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走,走到了一家士多店,“今天干脆闹到底,我要去买一颗k仔。”
“k仔是什么?”好奇似乎是当记者的职业习惯。
阿艳并不搭腔,旁边一位叫楚楚的女仔告诉我:“摇头丸的一种,比摇头丸的药性还要强一些。”
“我也来一颗。”叫阿露的女仔兴奋地将手掌伸进一家小小的士多店柜台内。士多店店主很年轻,不过20来岁,转身拿了三包像感冒冲剂似的塑料小袋来,每颗80元,只有小丽和我没有要。阿艳又买了一瓶矿泉水,她和阿露、楚楚一同分享了这瓶水,将摇头丸顺利地送到她们年轻的胃里。
阿艳一喝完,返转头拍了拍我的肩:“阿敏,各人买各人的,这是老规矩,赶紧买一颗吃了吧,保证你快乐!”
“不,不。”我坚决拒绝,“我今天有点头痛,不太舒服,改日再陪你们吃吧。”
阿艳也不强逼我,扭着屁股,带领我们,钻进了马路边上那家令她们心仪已久的迪厅。
迪厅的大厅很大,几乎有三四百平方米。大厅内挤得满满的,到处是手舞足蹈的年轻人。大厅的四面墙上都张挂着大屏幕彩电,歌星小甜甜布兰妮正唱着一首节奏欢快的英文歌曲,厅中的舞蹈者们和着女声嚎叫般地高声乱唱。dj台前,一位领舞女郎干脆在桌面上跳起舞来。更多的人醉醺醺的,衣冠不整,尽情发泄,不时夹杂着摔酒瓶的撞击声和一阵阵狂呼乱吼。
“我头昏了,四肢无力,药劲上来了。”我们刚刚在一个墙角里落座,阿艳就大声地宣布着她要上台跳舞。她话音刚落,阿露也站了起来,接着,就是楚楚了。转眼间,3个女仔飞奔上台,随意地跳起动作幅度很大的舞蹈,融化在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
我在这些年的长夜里,独自在小书斋里待惯了,突然被抛到波涛汹涌的声响的大海里,很不习惯,头痛欲裂。没办法,我要了一支柠檬茶慢慢地啜饮着,酒吧旁有一位孤独的老外,独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旁边,一个着艳红旗袍的女人正卖力地用笑容献媚。酒吧里两个男人为了争位子,吵闹起来,一位挥起一拳,把另一位击倒在吧台的栏杆上。可能是小打小闹天天有的缘故吧,两人的打闹根本没有引起旁人注意,过了一会儿,两个保安过来,悄悄地将他们支走了。
小丽坐在我的对面,睁着一双深凹的漂亮眼睛问我:“阿敏,你怎么不去跳?”
“老喽!”我反问她,“你呢?”
“我老公会不喜欢的。他最不喜欢我泡迪厅。”
“那你为什么要来?”我们的桌面上有一支小蜡烛,不时颤动着温暖的火舌。望着小丽被灯光漂白了的脸,我相信她也一定有一个美好或者忧伤的故事。
“我是来陪阿艳的,阿艳的老公又看上了另一个女子,就在这个村。最糟糕的是,阿艳原以为是逢场作戏,大家萍水相逢,玩玩就算了,现在才发觉,她爱上了那个死鬼!”小丽叹口气。
“那怎么办?”我问。
“我不知道,阿艳更不知道,她想回家了,她姐姐给她在老家找了一个对象,她想一刀斩断与那个香港人的情丝,回到老家去结婚。”
“我们出门聊聊吧!”迪厅空气十分恶劣,说话必须大声叫,很费神的,我不想多待。小丽好说话,跟着我走出喧嚣的迪厅。
已经是深夜1时40分。街道边一棵百年老榕树沐浴在月光里,长长的根枝像无数的孤魂在上下探索。对面,是新开发的整片高级住宅区,安静而从容地沉醉于梦乡。在街道的这一边,都是村民自筹资金建起来的高达七八层的杂乱的楼房。
(三)
不知不觉间,我们离开了邻近的村子,回海湾村的住处。我问小丽,我们这样撒手就走会不会有什么不妥?小丽说,阿艳要摇到3个小时以上,头才不会昏,也早把我们忘了,到时她自己会回家的。我和小丽一边聊天一边散步。在星光和灯光下,又一位“二奶”的寂寞故事逐渐在夜色中浮出水面。
小丽今年29岁,湖北宜昌人。父母都是下岗工人。21岁那年,她爱上了同街的一位男孩子,就在她怀孕4个月后,男孩子因为参与诈骗而被捕入狱,判刑8年。她生下一个私生子,将孩子扔给母亲照看,一人来到深圳打工。在经历了许多打工的苦难之后,她进了一家酒店做服务生。
小丽原先的嫂子也在深圳打工,早在两年前嫂子就跟哥哥离了婚,现在跟一个香港人过日子。虽然嫂子已经不再是她的嫂子了,小丽还叫她嫂子,两人的关系不错。一年后,当小丽上门看嫂子时,嫂子就帮她介绍了现在的这个香港“老公”。
香港“老公”今年62岁,膝下儿孙满堂,是帮人看船的老船工,月入8000元港币。老船工经济状况不佳,自然也大方不起来,除了帮小丽租房外,一个礼拜给她300元钱。小丽很知足。
小丽想跟香港花甲老人结婚,想去香港生活,但是,老船工却只愿维持目前这种状况。
小丽的父亲早逝,母亲艰难地将她兄妹几个拉扯大。她有一种很强烈的恋父情结,很喜欢老船工,觉得老船工温柔成熟,除了名分不给她以外,待她也还是体贴入微。其实,在内地的小镇上,小丽领着一个私生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在遭遇过好些对她不愿付责任的男人之后,从未享受过男女间温情的她,对这段陌路情缘备加珍惜。
“你要常来我家玩。他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我平常只看电视,从不打牌,生活得很闷,
我们最好能多在一起谈谈天。”小丽央求我。
后来,我听阿艳说,小丽在被包之前,也是一位“小姐”。不过,小姐都不愿意将自己的这段经历示人,大多只说自己在酒店当服务生。无论怎样,作为“三陪”小姐,她们的感情世界总是一片沼泽泥塘,渴望有情人的关爱与抚慰。所以,小丽虽然口口声声说看破红尘,但渐渐在与“老公”的朝夕相处中感受到男性与女性交往的乐趣。小丽直率地承认,她在一位比自己大30岁的老人身上,享受到了男欢女爱的人间真情。
分手时,小丽说:“现在离婚率这么高,他不跟我结婚也好,何苦用一种形式把一对男女捆在一起……只要不是夜夜空房就好!”
夜读笔记(十四)
把小妾与夫君离别后的孤栖之苦写得有血有泪的,可以举出张淑芳的《满路花·冬》:
罗襟湿未干,又是凄凉雪。欲睡难成寐,音书绝。窗前竹叶,凛凛狂风折。寒衣弱不胜,有甚遥肠,望到春来时节。 孤灯独照,字字吟成血。仅梅花知苦,香来接。离愁万种,提起心头切,比霜风更烈。瘦似枯枝,待何人与分说。
据《西湖志余》记载,张淑芳,贾似道妾,南宋临安(今杭州市)人,西湖樵家女,姿容美丽,能诗善词。贾似道仗着姐姐是宋理宗的宠妃,在理宗选妃日,把美丽的张淑芳藏起来做自己的小老婆。贾似道专权多年,向蒙古军称臣纳币,祸国殃民,失势贬官后被暗杀。贾似道贪婪荒淫,在西湖葛岭筑有“半闲堂”,规模宏伟,深宅大院内姬妾成群。张淑芳知其罪恶昭彰,必败露,便营建别业以隐藏身迹。贾似道死后,张淑芳把别业改为寺庵,自度为尼,其行踪罕有知者。
她留下三首词,除上述那首之外,还有一首《更漏子·秋》,大约是贾似道死后为尼时所作。另有一首《浣溪沙》,估计是在半闲堂时写作的——
散步山前春草香,朱阑绿水绕吟廊。花枝惊堕绣衣赏。 或定或摇江上柳,为鸾为凤月中篁。为谁掩抑锁芸窗?
上半阙白描“半闲堂”的寂静环境,下半阙慨叹失去自由的悲苦身世,直到今天还弥漫着一片凄凉落寞的味道。
第十八章 十九岁阿妹去意彷徨(1)
阿妹是湖北黄梅人,鞋匠小于的小老乡,今年19岁,居住在邻村的一幢出租房内,是我暗访时发现的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二奶”。一般女孩子读大学一年级的年纪,她却已经让香港人包了3年,如今进退两难,不知何去何从。
走吧,毕竟和他有3年的感情。留吧,明明知道这只是一个温柔的陷阱,既没有做女人的尊严,更没有生活的明天。在一种无法诉说、无从解释、无可奈何的生存环境里,她不断
忍受灵肉撕扯的煎熬,并愈来愈感觉到脚步的沉重与心灵的酸楚。
2月20日傍晚时分,在邻村阿妹家楼下的四川小饭馆,由我埋单,和阿妹、鞋匠小于吃饭聊天。这次聊天是住我楼下的鞋匠小于一手安排的。他见我独来独往,十分寂寞,便好心地介绍阿妹给我认识做朋友。阿妹身高1.55米左右,胖乎乎的,体重肯定超过55公斤,脸上还挂着稚气的笑容,就像是一位惹人怜爱的邻家小美眉。
“阿敏姐,你在深圳待了多少年?”她扬脸问我。
“8年。”
“哇,你肯定认识些人,帮我找个工作吧?”刚认识我不到半个小时,阿妹就央求我。趁着鞋匠点菜的间隙,她悄悄告诉我,大年初四她赶回老家打胎,被父母骂得半死。她也认为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决定独自找工,再慢慢与他自然分离。
我问她究竟怎么会走错路?阿妹盯着饭馆外来来往往的行人,眼中渐渐溢出泪水。
我很想嫁给他,就跟他不死不活地挨了3年。他是香港人,自己买了辆货柜车,跑单帮,生意并不太好。他跟老婆分居多年,有一个12岁的女儿。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挣到多少钱。
他害了我。刚开始跟他时,他说自己在分居阶段,在香港的法律中,分居5年以上算自动离异,现在这种事情他提也不提。我想,他根本不会给我一个结果。
今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床上谈心。他忽然看着我说:你也19岁了,在家乡如果有合适的男朋友,可以找一个,跟着我这个又老又穷的人,有什么意思呢?听完他的话,我心里很难过,眼睛很疼,想哭,可是我强忍着,我不敢哭,不敢在他面前哭,因为他多次说过,他最讨厌女人哭,女人的眼泪是会让男人倒霉的东西。所以,我将泪水一点点咽回到肚子里,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也就在今年春节前,我怀孕了。打电话告诉他,他叫我自己考虑。我心中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办?电话里,他直率地说出他的忧虑。他说:我没有给你名分,也没有钱,我不想让细佬仔(小孩)受苦,别人家的细佬仔过得那么好,比不上人家,我们自己心中都不好过。
我的眼泪哗哗地掉了下来,我知道,他不仅是无奈,内心也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只好提出回家乡打胎,他给了我5000元。我回到家中,将孩子流掉了。
年后,他打电话叫我回来。我又问他,假如我再次怀孕了,怎么办?他好像很烦,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以后注意一点,要戴套了。但是,真正上床时,他又好像忘了这件事。我害怕怀孕,不知道怎么避孕,他也从来不教我。
(一)
算起来,年纪轻轻的阿妹已经先后有两次被包的“历史”。
她家有六朵金花,这在农村,注定了受穷。她是家中的老幺。13岁出门闯世界,先后在江苏、浙江与广东珠三角一带打工,1998年春节过后来到深圳淘金。她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孩,只要有点钱就寄回家去。
国内众多的媒体曾经告诉我们打工群体的进步:80年代求“生存”,90年代求“发展”。据我考察,在90年代,来自农村的打工妹们虽然被冠以“发展”的主体,但她们的结局不容乐观,她们仍旧生活在发展的边缘,随时可能沦为被抛弃的多余人。就像阿妹,她读书读到初中一年级,因家贫不得不中途退学,诸多大字不识,缺乏技能,在城市劳动力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很容易被抛弃。
在深圳,经过半个月的奔波,阿妹的松糕鞋底被削去薄薄一层后,工作还没找到,不得不答应去见见同乡女友给她介绍的那位香港老头。
老头看起来60多岁,在香港开运输公司,是个老板级人物,很有些钱。笑起来的时候,脸像一朵璀璨的秋菊。
怎么比自己的父亲还老?见面的时候,阿妹吓得缩头缩脑地拼命往后退缩。介绍人用身体挡住她的退路,劝她:你已不是处女,又没有钱,回家不也是一样要嫁人?天底下男人都是一样的。下回有年轻的,保证给你介绍。
阿妹口袋里只剩50元钱,留在深圳交不起房租,回家连路费都不够,钱包瘪意志也就不够坚强,只好点头同意。
老头见阿妹点头,很开心,乐颠颠地带介绍人和阿妹去酒楼吃饭,花了半个小时就吃完饭。嘴巴一抹,急如星火带着阿妹去租房。租房很神速,半个小时就租了一套二房一厅,再赶到村里的一家大型超市与家具城,买了沙发、衣橱、床垫、床架、床上用品、梳妆台、茶几、凳子,还有热水器、电饭煲、煤气灶与煤气罐,付了50多张百元大钞。等到商店把货品送到家中,打理完毕,已是凌晨2时。
鬼才愿意跟他上床?阿妹心中打着鼓,坐在新买的沙发上,磨蹭着。
老头唤她去冲凉,她嘴里应着,手脚没挪动。唤了3次,她才进洗手间。
老头性子急,阿妹一出来,就搂着她,阿妹坚决不允。
他问:“为什么?”
阿妹摇摇头说:“没什么。”
“你不开心?”老头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