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一天大，柜子中的汗衫和t 恤一天比一天多。电视频道过去三四个，现

在十多个。过去出一趟国，外面的东西太好了，什么都想买；现在出国一看，基本

上的东西国内都有，好容易下决心买一个回来，底下写着“maneinchina ”。住的

房子也都好多了，没好的也正在好，不久也都会好起来，这点大家都会相信。

实在没有理由老愁着过日子。生活不好的时候，上海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没

钱买肉吃，睡觉养精神。日子好了更应该知道怎样调剂生活，树立快乐的人生态度。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里，有一位贵州的一百零一岁的老人，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他唱歌，唱一种谁也听不懂的歌，四个字一句，字幕中开始还有两行，可后来就没

有了，老人可一直不停地唱着。他不需要大家都能听得懂，他自己快乐了，身心愉

悦了，自得其乐，所以他活过一百岁，而且，还那么精神抖擞，喜气洋洋。

你快乐不一定让大家都得懂，不一定非有个为什么。

我告诉我自己：你千万不能自己觉得自己老了，那样会未老先衰。保尔在回首

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回首往事的时候，

就想快乐的事，想让自己高兴的事，绝不找不痛快。

不痛快的事过去有了，现在不想；现在有了，不去琢磨；将来无论如何也不让

它发生就是了，努力嘛！

一天到晚别别扭扭地过日子，傻子才那么干呢！

欢笑洒香岛

1982 年4 月，我随以侯宝林先生为艺术指导的中国广播说唱团赴港演出。北

方曲艺历史上第一次轰动了这个弹丸之地，香岛刮起了“侯旋风”。

激动的场面，浓浓的情谊，深深的祝福，时时敲打着我的心。于是，我记下了

以下片断。

4 月19 日

碧空翠翠，云海漠漠，我们的飞机翱翔在中间。

一路欢笑，仍然掩不住对明天的牵挂。香港，社会情况不说，这语言的障碍又

怎样逾越呢？有人说那儿百分之八十的人听得懂普通话；有人说凡是四十岁以下的

听得懂的极少；有人说，讲相声一定要去掉北京的“儿”字音；有人说没北京味儿，

人家那儿就不承认是相声。纷坛的众说，至少是让我感到了困惑……

4 月21 日

早上乘火车离开了广州，大家是欢欢乐乐地离开的。侯老开玩笑地说：

“嗯，像个打胜仗的样子。”火车过了罗湖桥，大家显得有些乏了。进入新界，

车外的建筑工地上飘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商团旗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列车员送来了报纸，大家活跃起来，因为报纸上有我们的消息。《文汇报》、

《大公报》全载了我们说唱团赴港演出的消息，大字标题《侯宝林今将抵港》、《

中国广播说唱团相声精英齐聚》、《艺术中心售完上日票，创造该中心历史纪录》。

《新晚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人还没到，票已全部售光，这在香港的演出中还

不多见”。看着这样的消息，乏劲不见了，精神也抖擞了，大家眼里都漾着喜悦。

下了火车，刚一出九龙站，记者蜂拥而上，艺术中心的女士们向谷枫团长和侯

宝林艺术指导献了花，大家排好队，让记者们尽情地拍照。我负责全队的资料工作，

也跑出去照。相机的“咔嚓”声刚一息，记者们马上围到侯老的跟前，”侯先生有

何感想？”“侯先生对曲艺在香港有信心吗？”“侯先生会不会耽心香港的观众听

不懂相声？”一连串的问题，都不给你有回答的空。侯老把手里的花向记者们扬了

扬，大声地对众人回答：“凡是来的都听得懂，凡是听不懂的都不会来。”真是妙

极了！一正一反，诙谐、简练、精辟、通俗，活现出了幽默、语言大师的魅力。

驱车往住所，打一桶水洗去两个小时的征尘。

4 月22 日

今天在艺术中心的十七层楼上举行记者招待会。会场不大，挤满了人。

看来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施淑青小姐对这么多记者的到来有点估计不足。她笑着

对记者们说：“侯先生真有艺术号召力，对他们的演出成功，从侯先生一到，我便

确信不疑了。”侯老今天穿着笔挺的浅灰色的衫裤，坐在艺术中心英国人韦艺新经

理和施淑青小姐的中间。谷团长介绍情况以后，侯老随即作了个小表演。他笑容可

掬地对记者们说：“我们难得见一次面，我们把笑带来了。能听得懂普通话的，希

望都来听，听一听心情愉快。听不懂的，千万别来。来了，浪费时间，你也难受，

我们演着也吃力。”开门见山的话语，一下子使较为拘谨的气氛活跃起来。从这以

后，记者们笑声不止。讲演毕，便是答记者问。香港的记者，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

青年人。他们又拍照，又记录，又问，又听，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带着不同的政治

观点，所以提的问题五花八门。一个记者问侯老：“您是不是特别用心栽培您的儿

子侯跃文？”侯老说：“做个明白的演员，不能对自己的儿子有偏爱，要客观。”

另一个记者问他打算不打算写香港题材的相声。侯老如实地回答他：“没有，根本

不可能。时间短，来去匆匆。我们的住处人一进，门一关，外面什么事都不晓得。

创作需要深入生活，哪来条件？”一个记者提的问题使我们在座的一惊，他问：

“对于讽刺，国内的政治制度会否有不便之处？”只见侯老斯斯文文地拿起一支笔，

用手舞弄着讲道：“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喜欢被人讽刺的。堪称上乘的艺术

作品，她的价值的大小同能否反应它本民族的精神和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相声有歌颂，有讽刺。搞讽刺我们是考虑它的副作用的！”侯老讲完，我们

都松了一口气。接下去，一个大会被分成几个小会，郭全宝、李文华、唐杰忠、郝

爱民，每个演员的面前都围着不少的记者在问长问短。马季老师身边的人一批又一

批；又要答话，又要合影，还要签名，胖胖的他，额头上尽是汗水。招待会结束时，

侯老点我和文华表演相声以飨记者。我们说的是《猜字》小垫话。晚上，我看到报

纸上已登出对上午表演的评论。评论说：“短短的一段相声，接二连三地引起哄堂

大笑，相声果然了得！”

4 月23 日

简直是陶醉在骄傲中记下今天这一日。

星期六是香港的假期，这一天演两场，明天也是两场。

我们演出的剧场——寿臣剧院坐落在十七层艺术中心大厦的底层。十四、十五、

十六层是酒楼茶庄。今天，这里的生意格外兴隆。中午落座的，全是北方曲艺的爱

好者，中午吃完饭看演出，晚上吃完饭接着再看。

首场演出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们全体演员都聚在台前的幕侧、幕后、台口。

开演前，马季老师还开玩笑说：“我说后台怎么没人了，敢情都埋伏到这儿了。”

可一开演，听不见他说了，连他这个见过多少大场面的演员，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台

上台下。

郝爱民落落大方地走向台中：“亲爱的观众，你们好！”话音一落，掌声骤然

雷鸣，郝爱民情不自禁地为热情的香港观众鞠了一个比九十度还深、略带滑稽的大

躬，于是掌声更热烈了。简直像一个小火花，引燃了全场观众蕴藏已久的热情之火，

剧场的气氛一下子达到了炽热的状态。郝爱民简短的报幕词，居然获得七次掌声。

接下来，那炽热的程度随着演出愈趋向高潮。

四胡的一过门，满堂彩；单弦的一个拖腔，满堂彩；京韵的几个鼓点，满堂彩！

相声的演出则是笑声和掌声自始至终混在一起。我和文华演的是《诗歌与爱情》，

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赢得了热烈掌声；一句“我

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也赢得了掌声；效果比在内地的气氛不知火热多少倍。

演员们全激动了。从不爱动感情的文华，托着茶杯对我说：“底下准有掉泪的。这

诗、这歌勾起了三十年的回忆啊！搁着我，相隔三十年后，今天一睹，扯着嗓子也

要叫它几声‘好’！”是呵，这是演员为我们自己的艺术叫好，而这艺术又是生长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里、带着乡情和泥土气息的艺术。

游子梦中惦念着故土和亲人的情感，今天在清醒中一泻而出，这不仅是艺术，这是

对祖国的眷恋之情的爆发，能不放喉喝彩抒发己愿吗？如不克制，恐怕还要手舞足

蹈哩！

演出结束，我们在观众的要求下，一再谢幕。艺术中心送来花篮，观众奉献出

带着浓香的一大束鲜花。侯老把那一束鲜花一枝一枝地抽出，又奉还给热情的同胞

们。他们争呀，抢呀！香港的剧院，在演出中不允许照相，不许亮闪光灯。此时，

演完了，座位上的闪光灯，闪得让人眼花燎乱。“照吧！

照下这欢腾的场面，照下把内地人民欢笑送给你们的人们！”我是在心底大声

喊着……

4 月24 日

香港对我们演员的报道很有趣，匆忙记下几则：“赵炎，年轻、圆脸、眉可开、

眼可笑。姜昆、李文华一对拍档，是一老一少，一肥一瘦；一个脸皮光滑，一个满

脸皱纹；一个嘻皮笑脸，一个却苦着脸儿……李文华脸上的皱纹，皱得对表演相声

特别有利。额上几列‘火车轨’，眼角的鱼尾纹像一对对倒置了的“八’字，颧骨

下、嘴巴旁的皱纹，像一对对的尖角括弧，……

光看这脸上的几条线，一动一动的，就止不住笑了。马季的脸是椭圆形的，这

椭圆不是竖的，是横的。两腮向外膨胀，像只大鸭蛋，嘴里有两只长得特别大的门

牙，嘴角有两个小酒窝……他使观众捧着肚子，笑个没完”。（4 月24 日《新晚

报》）形容侯老和郭老的词多得更甭提了。“冷面笑匠”，“宝刀未老”，“瑰丽

国宝”，“典儒风雅”，“大将风度”，“寓庄于谐”，“说唱臻化境”等等，等

等。

一大早，马连良先生的小儿子马崇恩先生就赶来祝贺。他说昨天的演出“爆”

了，现在香港的舆论全是讲曲艺、相声。他估计香港会出现“相声”热。可我们大

家都向他表示感谢，因为他也为我们的演出帮了大忙。前天，我们布置舞台时发现

我们自己准备的桌围和椅坯，与艺术中心为我们准备的桌椅配不上。侯老对我们说

：“舞台上一定要讲究，租也要租来！”我们遵命分头去找。几乎找遍了所有可能

找到的地方，一无所获，大家急得满头大汗。这时候，马崇恩先生闻讯赶来，我们

把希望全寄托在他的身上。我们望着他在电话旁边，打完一个，我们听见一句“没

有！”再打一个，又是“没有！”夜幕垂下来，我们出来进去，根本没有闲心去观

望街道上流水般的车辆，尽管这一切对我们初到香港的人来说是那样的新奇。

已经是晚上8 点钟了，明天下午就是首场演出，怎么办？马先生手里攥着被汗

水浸湿的手帕，眨眨眼睛说：“不行，就把我家的桌子搬来，把桌子腿儿锯一段。”

锯桌子，这怎么行？可是我们谁也没阻拦，因为谁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过了

一会儿，马崇恩劝大家：“你们先回去，明天早上让小姜给我打电话。”一夜不安。

第二天早饭也没吃就赶到剧场。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哪儿也找不着马崇恩。艺术

中心的施小姐为我们找了一张桌子又一张桌子，全不合适……正烦着的时候，电话

铃响了。我去接，电话里传来马崇恩纯正的北京音：“快点儿小姜，我在北角的大

街拐弯儿这儿等你，快接我来！”怎么跑街上去了？我也顾不得多想，赶紧跑到街

上，拦了一辆“的士”（出租汽车），飞车赶到北角。繁华的十字路口上，马先生

站在一个桌子旁边焦急地张望。停下车，我们搬上桌子回转，马先生对司机说：

“快！先把我送到湾仔！”转过头，他指着手表对我解释：“9 点钟赶不到，老板

的店就开不了门儿，库房的钥匙都在我这儿呢，耽误了事儿，炒鱿鱼。”我一愣，

炒什么鱿鱼？他火急火燎的，我也没细问。

我把桌子带到剧场，嘿！不大不小正合适。我们大家心里的石头“扑通”一下

落了地。没一会儿，马先生从店里打来电话：“小姜知道那桌子吗？那是给土地爷

上供的桌子！我昨天夜里找朋友家，挨门挨户地敲人家门板，一直到夜里3 点，才

看见这桌子。让土地爷委屈些日子吧！哈……”朋友的帮忙，真令人感激不尽呵！

他离开我们住所时，我对他说：“冲帮这个大忙，回去我一定为你写一篇文章：马

崇恩半夜借供桌。”侯老旁边插言说：“借供桌太直了，应该是：马崇恩半夜请土

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