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智。因为当初他逼许离粤时曾在亲笔信中许下诺言：“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时过一年有余，蒋介石食言而肥，无法面对许崇智。他对于这封亲笔信落入许崇智手中深感不安，三番五次请“大哥”张静江登门向许崇智说情索龋许崇智深知此信之重要，一再婉拒。蒋介石万般无奈，亲自登几执礼甚恭，一边对往事表示道歉，一边开口索取原信，但许崇智说该信早已遗失，仍然拒绝。

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及其后不久，蒋介石相继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党政军大权。许崇智原以为蒋介石会有一点报恩之举，给自己安排一个军政要职的。没料到蒋介石早把这位“二哥”置诸脑后，什么表示也没有。许崇智失望之余，满腹怨恨，一再扬言要揭蒋介石“逼宫”的老底。为防不测，许崇智把蒋介石的那封信摄影复印，分地保管。蒋介石也明白，自己的亲笔信落在许的手里终究是个祸根。后在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人的劝说下，蒋介石于许崇智出国考察之际送上旅费30万元，由此达成默契，不再声张。

以后，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崇智均名列中央监察委员，也曾被任命为中央监察院副院长，但都只是虚名虚职，并无实权。

抗日战争中，日军曾多次劝许崇智出任汪伪南京政府的要职，但许坚决不从，拍案大喊：“杀我的头也不当汉奸！”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气节。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曾聘许为“总统府资政”，许不愿去台，一直寓居香港。

1965年1月25日，许崇智因病在香港去世。远在台湾的“三弟”蒋介石只发了一个唁电，再没有别的表示了。

杨虎，字啸天，生于1889年，祖籍安徽宁国。早年毕业于江南将非学校，后追随陈其美奔走革命。杨虎与蒋介石结拜成兄弟的时间尚未见到准确的记载，如果按照他们交往的疏密程度来推断，则上海讨袁时期最有可能。在此期间他们一同参加了肇和舰起义等军事斗争，是陈其美手下的两员主要干将。

1915年12月，陈其美在上海积极策划反对袁世凯统治的军事起义。蒋介石负责起草了《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提出首要目标是夺取肇和、应瑞、通济3艘军舰，然后夺取制造局、警察局、电话局等，控制整个上海。肇和等舰停泊在黄浦江与长江汇合的吴湖口处，经过革命党人的运动，已有赞成起义的内应。陈其美与肇和舰舰长黄鸣球、舰员陈可钧商定于12月中旬举事。不料，袁军已侦悉了陈其美等人的策反工作，下令将肇和等舰调离上海。陈其美闻讯，仓促决定提前在12月5日发动起义。

这次起义由陈其美任湖沪司令长官，统率一切；杨虎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为副司令，黄鸣球为海军总司令，以肇和舰为海军总司令部。主要计划部署是：一、杨虎率其部三十余名，由黄浦江乘小汽艇袭取肇和，占领后即炮击江南制造局；二、孙祥夫率其部三十余名，由杨树浦乘小汽艇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二舰，策应肇和；三、江南制造局由已联络好的武装及城内、闸北等所联络的军警，闻军舰炮声同时响应；另外届时还将对警察局、电话局、工程总局等处同时发起进攻。按照部署，12月5日午后，杨虎率战士三十多人，携带手枪炸弹、雇乘小汽艇袭取肇和舰。

舰上陈可钧等立即响应，顺利地占领了肇和舰。当肇和舰向江南制造局开始发炮时，守局的北洋军队挂出白旗示降。肇和用灯号联系各军舰，各军舰依次均回信号，表示赞同，请勿攻击。杨虎等误以为占领应瑞、通济二舰的孙祥夫等也已获得成功，其实孙祥夫所部的小汽艇因故被阻，未能完成预定计划。陈其美、蒋介石等在陆地上的进攻也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未能得手。当肇和舰被占领后，上海镇守使杨善德、海军司令萨镇冰等，一面调军警在陆上堵击，一面以重金收买应瑞、通济二舰。

12月6日黎明，应瑞、通济二舰一同开炮攻击肇和舰。杨虎等在肇和舰仓促还炮，但命中率极低，舰上火药库又中弹爆炸，战士死伤甚多，不能支持，杨虎及残部乘小艇从浦东登岸逃脱，陈可钧及数十名受伤者被捕牺牲，整个起义终于失败。

1916年4月，陈其美策动江阴独立，派蒋介石协助杨虎攻占了长江第二要塞江阴炮台，于4月14日同杨虎发表《江阴独立宣言》。随后他们又攻下了吴江、盛泽，但很快又在大队袁军的反攻下败退。

上述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对袁世凯及其帮凶来说，却不失为沉重的打击，对全国反袁反帝制的斗争，也是巨大的推动。杨虎也因其在军事斗争中的突出表现，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后来被任命为总统府的卫士队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杨虎冒着枪林弹雨掩护孙中山冲出总统府，转移到军舰上，脱离了险境。这可说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中立了一大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此时杨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他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上海大肆捕人，甚至不经审讯就随捕随杀。那时候，被他杀害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简直难以数计。另一个在上海主持所谓“清党”的陈群，助纣为虐，与杨虎狼狈为奸。上海人民对这两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恨之骨，称之为“虎狼成群”。

为蒋介石充当屠夫的杨虎，官运井不怎么亨通。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1937年淞沪会战前后，出任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十分自负，自以为多年来有功于“党国”，应该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甚至与蒋介石争名争利，纠缠不休。

此时的蒋介石已建立起独裁统治，身为“一国之尊”，岂能容得杨虎这般“不识时务”的武夫与自己称兄道弟，更何况还想平起平坐？他一气之下居然撤了杨虎的兵权，只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监察委员了事，从此与这位把兄弟反目成仇了。

对蒋介石的无情无义，杨虎一直耿耿于怀。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杨虎为了报复蒋介石，意欲联络民主党派和蒋介石抗衡。在解放战争时期，杨虎掩护过若干民主人士，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例如：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副主席罗隆基，当年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软禁，就是在杨虎的营救下，才得以逃脱魔掌的。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张澜、罗隆基因病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住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监视，不得越雷池一步。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东下，浩浩荡荡地逼近上海。国民党在溃逃前夕负隅顽抗。当时的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在上海警备长官王新衡的授意下，密谋全面搜捕中共地下党及各民主党派，并拟将张澜、罗隆基在虹桥疗养院就地处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虎命其旧部属阎锦文（当时任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设法营救张澜。

国民党上海警备副司令周力行是杨虎的女婿，对于岳丈的吩咐凋力行当然言听计从；阎锦文又是杨虎的学生，杨虎曾有恩于阎锦文，阎锦文焉能不报？更何况当时的国民党江河日下，阎锦文也希望能为人民做些好事，以赎前罪，从而作为向共产党立功晋见的良机，加以有周力行副司令做靠山，阎锦文行动起来自然应心得手。

于是，当杨虎将这一艰巨的营救任务交给阎锦文时，阎立即承诺，并说保证完成。

从此以后，阎锦文每天带领若干警备队员全副武装到虹桥疗养院作例行巡视。一进大门，这一帮警备队员就横眉竖眼的，“找碴”，声色俱厉指桑骂槐，闹得鸡犬不宁。可是他们一到张澜、罗隆基的病区，行为就有所收敛。尤其是阎锦文显得彬彬有礼，并向张、罗二位先生问寒问暖；张澜、罗隆基深感诧异，未敢和他攀谈。又过了几天，阎进一步向张、罗透露有营救他们二人之意，并将杨虎致张澜、罗隆基的亲笔信及杨夫人田淑君在上海环龙路住所的电话号码向张、罗出示，张、罗至此才深信不疑。

在上海解放前夕，阎锦文一日两次向杨虎汇报营救张澜、罗隆基计划的执行情况，杨虎则向阎锦文面受机宜。杨虎并推荐两名亲信--潘云龙、庄儒伶到上海警备大队充当队员，以协助阎锦文完成营求张、罗的任务，以便使张、罗尽快脱险。

1949年5月中旬，时局越来越紧张，一些官员显得慌恐不安，上海市内一片混乱，从远处已隐约传来解放军的炮声。而且这炮声日近一日，其声音也越来越大了。就在这紧张的时刻，5月24日上午，阎锦文突然接到解押转移张、罗的命令。押解地址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一旦到了看守所，不是被杀害，就是要转移到台湾，而营救的任务就更困难了，甚至很难实现营救任务，到那时就是插翅也难飞了。于是，阎锦文立即驱车去找杨虎请示该怎么办，但杨虎此时却不知到那里去了，根本找不到他，没办法，只好想办法和田淑君接通了电话，田在电话里说：“要将计就计，迅速转移，今晚12时以前必须完成营救任务。”转移地址仍为环龙路杨宅不变。

人夜，阎锦文全副武装，亲自驾驶一辆军车，带领潘云龙、庄儒价等武装队员来到虹桥疗养院，声称奉上级命令要移解张、罗，大夫护士那敢抗拒，眼看武装士兵将张澜、罗隆基押上汽车，迅速离开疗养院，驶向黑夜。第二天，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进入市区，张、罗二人来到杨虎住宅，在解放军保护之下安然脱险。

杨虎掩护民主人士脱离蒋介石的虎口，算是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被请上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四十年代后期，杨虎确实做了若干有利于人民革命的事情，不论他的动机如何，其客观效果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解放以后，共产党将杨虎看成好朋友，像对待其他起义将领一样对待他，执行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政策。并在北京前门外给杨虎安排了一座比较宽敞的住所，每月发给他三百元生活费，汽车随要随到，使他安度晚年，过着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但是，杨虎对这种破格的优待仍不满足，他还想当全国政协委员。有关方面考虑他民愤太大，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因为如果当了政协委员，就有可能见报，一旦见报，既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

但杨虎不甘寂寞，也不听劝告，终日走街串巷，物色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一天，他在东单无意中发现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师参谋长的许某，经过一阵寒暄之后，得悉此人解放后流落江湖，靠测字，算命，看手相为生，可谓穷途潦倒。杨虎以上峰自居，约其到家中细谈。许某便乘机在杨虎面前极尽献媚取宠，造谣惑众之能事。杨虎亦在许某面前大发牢骚，埋怨共产党未给他高官厚禄。二人情投意合，相逢恨晚，反动本性一拍即合。

自此以后，杨虎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有意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诽谤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甚至向台湾当局与当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写信，要求他们从福建和东北两路出兵，以夹击中国共产党。他认为此信若投寄，容易败露，不如托人捎带出境面交。于是，他又千方百计在天津物色一名即将返国的日侨，并托这位日侨将信件带到香港。杨虎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日侨无意为他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一到海关，这位日侨便主动地向中国公安部门交出了信件。于是，杨虎叛国的阴谋和盘托出了。北京公安局乃将杨虎依法拘留。

1958年春，北京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杨虎态度十分恶劣，矢口否认有叛国的罪行。当法官向他出示信件时，杨虎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他在法厅上摆出一副无赖的面孔。

北京市法院根据杨虎的犯罪事实及其态度和表现，最后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鉴于杨虎此时已身患重病，法院准予杨虎监外就医，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不久，杨虎即病死于北京复兴医院。

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著名人物还有不少，如李宗仁、戴季陶、黄现邵元冲、吴忠信、冯玉祥、张学良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与一些人物结成金兰之好，他的选择结义兄弟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利。在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以“情义”为外衣，结交盟友，为我所用，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又背信弃义，甚至与“义兄义弟”反目成仇。如他在对待许崇智、冯玉样、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态度上，就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他对“情义”二字的态度。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了几十位义见义弟，也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前恭后倡，并不是对每一位盟兄弟都是利用之后即弃如敝履。有些结拜兄弟，蒋介石是始终不忘结义之情并共事一生的，如早期的义兄陈其美、戴传贤、邵元冲等人。在这一类盟兄弟中，最具代表性、追随蒋介石时间最长的人便是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