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三星堆文明消亡的根本原因是被原住民同化和中国北方文明的征服。中国的文明随着政治中心北移而变迁了，一部分三星堆人也（被迫）上山独自发展了。

三星堆逐渐消失和被遗忘、被同化的时间笔者推断在西周晚期；三星堆文明比较发达，政治上占据主动的年代应该与商朝同期。这时期依然在我命名的"文明大迁徙"时期[1]，但这个大迁徙却在西周晚期就停止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说，由西周晚期开始，中华文明开始真正实现"本土化"了，这也是中国历史失去对上古的记忆的开始。

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由于特殊的原因在大约2500年前中断，使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文明逐渐式微，而黄河文明却在逐渐兴起。中原的强大之日就是古蜀灭亡之期，不仅政治上的强弱变化导致了战争，而且几百年后的秦国更是一举灭蜀。从此三星堆人树倒猢狲散，漂流四方。

第二篇 三星堆文明的传播三星堆与中华文明(1)

（一）三星堆的文化传播路径

历史上从三星堆到中原一直存在着交往的可能通道：一条是走汉中，一条是走湖北神农架[1]，还有一条是顺长江而下然后登岸辗转北上。另外，还有一条道路，可以经青海转往北方。原始式样的独木船形墓之所以在青海也有发现，是否在几千年后暴露了当初三星堆人曾经北上的试探？实际上三星堆人到达青海可能还有其他特定的任务，比如淘金。

我们还忘记了一条重要的道路，这是一条海路，沿中国南部海岸线一直东行而后北上到达胶东半岛一带。

青海是北方地区，为什么会出现三星堆人呢？我们可以考察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黄玉和玉料的来源而获得答案。三星堆周围没有金矿，在附近的河流中也没有发现金砂。因此，金砂应该从别的地方开采运回并进行冶炼。

在成都平原周边有三个产金地区，一是位于四川西部雅砻江和安宁河之间的丽水，二是云南金宝山和三面山一带[1]，三就是西藏地区。青海之所以能看到相当多数量的悬棺，可能就是因为青海东南地区有金矿。而金在闪族人（古埃及也一样）那里是如此重要的一种装饰物品，以至于产量需求之大足以让大批人前往青海并永远留在那里。这里的金子不仅中国人可以使用，还可以沿着丝绸海路返回到中东。从埃及、埃塞俄比亚、巴比伦以及以色列人的古代金饰的成分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从而也可以确定这条丝绸之路的形成时间以及古蜀文明的建立时间。

补充一条信息，河南嵩县的"高都川"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产金地，最著名的典故是汉代张良在此采金，并留下了大量废弃采金洞，我婆家后山上就有一些古代采金洞，这些洞"深不可测"。那么这里是不是商、周时代（包括三星堆人）采金的场所呢？需要说明的是嵩县今天金的年产可高达10万两，是"全国产金八强县"之一。

笔者认为，楚国可能是当时南北文化的交会点，因为楚可以东探蜀国，北接中原，事实上古蜀国的最后一个朝代"开明"的君主就是从荆地而去的鳖灵。湖南境内的长沙郡与黔中郡应该受到重点排查，因为这里距离南丝绸之路的终点（番禺）很近。丝绸之路在这里伸展出一段一定有其重要的政治或经济背景。其实由此看来，楚文化完全可以"自生"！其根源就自"南海"（广州）来，不用从三星堆拿来。

与此印证的是，湖北随州出土的著名的尊盘与河南出土的另一件工艺品，常常当做中国运用失蜡法制作的工艺难度极大的复杂器皿范例。而随州就是楚文化的代表。马王堆的出土文物就是楚文化发达的一个很好例证。

失蜡法工艺在中国失传了。它失传的时间是在春秋战国时吗？很重要的一个线索是，非洲人今天还在继续运用。我在2003年凤凰电视台与cctv组织的《走进非洲》系列节目中亲眼看到了这一工艺在非洲的使用过程。

（二）三星堆与商朝文化

我们先按照传统中华文明的解读方法来推想，即中原文明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政治中心，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史上并不重要。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假设"呢，并且中国人已接受了2000多年。

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地带，作为当时中原文明代表的商朝（中心在河南省）肯定会吸引周边一定的人群，或出于经济或出于文化的要求而与外界进行交流。假如是两个相对成形的国家，比如南北各有国家雏形，则这个交往的规模就更大，也会更频繁。假如闪族人真是在大约4000年前来到中国的话，那么他们带着远远高于当时中国南方的发达文明，完全有可能影响了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与中原之间有交往也顺理成章。

几十年前，郭沫若看完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图片后就写信说到："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等均与华北、华中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北、华中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当时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郭沫若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认识到如此多的可能性。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尽管与殷商时期的黄河文明器物有着明显的区别，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但是，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是有交流的，尤其在纹饰方面等更可看出一些端倪。甚至在今年陕西出土的青铜器上，也看出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个青铜器上"回纹"其实在埃及象形文字中是有特定含义的，所以南北才会如此渐渐流行）。

笔者认为，商朝时期南北双方确实在青铜器方面进行过相当充分的交流，但互不干涉内政，所以"鼎"、"杖"各随其政。到后来，鼎文化得到充分发展，以压倒性优势消灭了"金杖"文化。还有一种可能是，最初的中东闪族人居住在长江流域，带着他们新鲜的闪族故乡痕迹；随着他们逐渐北迁，时间久长，就渐渐脱离了中东母体，发展出了自己的鼎文化，并因为一些特殊的政治事件而彻底忘记了金杖祖先。

不仅埃塞俄比亚古代有铜鼎，而且蜀国也有铜鼎，楚国的鼎就更多了。但南方鼎的外形确实与我们经常在中原看到的稍有不同。尽管它的外表有些圆，但依然不能否认这确实是鼎。古蜀既有金杖也有鼎，而中原却只有坚定壮实的方鼎。

第二篇 三星堆文明的传播三星堆与中华文明(2)

这些外表灵巧的三星堆圆鼎是否也从造型上面暴露了制造者善艺的性格？北方的生冷通过他们笨拙的大方鼎显示出来另外一个与蜀人不同的种族来。尽管在艺术与意识形态方面分得很清，但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小部分三星堆蜀国艺人留下来成为中原的永久居民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在河南发现的三星堆文明的影响而得到印证，甚至陕西、山西出现的文化的融合也是毫不奇怪的。

洛阳西郊的山坡上，也就是我老家嵩县，曾经有过悬棺的遗迹。假如一家人有足够的钱财给死者做棺木，就说明这家人有足够的财力请人挖掘坟墓，这样掩埋更安全，比赤裸裸放在山洞里也更庄重。假如是真正的穷人，买不起棺木装殓死者，则卷个席卷把人草草埋掉是经常有的，断不会发生既有经济能力置办棺木同时却无力埋人之事，这不合常理。这一地区属于丘陵地区，没有多少险峻的高山悬崖。那些山洞实际上都能很方便地爬进爬出。所以，洛阳西郊的人把棺木悬而置之只能作为一种独特的有别于中原土葬的风俗习惯。

伊河源头尽管距离洛阳市区很近，但也可谓闭塞而偏僻，至今不通火车，30年前才通公路、通电，属国家级贫困地区，教育一直很落后，但是中国商朝第一名相"伊"正出生在此。为何这条河被命名为"伊"，是因为这个名相呢还是因河而得人名？难道两者都是来自中东的"伊"（太阳神）吗？我们不得而知。问题在于，这个地方3600年前如何能够出现一个闻名于世的名相呢？也许曾经有一小支具有高度文明的三星堆人曾经迁移到这里，但却没有料到北方已经有相对发达的文明和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在吃惊之余只好隐蔽起来，结果还是被发现了，做了俘虏和奴隶。更有可能这是两国交战的结局。伊实际上是有莘氏女的陪嫁品，而商汤的夫人就是"有莘氏女"。嵩县就是当时的有莘国，假如伊是个俘虏，那么他应该是个有才干的部落首领。他的才干被发现后受到了重用，成为商朝开国重相。伊连保三君，并在后来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放逐太甲，篡位风云等等故事。

但是对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个版本，在《嵩县大观》上，我看到伊是个远近闻名崇敬尧舜的贤达，商汤曾经派人三顾茅庐相邀出山，屡遭伊拒绝。从伊格外尊崇尧舜而鄙视夏、商的政治态度来看，伊很可能为夏前部落后裔，比如仰韶文化等。

有关伊的家族，在嵩县境内留下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尤其是埋葬伊母亲的"巨冢"，很可疑为简化的金字塔。此冢甚至有相互对称的"丫鬟冢"，可见伊地位之高。关于伊的出生同样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伊的母亲洗衣时吃了一个水中的仙桃而怀孕，然后遭到家族的驱逐；第二种说法接近摩西在埃及的遭遇：一个有莘国孕妇在一次洪水暴发时化为中空的桑树，伊即在此树中。一个采桑女发现后将其抱回献给有莘国国君，国君交给厨师收养，长大后被商汤聘为官尹，故史名伊尹。

商汤因奔赴有莘国（在今天河南嵩县一带）聘请伊时曾经在一个温泉处洗浴，此处成为今天"汤池"。"汤"在许多地方成为"温泉"的代称，在日本恐怕也有此风俗，将热水或温泉称呼为"汤"，其间的多方联系可继续考察。嵩县人同时也专门称呼"晚饭"为"汤"，"喝汤"在嵩县特指"吃晚饭"，不知其起源是否与商汤有关。

应该注意到伊的名字发音：yi。他在世的时期还没有正规的汉字，只有发音，所以这个汉字写为哪个yi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彝族的"彝"或是"伊"，还是中东的"yi"都是同一个发音，这才是最重要的。假如"伊"是闪族人的话，起码套在笔者设立的时间框架里是成立的，因为商汤伐桀是3600年前，这个时间相对具体，没有晚于3200年前。如果这里确实存在过一支三星堆人的话，也就能解释这一地区为什么会有零星的三星堆文化痕迹，如悬棺、船棺、坟头放石头等了。

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埃及人的象形文字是既表音也表意的，这与中国古代文字有相似的地方。这一共同的规律，再加上转译的混乱，给我们今天的历史语言比对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

（三）三星堆文化与龙凤的起源

1. 关于龙的起源

首先要指出的是，所谓龙形状的东西和与水有关的特性，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神话传说中类似现象不说比比皆是，起码也是很常见。不过中东人似乎没有龙崇拜的习惯，一般在他们的神话传说中，龙尽管有能力，但却是个怪东西，所以人们常称其为水怪。这一点在希腊神话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英雄好汉最经常与龙形水妖搏斗。

中国龙的起源很可能不在北方而在南方，具体就是三星堆古蜀国这里。北方黄河文明主要集中在内陆，政治中心向来离海很远，不应该有龙的概念。那条据说是中华最古老的一条龙--"玉猪龙"的玉石雕刻作品，在笔者看来根本不是龙，因为"玉猪龙"实际上脸部为"猪"，之所以称为"龙"只不过是后人的牵强附会罢了。尾巴卷起来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趁玉势，另外一种可能那是蝌蚪，与我们熟知的龙实在相去甚远，更何况中国古代本土一直存在"猪崇拜"的民族，只是我们已找不着其踪迹而已，实在不必将"猪"附会为"龙"。我们看看中国上古文献《山海经》里的龙（见本书第56页)，可以说在大约2500年前就完全成形了。但最近"中华第一龙"又有了新的得主，即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的"龙虎两仪"中的龙。我对此表示赞同，它不仅时间早，而且在形状上也不存在问题。

第二篇 三星堆文明的传播三星堆与中华文明(3)

大家应该知道，"蛇"在古埃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甚至它们常常就卧在法老的头上作为威严和神圣的象征。而蛇与龙的演变关系太容易成立了，在中国人们干脆就管蛇叫"小龙"。这一蛇形动物的崇拜还在文明大迁徙路线上的印度和美洲地区留下了痕迹。

"三星堆出土的一个铜人，胸前右侧和背部主要是阴刻的龙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