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溪口住下不久，就派邵力子到溪口来看他，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邵力子临走时还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毛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了。上海有名的大亨、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到溪口来看过蒋经国。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来看他，弄得蒋经国既要学习，又要应酬这些达官贵人，送往迎来，实在是忙个不亦乐乎。

蒋经国在溪口大约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以后，杭州也开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溪口也就不那么平静了，于是蒋介石就要蒋经国赶快离开溪口到后方去。那时江西还比较安全，加上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又力邀蒋经国到江西去，以讨好蒋介石，于是蒋介石便决定让蒋经国去了江西。

9月重阳过后，蒋经国在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第一组组长袁广陛等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地向江西进发。同行的有蒋方良和他的儿子爱伦。还带了两个保姆和专门烧饭做菜的厨师张小品。到南昌后，蒋经国开始住在赣江边下沙窝的“励志社”，里面是个大院子，有礼堂，有小洋楼，是个很清静的地方。因为“励志社”不便安置住家，蒋经国不久就搬到当时的财政厅长文群的屋子里祝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又搬到了二纬路的寓所。

1938年初，熊式辉安排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不久又派蒋经国兼新兵督练处处长。蒋经国很少在办公室，他喜欢一个人出去，行动很难使人捉摸，从不通知任何人，因此，往往使保卫人员感到头疼。有一天深夜，蒋经国的卫兵和司机们都认为他早该睡熟了，便结伴到外面散步，等他们回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

这些人不敢大声叫门，也不敢接门上的电铃，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商量派一个人爬进墙去开门，想不到大门一打开，蒋经国也站在了大门外，原来他又出去了。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人群众”，不摆官架子。这些，都与当时国民党官僚政客的作风大不相同，也就证明了当时的蒋经国并没有真正、完全地“洗心革面”。

据毛宁邵回忆说：

有一年的元宵（节），蒋经国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到了景德镇，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都来向蒋经国借钱抽烟，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找到蒋经国就有办法了。当时，恰好我在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我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晚上我和蒋经国商量，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连景德镇的专员都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了。还有一件吃馆子的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经国和待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原来是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大概因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已的名片。那军官一见名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被征服了，变成一副狼狈的样子。蒋经国当时批评了那个军官几句，把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我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熊式辉以后，那个军官被关了六个月的班房。”像这样的事是不少的。因此，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名。还有一次，我们到大庆视察回南昌，途经吉水县的三曲滩渡口，正碰上伤兵们闹事，拦截来往车辆。当我开车离渡口，突然一个伤兵站在跳板上强行要搭车，我们没有理会，伤兵一铁棍打过来，正好打在车顶上，坐在车上的蒋经国也给吓了一跳。随从侍卫想开枪，却被蒋经国制止了。

蒋经国一到赣州，真是马不停蹄，不是去赤殊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穿街走巷。那时赣州的交通不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渡船，很不方便。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干脆走路，在短期内就熟悉了赣州的一些情况。

当时，蒋经国年近30，血气方刚，加上从苏联回国才两年，“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习气；同时有其父蒋介石为后盾，因而能雷厉风行地烧起“三把火”。

首先，他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嚣张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其次，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再次，他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并且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通过这些措施，政令基本得以通行，社会风气趋向好转，蒋经国本人也渐渐赢得了声誉。

蒋经国在赣州确实有过雄心壮志，想把赣州治理成一个“理想王国”。他有许多新的主张，其实施办法也令人耳目一新，完全异于国民党行政官员的一套老办法。

他当时很年轻，精力也十分旺盛，因此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显得作风特殊、思想活跃，也特别喜欢接近和结交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老报人徐铸成曾评论蒋经国，说他“初出茅庐，似乎很有些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样子，重用一些他的留苏同学和精锐青年，还不时接见市民，‘勤求民隐’。一时有‘新赣南’之称。”这一时期，徐铸成同蒋经国有过一段交往，他曾撰文追述：1942年初，我逃离刚沦陷的香港，转任桂林《大公报》总编辑。那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他路过桂林，准备来拜访。通名之下，才知道就是“蒋公子”。因为报馆在离城三四里的山脚下，不通车，只有一条从坟堆里踏出的小径可通，我是走惯了的，我觉得还是我进城去看他较为方便。

那时，他不过三十多岁，矮矮胖胖，看来很健康，愉快而和蔼。照例寒暄以后，他取出一卷文稿，是纪念他的亡友王后安的，问是否可以在《大公报》刊载。我看文词很真挚生动，事迹也颇感人，就答应了。王曾任赣南区的南康县长，与原上饶县长王继春都是蒋所倚重的干才，都因劳累而病死在任上。

蒋还很诚恳地邀我去赣南参观，说：“我年轻，没有经验，希望朋友们去看看，多加指教。”我以工作抽不开身，婉言辞谢了。

第二年初夏，我和一位姓邓的朋友，结伴作东南之行，目的在迎接从上海逃出的一批大公报社职员的眷属，包括我的、妻儿。因为是私事，相约不惊扰沿途的友好。

赣州是必经之路，晚上到了那里，就寻个干净的旅馆安顿，然后到街头吃了晚饭并稍稍观光市容，即回旅馆休息。因为连日“鞍马劳顿”，第二天“日上三竿”时才醒来。起身后，即招呼“茶房”倒洗脸水。他说：“蒋专员来看你，已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了。”我惶惑的说：“为什么不早喊醒我？”他说：“蒋专员说你一定很劳累，让你多睡些，不要吵醒你。”我听了惶恐而感激地马上出迎，说明此行只是路过，不敢打扰。他含笑说：“不行，我们这里的规矩，不住满一星期是决不放行的。”经过“讨价还价”，决定“屈留”三天。

这三天中，他陪我看城郊的水利设施，游览八景台等名胜，并参观他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虎同营”新村。他一路和过往的行人点头打招呼，市面的情况和清洁、秩序，看来也远比桂林、韶关等城市为好。我也曾旁观他定期的接见市民，被接见的，也看不出有什么拘束的样子。

三天走马看花的印象是：一、他年轻，似乎很想有所作为，有所表现；二、看来他很讨厌那些党棍和老官僚们，想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予以重用；三、他很有爱国心，尊崇民族英雄，他所办的报纸和其他事业，不少以“正气”命名，以纪念文天祥，提倡民族正气。最后，他像是很能礼贤下士。

他天天陪我吃饭，我注意他的酒量很大。我那时也不到四十，年轻豪饮，但一经较量，就败阵了。我问他如何有这样的“海量”？他凄然回答：“那是在西伯利亚那几年逼出来的。士兵每天要发一升伏特加，性烈如酒精；不灌下这些，如何能熬过那彻骨的严寒！”

后来，我到苏南接取那批眷属后，再过赣州，蒋又盛情款待。

由于我不通世故，习于疏懒，回桂以后，连一封表示感谢的信都没有写过。第二年桂林沦陷，逃到重庆，有一天去复兴关办公，我不好意思去看他，把一张名片托朋友代为致意。想不到过了两天，他亲自驾吉普车到李子坝的大公报馆来看我，依然盛意殷殷。

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待人以诚”，不像是故意摆个样子给人看的。他的“礼贤下士”也完全是出自真心。据在赣州与蒋经国同事过的人们回忆，一致认为他十分“平易”，从来不摆官架子和耍“太子”威风。常常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一个赛马场上的骑士。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官衔，说是那样称呼就让他什么也不会做了。因此，当时的青年人都呼他为“小蒋”，以示亲近而又有几分崇敬的意思。

在执任保安处副处长和督练处处长期间油于蒋经国刚从苏联回国，对于在苏联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有关政治和军事知识，仍然在头脑中产生影响。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与当地的官吏则有着明显的不同。据史料记载，蒋经国在当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于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有过如下的论述：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而军事政治工作的对象则是非党员。对于党的两个机关的政治工作，有必要相互发生关系，而执行的政治路线也必须一致。

共产党是军队中的唯一指导者，军、师团、旅团、团队中均有共产党的代表，而这个代表的权力，和军官是同等的；军部的命令，如果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就无法生效。此外，在部队中还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们的任务和党代表是大同小异的。

在国内发生战争时，党代表除了负责宣传训练工作之外，还负有检查军官命令是否正确及监视的任务。

蒋经国利用在苏联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决心把赣南治理好。他经常和士兵、下属共食共寝，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这种作风，在当时真是前所未有的，使许多人瞠目结舌。

赣州官场上，多半是贪官污吏。他们和土豪劣绅同流合污，使得民主制度疲惫，鸦片、赌徒、私娼横行猖撅。这里的前几任县长，没有一个人能够铲除私弊，而只有包庇作恶，饱肥私囊，成为土豪劣绅的代理人。面对这一切，蒋经国果断地下了禁止鸦片。禁止赌博、取缔私娼等恶业的命令。对于明知故犯的高官及其亲属，他主张不予宽容；对抗拒法令、为首作恶者，处以极刑。这一雷厉风行的措施，使地痞、流氓、赌棍、私娼以及形形色色的顽劣势力销声匿迹，横行赣县的一个叫刘甲方的劣绅和一个叫余某某的军阀，也伏首帖耳，服法听命。

当时蒋经国，虽为一县之尊，后来又升任专员，却不奢侈挥霍。平时，他不使用公用的三轮车，经常身穿简朴的衬衫，脚着粗陋的草鞋到农村去巡视。有记载说，在1939年到1940年的一年中，他步行约1500多公里的路程，走遍赣南的十三个县，对于全地区桥梁的铺设和水利设施，都了如指掌。

1940年夏季，蒋经国提出“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之后，又改为“五年计划”，准备在赣县郊外的中华新村设立现在建筑的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再设立贫民食堂，以收容孤儿、弃婴，取缔私娼、烟馆、赌博场，帮助犯罪者重新做人，还反对浪费的恶习，鼓励集体婚礼。又准备开设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以统治米、食油、盐等日用品，并把原来四十余种赋税简化为一种，以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官差从中盘剥的机会。

赣南过去的征兵制度，是以没有能力或不愿进行贿赂的贫民子弟为对象；新计划法令规定，即使是要人之子，也无法避开兵役的责任。

对于文教政策，相继出版发行《正令日报》和期刊《中国青年》，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还刊印了一份《青年日报》。

与此同时，对管区内5万余名三青团员进行指导教育以使他们大部份成为东南战区的骨干分子。

新计划严格区分公与私，规定公职人员私用长途电话费，自己掏腰包支付；每星期一下午，打开公署的大门，听取民众的申诉。

蒋经国这般作为，使得政府高级官员望而生畏，不得不刮目相看；一时被人们称之为“全面政治建设的模范”。只因1943年12月被任命为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