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觉起来，他在孙中山为商议北伐而召开的桂林军事会议上，坚决主张先出兵讨伐陈炯明，然后再兴师北伐。可惜孙中山仍对陈炯明心存幻想，没有采纳蒋介石的建议。

蒋介石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大感失望。他一怒之下，于4月下旬辞去第二军参谋长的职务。并且不顾孙中山的极力挽留，于辞职当晚便打点行装，登上了广州开往上海的轮船。

蒋介石不乐地返回溪口家乡，却仍然惦记着广州的危局，他曾给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写了一封信，反复强调必须“先代陈炯明，再议北伐”，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一日。惟愿吾言之不中耳。”

该着蒋介石露一回脸。陈炯明必叛的预言，不但被蒋介石“不幸而言中”，而且“言”得非常及时。他的信是6月1日写给许崇智的，第二天，也即1922年6月2日，孙中山从北伐前线韶关返回广州，立即就发现陈炯明的部队有“异动”迹象。

这一回，孙中山终于警觉起来，他当天便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速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

孙中山醒悟得太迟了。

早在西征时，陈炯明在击溃桂系军队的战斗中不失时机地扩充自己的部队，并且对孙中山继续西征桂系的命令故意拖延不理。当时，蒋介石就提醒过孙中山，孙中山未予理会。时隔一年，邓铿被害，蒋介石力主东征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仍未采纳他的意见。直到6月16日，风云突变。陈炯明悍然炮击总统府，撕下伪装，公开叛变了。

国民党前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在其所著的《蒋总统传》中曾对这次叛乱事件作如下描述：六月十六日，他（指陈炯明）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他认为国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丧失生命；但或者是由于天意，国父的几位忠实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乱军的包围线，而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该炮舰乃效忠于国父者。

蒋总统获悉其领袖所遭遇的危险，立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险，卒到达黄埔，追随国父于永丰舰上。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而期待外来的援助。当时的希望集中于驻在广西的远征军队，认为他们将会回师广州，驱逐陈炯明，而解救孙总统。但这微薄的希望卒子八月六日粉碎了，因为那时候避居永丰舰上各人才知道这一支军队的回师，也遭到陈炯明所部击溃。至此，他们认为除逃之外别无他途。

国父与其同志们在这五十六日中所受的苦是极端痛楚的。粮食很缺少；水的供给也不可靠。他们的处境有如牢狱的幽禁。气候极度炎热。在这些时日中，蒋总统无时不追随国父左右，随时尽力协助与安慰。蒋总统有时像一个普通船员，亲自洗扫甲板；而且常常借黑夜的掩护，冒万险登岸，为国父购取日用必需品。

最后，一艘英国战舰把国父和他的同志接载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小住后，即于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

在这炮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折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作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惟有在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此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作实际的判断。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蒋介石却正在溪口老家优哉游哉地闲居漫游呢。当然，远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也不可能当天就知道广州发生的事。6月14日是蒋母王氏逝世一周年的祭日，蒋介石为此搞了一个颇为隆重的纪念典礼。他也算是地方名人了。

母亲的周年祭日一定要纪念，他是个孝子嘛！

孙中山在陈炯明炮击中安然逸出总统府，在众卫兵的护持下，大模大样地混出了陈炯明叛乱部队的包围圈，转移到海军永丰舰上。

6月18日，孙中山再次给蒋介石拍发了密电：“事紧急盼速来！”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启程，于29日抵达粤海，乘快艇登上了永丰舰。孙中山对蒋介石这种“间关赴难”的勇气和忠诚给予了高度评价，曾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

蒋介石登上永丰舰后，孙中山当即授以海上指挥的全权。在其后42个日日夜夜里，蒋介石的表现异常积极，他既要随时指挥作战，又能时常深人到士兵们当中鼓舞士气。舰上食品短缺时，蒋介石还自告奋勇亲自上岸采购所需食品。对此，孙中山曾非常担心地予以劝止：“我很感激你对我这样作，但是今后我不许你再去冒险采购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由于北伐军已于5月6日誓师出发，孙中山蒙难后，北伐军回师靖难受阻，再坚持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孙中山遂于8月9日与蒋介石等人一起登上英国“摩轩号”炮舰，直驶香港，隔一日，再转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赴上海。

蒋介石在孙中山蒙难后能及时赶到孙中山的身边，陪伴他度过这一难关，着实令孙中山感动了好一阵子。事后，孙中山曾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人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10月18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在此后给蒋的亲笔信中再一次强调蒋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蒋介石取信于孙中山，当然不是因为“间关赴难”这一件事。但是，至少是通过这件事，使孙中山更加信任并且倚重蒋介石了。

4.黄埔起家，东征奠基

广州蒙难，蒋介石“间关赴难”之后，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总结出两条经验。

一是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即建立一支忠实于国民党，且由自己所最信任的党员直接控制指挥的军队；二是认识到，蒋介石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

公允地说，孙中山先生这两条经验，头一条是很正确的--无论是什么党，要想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就必须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理论上讲，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曾有过这方面的论述，所以这是真理，不容怀疑；而后一条则是孙中山先生的失误了。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孙中山并没有看透。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孙中山先生没有料到蒋介石日后会变质，会叛变革命又背叛了自己。如果孙中山先生预知身后发生的事，那么他是绝不会信任蒋介石，依赖蒋介石，甚至把军队的摇篮也交给蒋介石去编织的。

正确的决定交给了一个不该信任的人去执行，正确也就难免变成错误了。

1924年5月，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军校校址在黄埔，故又称黄埔军校。

关于办军校，创建自己的军队这件事，其实早就开始酝酿了。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桂林曾与当时苏联政府派到中国来协助工作的代表马林进行会谈，那时，马林就建议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创办军官学校，为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培养干部。1921年末，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曾建议孙中山组建军队，并对孙中山的“联甲倒乙”的军事策略提出不同意见。经过这些前期酝酿，孙中山于1924年初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最初，孙中山是想委派许崇智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国民党前上将刘峙曾撰文介绍过这段史实：“……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

蒋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委派许崇智为校长，应当是1923年底的事。许崇智“力不从心”，陈翰誉又“骄纵自私”，用今天话说，“都不是办事的衙役”。所以，孙中山于1924年1月24日委派了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下辖委员七人，许崇智此时已经连委员都不是了。这七个人是：邓演达、沈应时、王柏龄、张家瑞、俞飞鹏、林振雄、宋荣昌。

当时的蒋介石，可能还没意识到当上军校校长将对自己有多么大的实惠。所以，开始时他对这件事并不怎么热心，相反还曾在筹备工作进行当中闹过一次“辞职风波”。关于蒋介石这一次辞职的经过，叶剑英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冶先生邀我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受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

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蒋因为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别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

1924年2月8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2月10日正式分配各省区招生的名额，可是，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又于2月21日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蒋介石这一举动，实在是不可理喻。

当时，孙中山和廖仲恺真正是“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对待蒋介石的突然辞职的，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蒋介石复函，说是奉孙中山之批复，对蒋介石辞职的请求“碍难照准”。2月29日，孙中山又致电蒋介石，批评他“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3月2日，蒋介石复电，向孙中山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是“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并表示立即返粤，收回辞呈。此期间，廖仲消也先后三次致电蒋介石，催他返回。在孙中山与廖仲他的教育、挽留下，蒋介石才又回到任上。

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黄埔军校共办了七期，从第五期起，由于北伐战争的需要，一部分学员先期随军参战，于武汉毕业。其余学员后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式，并集体宣誓反共。黄埔军校这一国共携手合作的产物，最终成为蒋介石培养反共军事干部的基地。蒋介石的发迹，也正是从办军校才算正式开始的，利用当校长的机会，蒋介石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诚然，蒋介石在办军校最初的几年中，的确也表现出十足的干劲和励精图治的精神。他提出的“黄埔精神”，其精髓是“杀身成仁”。他自己则严以律己，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不蓄发，还经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之后，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对睡懒觉的人予以严厉训斥。

这一时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表现最激进的时期。他在公开的讲话中经常带头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俨然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

1924年中秋节，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全体师生说：“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乱世，是个最不幸的事。我们的国家，已经衰弱不堪；我们的党，也是积弱不振。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

“五卅”运动后，广州发生“沙基惨案”蒋介石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说：“现在已到了和帝国主义者决斗的最后五分钟”。

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这些表现，使他在黄埔师生和公众心目中有了一个“左派”的形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当时的言论并不代表他的思想。就任黄埔军校长以前，蒋介石曾奉派直苏联考察，考察归来，他的心底已经扎下了反共的祸根。所以，他当时的形象也不过只是“形象”而已。

政治形象的树立，使蒋介石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声威日拢而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恰恰给了蒋介石一个崭露军事才华的机会。

为了巩固当时的胜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