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主义频频进犯。全国军民抗日呼声的浪潮中招架无功，不但总统梦没有做成，反而因为“不抵抗”，成了卖国独裁的政治丑角，最终不得不以“下野”的方式避开政治漩涡，以退为进，图谋再起。

蒋介石下野后，给政敌们留下了一副烂摊子。由于国民党仍然奉行没有蒋介石的蒋介石独裁卖国政策，所以，国内矛盾并没有因为蒋的下野而有所缓和。12月15日，就是蒋介石正式通电下野的当天，北平各校南下抗日请愿团冲破重重阻力，到南京中央党部请愿，遭到血腥镇压。12月29日，乱乱哄哄争吵不休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闭幕。1932年1月1日，孙科政府通电就职。但是，这个被自称为“开始党国新生命”的孙科政府在财政与外交的双重危机下，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

财政方面，因为蒋介石预伏陷阱，孙科政府筹不到钱，每月赤字达1600万元之巨，而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暗中主使下，单是军费一项，每月就要向孙科政府要1800万元。孙科没钱，诸事难办，陷入困境。

外交方面，当时最突出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东北的问题。孙科为取得人民支持，主张对日“积极抵抗”，收复东北。但孙科手中一没钱，二没兵，所以主张只是主张，见不到一点实际行动，而日军则在积极准备进攻上海，军舰开进了宁、沪间的长江水面，向孙科政府示威。

l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飞抵杭州，各派力量的代表人物立即云集在蒋周围，纷纷请他复职，与汪精卫、胡汉民合作，共赴国难。

l月18日，孙科也到了杭州。此前，汪精卫夫妇已于16日抵杭，作竟夕长谈，并于次日联合致电胡汉民、促胡入京。胡汉民见电甚怒，因为他与汪精卫有约在先，谁也不单独与蒋介石妥协，而汪精卫却违背誓约，私下里与蒋介石合谋。据当时报纸载文称：蒋、汪相见甚欢”，“晤谈甚融洽。”这使胡汉民十分震怒，认为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合谋算计自己，因此，胡汉民接到汪、蒋联名的电报后，非但没有进京，反而在广州另立门户，决心与蒋、江对抗到底。

孙科抵杭后，张人杰和张继在杭州烟霞洞设宴。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出席宴会。宴后，决定共同入京。蒋、汪商定，先把汪精卫推上行政院长的位子，然后由江出面，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分治局面。

在烟霞洞宴会上，蒋介石发表了一通“抗日国必亡”的谬论。1月21日，蒋介石离杭赴南京。1月25日孙科宣布辞职。

这一段时间内，正是日军侵略气焰日益嚣张的时候。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到了南京，却忙于政治分赃。他们不提抗日，却攻击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外交政策，说他对日“和平绝交”的主张是“妄逞一时血气”。1月28日，蒋、汪召开临时中央会议，宣布了与抗日的毫无关联的三项决定：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曾经发表批蒋言论。

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法西斯统治的表现。

三、改组南京政府。为蒋介石扫掌军权铺平了道路。

至此，蒋介石的“下野”表演基本收场了。

2.“攘外”无功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以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对日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书告中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乱，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却腐乃能防。”“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7、8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买，又转过来反张且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到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保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答帚疙瘩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之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主张采劝不抵抗”的对策。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到沈阳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发生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的方针。”

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饶（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

可见，这个“不抵抗”对策是即定了，所以到了9月12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本，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在固然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开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二，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即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尊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

第三，先要安内。他在9月28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阅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0月10日，所谓双十节手书救国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到了11月 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的三个态度，集中到一点仍是不抵抗。陈布雷在日记中说：“9月18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读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成性，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致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冯玉祥当时避居山西汾阳，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备战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其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个时候被蒋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沈阳发生事变时，蒋介石已前往江西指挥“剿共”去了，电报到了南京，国民党大员们慌成一团，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日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恣意烧杀奸淫，迅速将战火延及东北全境，东北三省的银号和中国交通银行均遭日寇洗劫，连张学良的私邸也被日军搜查、捣毁。

张学良眼看大好河山沦入敌手，痛不欲生，而蒋介石却仍然不准抗日。他于21日从“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后，竟大谈“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次日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绝口不提抗日，只要求民众埋头工作，交捐纳税，“勿问国事”。23日，又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宣布了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二，鼓吹“以文明对野蛮”，要中国人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致粤要人电》，更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常1932年1月28日，日舰炮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谐率领下奋起抵抗，发出“艳电”，“-·二八”抗战就此爆发了。

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发出了《为“-·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这个通电的发表是有内幕的：十九路军发出艳电的当天，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群集溪口，一致决定由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引起国人反对。蒋介石迫于情势，只好同意。这个通电毕竟表明了蒋介石的态度。通电中说：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