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者，并且是"腓尼基"人的后裔，那么"伏羲"的后人会不会按照彝族同胞滚动取名的规则倒过来取"ji"为姓呢？完全有可能。那么，"伏羲"的后代为什么不姓"伏"，反而姓"姬"，以及黄帝一直到周公旦为什么都姓"姬"就找到了根源。同时这一族别为什么几千年独为贵胄的秘密也就迎刃而解：他们是最初的殖民者和统治者。对这个疑问的厘清，需要很清楚地把长期生活在一起的非利士人、腓尼基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恩怨和历史关系彻底搞清楚才有准确的答案。

当然，以上全是猜想。

第三篇 世界一体化大文明体系马王堆与古埃及的联系(1)

（一）读《西汉帛画》

全画整体根据地位的高低而上下分层排列，不仅是埃及绘画的通用手法，而且是中东一带绘画通用的手法。完全无视现代美术的透视关系，充分显示了封建等级受到的格外重视。由于原始崇拜，君王的地位未必会超过一些特殊的动物或者太阳，在埃及君王就是太阳之子。请大家注意最上面的太阳被一条蛇所环绕，标示着蛇在古埃及的重要地位，它也提示了中

国与埃及的文化联系，蛇乃小龙也。

太阳作为重要的崇拜对象，一般在埃及古代被放在画的最上端，然后是神鹰与蛇等。这一切可以说全部在2200年前的中国汉代帛画中得以重现，只是由于年代与地域的巨大差异，产生了一些演变。仅这两幅相比，鸟和太阳得到了完好的保存，鸟几乎一模一样，像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但中国的太阳却发展成为九个，很可能与某个时期来到中国的九个部落或九个祖先有关。一个太阳最大，说明其他八个为被分封者。

日中有鸟符合《淮南子·精神训》说的："日中有乌，而月中有蟾蜍。"乌，三足乌，通常指鸟。左上方为月，绘有蟾蜍、兔，下面有人，不知道是否为"嫦娥"。

牛依然神圣，但被放在最下面的这个安排说明了时间的变化，它们已经不如三星堆时期（3000年前）那样重要了，直到最终牛崇拜彻底从汉族中消失，但这一崇拜却保存在偏远的一些少数民族中。

蟾蜍是古埃及人的原始崇拜物之一，同时也是居住在埃及的古犹太人崇拜物。后来犹太教与基督教兴起，该崇拜消失在犹太主流文化之外，以后更受到排斥。西方历史上一直有反抗基督教的流派存在，比如巫就是其中之一。蟾蜍在西方成为反基督教者（所谓撒旦是也）使用的献祭物。它们出现在中国汉代人，说明来到中国的人没有接受犹太教（和基督教）。

在中国东北的辽宁省西部有一个民族在特别的节日里需要吃青蛙，这是不是在中国似乎也残存着类似蟾蜍祭祀的痕迹呢？这有待以后查证（自美国《破译的圣经》）。中国的东北地区是我们这本书曾经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地区。

帛画中也不缺乏龟、鱼等埃及人原始崇拜物。在这幅画中白马分外显眼，它是暗示我们这幅画的主人与传说中的白马祖先"鲧"有密切关系吗？

帛画中的蛇、龙为一体，分别只在头部。最上面的龙或者蛇头被一人替代，说明了此人的地位为王。并且它与埃及那幅画一样，蛇在最中间的上方；太阳却被放在上面的一侧，我们还不明白蛇头中的这个人是他们的祖先还是别的，否则他不应该比九个太阳更重要。这个细微的差别已经显示出中国龙崇拜渐渐替代或达到与太阳并列的地位。它显示了龙的意义逐渐被抽象为祖先和图腾，而太阳却即将直接成为当代国君。这个习惯到中国20世纪依然如此，人们拿太阳比喻领袖。但人们已经不用龙来比喻领袖了，因为那显得过于传统。实际上，太阳与龙一直在中国历史中被并用比喻国家领袖，尤其是封建时代。

对坐的两个人穿着、发式和坐态既是中国古人的，也是日本人的，同时他们也应该是从埃及来的。在古代埃及，除非王者向他人显示威严，一般人都盘腿或跪坐，普通人没有坐凳子的习惯。中国百姓坐凳子是近几百年的事情。并且即便在最上端作为龙首者也是采取跪卧方式更说明了跪坐是种常态。

中间的那只人面鸟以及大玉盘下面的两只人头鸟在古埃及画中比比皆是。人面鸟的托板上有一"山"形物，在古埃及这个符号常与金字塔等联系在一起，指一些神圣的事物，在这里依稀能够看出其原形，但确实又被发展了。其两边是埃及象形文字中常见的野鸭子。

其中的回形纹、蛇、虎豹皆为埃及壁画中的常用装饰。尤其回形纹在埃及象形字中有其特殊的意义。

图中所有男性几乎都有高盘发式，这些盘发是被作为帽子一样在脖子下面用一根黑色带子系住的（见多个跪人组、两坐人组、两鸟身人头组等），这暴露了它们并不是真头发，而是古埃及流行的假发在中国古代的流传。古埃及贵族非但使用假发，而且经常使用卷发表示年轻漂亮，每种不同的发式也都隐含了各不相同的含义。欧洲人的假发据说也来自古埃及的这一传统。

画中的牛等动物被拟人化。假如能看到细部，比如在湖南省博物馆藏《西汉帛画》中，就能很清楚地看到牛的两眼凸出疑为柱状，这是古代人为形容牛眼之大无法准确描述而夸张的结果，这一手法符合三星堆出土的牛头柱眼形象，并且我在其他出土文物中也见到同样的情形。

下部两个龟口中的四分叉物件为常见的埃及法老手中的连枷演变物。但古埃及的连枷最常见的为三叉，此帛画中却是四叉。它们是否最后又演变为中国人熟悉的拂尘了呢，不得而知。

牛在帛画中出现而非羊，暗示着这一支西汉人与三星堆的居民同样不信仰白羊，他们可能多来自崇拜牛的上埃及，即尼罗河上游。但中国南方并不缺乏信仰白羊的民族，这也说明有零星的下埃及人。

假如我们把"九日"作为东方的象征，则画中惟一的朝向所示为向西，即老夫人带领侍从走向"西方"，其他动物或人皆对称而不标明方向。这与故乡在西（红海）的推测是一致的。中国人谓死后俗称"上西天"不会没有来由，完全可以视为对故土的追忆和死后灵魂的归向。

第三篇 世界一体化大文明体系马王堆与古埃及的联系(2)

这幅帛画的形状同样隐含了古埃及的文化信息。这个"t"形实际上是十字架的变形。在古埃及法老的手中常常有一个上面为环下面为t形的类十字架物，具有宗教的意义，表示"重生复活"。从埃及出走的犹太人继承了这个符号，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以十字架为信仰的象征。后来无论在埃及本土还是在中国，十字装饰常有使用，但渐渐失去宗教含义，只有审美价值，佛教及纳粹十字或万字也都是同样的出处。这幅汉代帛画的形状说明了这一渐变过渡。从古埃及到中国的汉代，发生微妙变化的不仅仅是十字架。

尽管这幅帛画布满了古埃及文明的气息，但我贪婪地想在一幅画中寻找到全部埃及人常用符号。我在里面苦苦寻找"甲虫"（即中国所谓"屎壳郎"）与"何露斯之眼"，几乎每个污点都仔细看过，始终没有找到它们。我相信这两个符号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除了《封神演义》有马王爷三只眼的传说外，在现实中已经消失。不过在三星堆以及汉代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何露斯之眼的偶然发现。中国有许多椭圆形的玉饰，我怀疑它们是甲虫外形的演化，这些玉件通常被认为可以辟邪，至今在中国人中仍很有市场。

据说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主南20米处有一个用河蚌塑形的"蜘蛛"，我没有看到原形图片，但我怀疑这个蜘蛛其实是我苦苦寻找的"甲虫"。假如事实如此，则我们有理由怀疑古埃及文明直接受到了两河流域的影响。

（二）地图方位的秘密

马王堆还出土了大量其他文物，其中之一是地图。《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第185页吴顺东文："由上南下北的地图绝大多数出现于南方地区这一既定现象，可以初步肯定上南下北的方位体系属于南方文化传统。"

我对这一现象的解读是，长江流域的人们自然更重视自己的家乡南方，说明他们与中国北方当时有明显的南北政治差异，几乎以南北为二国，南北差异超过东西差异。这一推论为南方丝绸海路的长久存在提供了现实依据。假如没有南方海路的活跃，则南方不可能达到与北方长期抗衡的地步。

同时，这有可能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埃及历史上长期分上埃及与下埃及，上埃及在尼罗河上游，实际上为埃及南方，而下埃及实际上为北方。我们在本书中有过基本推测，中国人实际上可能为来自信仰金牛的上埃及，也就是南方，他们经常与北方为敌，这使中国南方人更喜欢把南方奉为尊贵上位。后一个推理的存在前提是，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人们确实是多从上埃及出走的，并且都是从海路而来。假如不是从上埃及出走，而是从陆路经西域就不会有如此深刻的"南方情结"。这里隐含的另外一个结论就是：中国长江流域的人们多是在"晚期"（3000-4000年前）由海路到达中国的，而中国北方的人们来到中国可能要早得多，并且多是由陆地辗转而来。当然他们都是从中东而来，我一直强调人类只有一个文明源头。

但这里显然有一个问题，即周公旦来到中国的时间。按照我的说法他应该属于南方，怎么就在陕西出现了呢？有其迁徙而北的证明吗？这是个疑问。

同一位作者还提到，"中山国属于狄族，故有上南下北的《兆域图》；蒙古族入主中原，这一时代的地图方位就特别繁杂，不仅有上南的，也有上东、上西甚至于在图之四隅标东西南北的"。但同时，"上南下北"的运用"限于小范围的地图，????没有一幅是国家疆域图。????上南下北多数是用于城邑、建筑方面的绘图"。

新近有重大发现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确认了中国在6500年前就有四象与二十八星宿的概念，主要体现在北斗和龙虎两仪的出现。让人意外的是，那个龙、虎与人的混合图明显有"南上北下"的倾向。所以可以说，"南上北下"的概念在6500年前的中国就出现了。进一步讲，仰韶文化就有"南上北下"的习惯；还有，以前主要是中国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流行"南上北下"，但这个河南濮阳墓证明了中原黄河流域地区也有此风俗。再继续总结，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国居民特别崇敬南方，尤其是，从标示的方位看，他们的方向不仅向南，而且是向"西南"倾斜，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因为那里正是中东。

顺便补充，"濮阳是颛顼故都，是雷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龙泽的所造地，伏羲的母亲就是在濮阳踩了巨人的脚印后生下伏羲的"[1]。有人说45号墓的墓主是伏羲，有人说是黄帝，还有人从腰骨的缺损判断是蚩尤。我觉得仅只根据这个墓的天文价值来做出这样的推论是比较仓促的，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

但是这个45号墓对于地图方位的论证确实有很大的帮助。由于其历史之久（6500年前），方位之北（不在长江而在黄河流域），我认为有关方位的源头以及原因还需要更多的考古支持，尤其是需要从中东寻找根源才能解开南上北下的秘密。为此我建议把注意力重点放在两河流域，因为早期（围绕仰韶时期）来到中国的族群可能多来自两河流域南部。

第三篇 世界一体化大文明体系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

肖平在"三星堆文明之源--暴露在成都平原上的史前城址群"这一节（第147页）中认为："三星堆文明是由当时的古蜀人所创造的，这种文明现象并非孤立无援，它有着清晰的来路和去路。来路即是遍布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早期城址群遗迹，去路即为金沙遗址、十二桥文化遗址等稍晚之古蜀文化遗存。"

但这种"去路"与"来路"之间的联系到底是同源迁移，还是分批进驻的关系呢？笔者没有

确切答案，只提出两条不同的思路以引起读者注意。

我们都知道善于经商而勤奋的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有可能张家老大先去了欧洲某地，一段时间以后发觉那里生意不错，然后叫了老二去。过了十几年，这个家族的一半都过去了。后来他们的邻居也过去了。所谓分批分期就是这样的过程，最后在异国他乡形成了一个"温州村"。但大多数的人还是留在原地。时间长了之后，如经过3000年，其实不用3000年，300年、甚至30年就足以把一群人改变为另外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