

大爷一个劲儿整炕，

大娘进门儿就嚷：

“老头子，鼓捣啥？

屋里搅成这个样！”

“炕洞铺黄土，

熏肥一筐筐。

连年夺高产，

俺要献力量！”

“嘿！俺们一起干，

家里办个化肥厂。”

大爷忙掏炕。

大娘运灰忙；

鬓角眉梢挂烟灰，

滴滴汗水地下淌。

屋内，红心精造炕洞肥，

屋外，跃进歌声嘹亮！

给大家一读，大家咂咂嘴，“有点意思”。但我当时是那样的处境，连里的黑

板报肯定不会发。灵机一动，我把它装进信封，投到《兵团战士报》社，这是我生

平的第一次投稿。没一个月，报上居然刊登了。那个时候，报纸上能登我们小山沟

里的一个作品，可不是简单的事。连里开始传开了：“嘿！

姜昆的诗，报上都登了。”“这小子还是有点‘水儿’。”我受宠若惊，一连

写了十几篇小品，全投到报社。没些日子，又陆陆续续地登了几篇。我拿着报纸，

看着自己的作品，手都颤抖了。我想，我二十刚出头，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事要我

去做，我该不懈地努力，只是要冷静地总结过去，不能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去乱撞。

大概由于我没有自暴自弃，1972 年8 月份，我被调到团宣传股的创作组，从

事创作。离开连队那天，大家摆酒席送我，烈性的“北大荒”一进肚，全身的血都

沸腾起来。但痛定思痛，对于如何做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似乎清醒了一些。

八

在连队时想上来，一上来还真怀念连队的生活。不错，几年中跌了不少的跟头，

可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磨练啊！

我在宣传股搞创作，把在连队里生活的积累一点一点地倒出来写节目，供宣传

队演出，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又写呀，写……

1973 年，我加入了共青团。

一天，我写了一个故事《小王探亲》，讲反“返城风”的事。交给宣传队，没

人演。宣传队长跟我说：“姜昆，你演吧！正好借这个机会到宣传队来，也算重操

旧业吧！”我同意了。演出引来了不少的笑声，大家特别欢迎。

一次，我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我一个人竟演了一个钟头，观众还不让我

下台。演完后，一位热心的观众跟我说：“你说得真逗，跟听相声似的！”相声！

我在小的时候听过，但总是一笑就过去。那时候，电台只播马季的一段《友谊颂》，

我几次想试笔写一段，可是不得其门而入，便不敢问津了。

事也凑巧，这年的年底，有一天我正在宣传队里排练，有人告诉我：“姜昆，

兵团接来了中央广播文工团两名相声演员，今天晚上在兵团演出！”我听到这个消

息，高兴极了，马上找领导请示，要几个宣传队员一起，到兵团去看节目。因为在

山沟里，要看“中央团”的演出，多不容易啊。我们要求得迫切，领导答应得痛快，

没有一会儿，我们坐上火车，出发了。

兵团俱乐部里，观众的情绪热烈极了。台上就是两名演员，一个是郝爱民，一

个是李文华。他们两个人妙语连珠，诙谐幽默，一举手，一投足，都把观众们乐得

前仰后合。我惊呆了，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一千五百人

的座席里挤了近两千人，个个目不转睛，张大了嘴，伸着脖子洗耳恭听！我一边看

台上，一边看周围欢笑的人们。啊！我想到了，人们需要笑声，在那时的政治气氛

中，想这么笑笑哪儿容易呀，生活中也没有呀！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酣畅地笑，可

以说能忘掉一切地笑，人们能不鼓掌吗？哪儿还想得起来演员累不累呀？鼓掌，让

他们演，让我们笑！我们看完演出，离开剧场已经11 点了，可上火车要等到夜里

2 点半。伙伴们围在车站的炉子旁取暖，我则把大衣往身上一裹，偎在一个墙犄角

儿，闭上了眼。

我睡了吗？不！我在咀嚼郝爱民、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多有趣呀，相声！

多有魅力呀，相声！我寻找那语言排列的蹊跷，啊，……原来这么一安排，

“包袱”（相声中的笑料）就响了，人家怎么想的？！夜愈深，天愈冷，我睁开了

眼，盯住火炉里的小火苗……写相声！说相声！让人们笑！我仿佛越过那火苗，看

到我们的伙伴们在怎样开心地笑……我起身叫过了两位宣传队的伙伴：“咱们回去

就说刚才人家说的那几个小段行不行？”伙伴们惊异了：

“我们没本子！”我信心十足地说：“我回去给你们追记下来，放心，保证差

不了多少！”看他们两疑惑地点了头，我撞了他们一人一拳说：“记住，你说郝爱

民，你说李文华，李文华真逗，北京味多浓呀！……”我又在想他们的演出。那时，

我怎么也没想到李文华竟是我后来艺术生涯的合作者。

快4 点才回到团里，伙伴们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跑到我搞

创作的小草屋里，一点一点地回忆，甲怎么说，乙怎么说……没2 个小时，4 个小

段全记出来了，我把它誊在稿纸上。事后连我自己都惊奇，我那天的记忆力怎么那

么争气，居然和舞台上表演的脚本不差几句话。

就是在那几天夜里，我作了个梦，梦见我当相声演员了，而且我说话的那声音

和电台里的马季居然一模一样……

九

我为自己立下的理想，奋斗了这么久，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我总喊我

爱艺术，我爱艺术，艺术就是舞台上的蹦蹦跳跳吗？我写了不少对口词，朗诵诗，

小剧，歌曲，写这些究竟是为着什么？说句老实话，我从没细想过。

在我当了相声演员，有了一点小名气后，记者前来采访，我几乎全向他们讲了

底下的一段经历，可遗憾的是他们都没在文章中反映。

粉碎”四人帮”不久，《黑龙江日报》整版地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围绕

着〈三战校门〉的一场阶级斗争》，对《三战校门》的内容及其在省内的影响作了

深刻的批判，而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我——姜昆。

1975 年，文化部给全国各省市下了通知，准备节目迎接全国曲艺调演。

于是从最基层调演开始，一级一级往上选拔节目，筛选的结果，我和另两位同

志合演的三人相声《大钢连长》被选到全省参加调演。我还担任了兵团代表队的副

队长。

1976 年在到省里汇演的前几天，“两报一刊”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

篡改》的社论，我们当即组织学习。在佳木斯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我一昼夜没睡，

趴在卧铺上写下了三人故事——《三战校门》，内容是根据报刊上的材料编凑的。

写一个贫农的儿子，在“文革”前被轰出了学校，“文革”中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

份进入大学，在1975 年的整顿中，又和学校的领导展开了斗争。为了赶“时髦”，

里面还在许多处用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这个节目一演，就像石头入水激起了波浪。有的大加赞扬，有的尖锐批评，相

当一部分同志则保持沉默。有一位老作家却偷偷跟我说：“姜昆，你太年轻，你前

面的道路还长……”我惶惑了。

以往生活的遭遇，使我逐渐有了不断冷静地分析过去的习惯。我开始考虑我创

作的原始动机，我这个作品的生活根据，我开始怀疑了，怀疑我自己凭空杜撰和几

年来习惯写“标语口号式”作品的真正价值……

后来这个节目终于参加了全国的调演，虽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认识到

《三战校门》的政治错误。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像写这个作品那

样去“创作”，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十

正当北京调演高潮的时候，赶上了1976 年唐山大地震。这场强烈的地震，把

我们忙忙乱乱地震回了黑龙江。

临离开北京，家里人嘱咐我：“姜昆，现在形势紧张，写节目可得注意，千万

别在这方面出错。”又告诉我，正在给我办困退。当时，我家有五个孩子，三个在

乡下，按北京的规定，可以调一个回到父母的身边，爸爸决定让我这个大儿子回来。

这件事，我早已经知道，因为困退的材料好几个月以前已经到了兵团，可是兵团领

导一直没有批。我知道，领导确实是舍不得一个比较得力的文艺骨干离开。可是，

我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爸爸、妈妈，我不愿意在他们希望之火上泼冷水。

代表队回到省城，我们住在哈尔滨市体委招待所。一天晚上，已经10点多钟，

我们几个小青年正在屋里说笑。忽然，进来一位民警，要我跟他走一趟。我真愣了，

虽然心里坦然，但也仍有点忐忑不安。

走出招待所，马路边昏暗的路灯下，停着一辆三轮挎斗摩托，我刚坐进挎斗，

车就开了起来。车开得飞快，风吹得我的身上冷嗖嗖的。这时民警说话了：“别怕，

马老师来了！”马老师？谁呀？我实在反应不过来，白白眼，看看他。只见他用一

只手拍拍我的脑袋：“马季！”呵，马季找我？！对了，前几天听省里的记者说，

马季和中央广播文工团的领导一起看了我的演出，并且传出了要调我到北京的风。

当时我不敢相信。但现在，马季来了，又叫我去，莫不是……

车在大庆驻哈尔滨市办事处的门前停下来，民警带我走上楼。一开门，马季、

唐杰忠在里面，他们一见我进来，就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马季告诉我，他们去大庆

为一个会议演出，路过哈尔滨问我点事。我等着他们问。“你愿意当演员吗？”

“愿意！”“你愿意从事相声事业吗？”“愿意！”“你愿意到我们团来吗？”

“愿意！”我一连说了几个愿意。难得的机遇，我不允许我的思维和语言有一点迟

疑和疏忽。

马季、唐杰忠几乎是诉苦衷地说：他们发现我是个相声演员的“苗子”，想调

我到中央广播文工团去工作。但是，当时要调一个相声演员，全要凭在当时适应那

种不正常的制度的方法。他们说“渠道”他们可以疏通，可办手续，全得凭我自己

的“神通”。忽然，我想起来了，我有困退的材料，只要兵团领导点头儿，困退回

北京没问题。马季、唐杰忠眼睛一亮：“嘿，太好了，我们去兵团汇报，请他们帮

忙！”那天从大庆办事处回到我的住地，已经深夜一点半了。离开的时候，马季、

唐杰忠一点儿困意也没有，我听到他们喃喃地自语：”现在，办成一件事，真不易

呀……”为了我，准确地说是为了他们所热爱的相声艺术，马季、唐杰忠带着在大

庆演出的疲劳，星夜驱车去了佳木斯。他们的“汇报”可真费劲儿，走到哪儿演到

哪儿，坐着火车赶场。事后，马季和我说：“小姜，为了你这么个人，我和老唐的

嗓子在兵团都演‘横’了！”可领导的思想“顺”了，他们说：“我们放！”一个

星期后，我在哈尔滨听见了这个“放”字儿，心呵，像长上了翅膀，在湛蓝的天空

中飞了起来。我恨不得扯着那天边几抹轻云去擦拭自己洒在心灵上的泪花。祖国呵

——母亲，您的儿子，在您的怀抱中的幸福，莫过能把一颗赤诚的心献给您。我不

会忘记兴安岭那幽幽的山谷，也不会忘记三江平原那一望无际的麦海；我不会忘记

那从小走过来深浅不一的脚印，更不会忘记那生活中不断给我温暖的人们。

1976 年的9 月中旬，在我差一个月满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