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一、保护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了自卫，虽出兵亦在所不辞；二、对中国东北将负起整个治安之任，并使满蒙脱离中国而独立。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时提出来的。田中内阁的侵华政策，遭到了日本国内进步人士和旅日华侨的反对。为此以田中义一首相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杀害了千余名进步人士，逮捕了三百余人，野蛮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1928年4月18日，田中内阁为了阻止国民党北进，再次决定出兵山东。4月26日，日军斋藤旅团六百六十人作为先遣队到达济南，占领了西城门外的商埠区，构筑工事，架设铁丝网，封锁交通。日军曾策动张宗昌出面向日本政府提出派兵保侨的要求，以掩盖其侵略行径。但张宗昌拒绝了。

他一跑了事，把济南城完全让给日本人，叫日军与国民党军直接交锋。

5月1日夜，蒋介石率总司令部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设立总部。5月2日上午，日军福田彦助中将率领的第六师团 3000人开进济南，在正金银行楼上设立了司令部。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明目张胆地武装挑衅，不作任何防范，只叫他带来的外交部长黄郭去和日军谈判。日军为了麻痹蒋介石，派特务分子佐佐木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向佐佐木保证国民党与日军和平相处，只请日军拆除工事。佐佐木“欣然”应诺。

日军果然拆除了障碍物，撤去了哨兵，同时还放出表示与国民党军友好的气氛。对日本充满幻想的蒋介石完全丧失了警惕。

5月3日上午，日军突然对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起攻击。当时蒋军营长均去师部开会，无人指挥，顿时大乱，损失惨重，其中第二营全部被日军歼灭。九十二师因被指定为济南卫戍部队，奋起反击日军，九十三师亦参加战斗，一下子压倒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敌军师团长福田立即派佐佐木去见蒋介石，逼迫蒋下令停火。威胁说，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介石立即派出10个参谋组成的传令班，打着白旗，到各部队传令停止对日军还击。同时派黄部到日军司令部交涉。

黄郭到了正金银行，福田只派参谋长黑田与黄郭相晤，以示对国民党军的轻蔑。

黑田向黄邦提出，蒋军仍有在抵抗的部队，必须立即停火，并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

蒋介石立即照办，严令蒋军不许还击。日军趁蒋军停止抵抗之机，开始对中国军民大屠杀。商埠区的华军全部被日军缴械。外交部长黄郭设在津浦路局的办公处，被日军占领。黄郭及其卫士被缴械，徒手退出，迁往总部办公。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日军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外交公署，将新任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16名随员，捆绑毒打。蔡公时当即向日军说明身份，日军毫不理睬，并残暴地割耳鼻和舌头。其余16名随员也遭百般蹂躏后，与蔡公时同被日军杀害。其状之惨，目不忍睹。

日军炸毁济南电台，连同邮电局里的职工一起轰击。在邮电局里避难的居民，被日军当作俘掳抓起来毒打。中国军民，无论在马路上行走，或是在商店里买东西，甚至在澡堂里洗澡、理发店理发，只要被日本大兵碰上，立即遭到杀害。日军在普利门至济南车站各马路，任意开枪，截扣车辆，断绝交通。并制造借口，以抓便衣队为名，挨家挨户地搜，百般折磨，直至杀害。居住在济南的一些日本人还组织义勇团，对早时有反日言论或者取缔过日华的中国学生、工人、店员进行杀害。据事后不完全的统计，这次惨案，日寇共杀害了中国军民3254人。

日军在济南的所有暴行，蒋介石身临其境，耳闻目睹。对事件的处理，都是蒋介石亲自指示的。5月3日蒋介右严令他的军队停止对日军还击之后，日军开始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5·3惨案”。日寇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肆意捕杀他的官员，攻击他的士兵，污辱他的人格，他一概能忍受。对于日军屠杀民众，蒋介石更是不闻不问，却在5月4日下令蒋军全部撤出商埠区，还不许怠慢。蒋介石所能做的事，就是不断地派“日本通”去与日军谈判。5月3日派黄郭、陈韬，4日改派熊式辉，5日换成赵世暄，6日派王正廷、崔世杰。希望日寇能从其中选择一个比较喜欢的人，以达成某种妥协。但这些“日本通”皆道日寇凌辱，先后碰壁而归。5月5日，蒋介石再次下令，除留两个团的卫戍部队在城内，其余国民党军一律撤出济南城，严令取消一切反日运动，禁贴反日标语。蒋介石还引用日本发布的新闻中诽谤中国军队的材料来训斥部下。蒋介石竟对部下发出训令：“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若遇有事时，日本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要求捕作俘虏，即听其捕作俘虏。”

作为一个军事主官，竟对部下发出如此训令，实是古今中外所罕有之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才下得如此坚决，毫不含糊--原来他并不认为那是一种耻辱。若不是因为“西安事变”中已答应了抗日，若不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恐怕蒋介石连这个“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也不会下达，多半又要严令北平守军“不准抵抗”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除了命令二十九军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守士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之外，还调动商震等部驰赴河北待命支援。在庐山上，蒋介石也有一系列主张抗日的举动。这一切，总算稍许洗刷了一点“不抵抗”的劣史。

黄绍妨在其所著《五十回忆》一书中曾描述说：“七·七事变”发生了！有一天，集合了全体的官长学员，蒋先生登台点将，命令总队里的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寇的侵略。奉令出发的人员，站在点将台上，与一班未曾出发的同学告别。真是人中英雄，气壮山河。同学们景仰羡慕的心，与企望效死致胜的心，都同时表现出来！

在卢沟桥，日军进攻一开始，守军即在团长吉星文的率领下英勇反击，给敌军以重创。

7月8日，北平市长秦德纯给在庐山的蒋介石打电报，报告卢沟桥事变情况。此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举办训练团，目的是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蒋介石自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各省主席、各军总指挥为团副。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讲课。调集的受训人员是部队的中、高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盛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参加受训。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蒋介石当天就给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回电，指示：“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同是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7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攫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成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由于卢沟桥战起，庐山训练团停办了，蒋介石留下办训练团的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名流学者、大学校长等人，又把全国军政要人电邀到庐山，7月16日开始举行谈话会。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为代表，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人士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人士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此前中共代表已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为了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提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建议以这一《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将其公开发表。但蒋介石表示只能承认陕甘宁边区，在红军改编之后的指挥权上仍坚持己见，坚持红军改编后的三个师直属行营指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国民党方面指派。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红军统帅机关名义问题暂作让步，但坚持“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个人”的原则。拒绝国民党派人参与军事指挥。

这时，蒋介石仍然“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因此，他对全面抗日尚未下最后的决心，故又把中共的提议暂时搁置起来。

蒋介石一方面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抵抗日军进攻，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解决，派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日本提出书面抗议。同时，蒋介石从庐山致电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日，约李、白二人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李当即复电蒋介石，表示“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7月17日，蒋介石针对卢沟桥事变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

蒋介石在7月17日的讲话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27日，日寇向平津地区增调了约16万人的陆军部队和18个空军中队。至此，侵人华北的日军总数已达30万人。次日深夜，日军向我平、津两市大举进犯，二十九军虽英勇抵抗，终因长期以来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备战不足而致失利。7月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平、津失守后，蒋介石于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其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进行辩解：“……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蒋介石虽然认为抗日已到“最后关头”，但他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上仍是一再下不了最后的决心。8月9日，蒋介石针对7日中旬周恩来在庐山上交给他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周恩来。

朱德、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8月中旬，蒋介石与中共代表举行谈判，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删掉，只保留四项保证，周恩来拒绝了这种修改，并建议暂缓公布这个《宣言》。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在红军改编后由国民党方面派任政治部主任的主张，坚决主张设立指挥部，并由朱德和彭德怀任正副指挥。

正在这时，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总计投入的兵力达 20万人，大炮 300余门，战车 200辆，飞机300架，兵舰数十艘。日寇扬言，3个月即可灭亡中国。日军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直接威胁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蒋介石知道单靠外交途径已经无法阻止日寇的进攻，这才下决心抗战。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14日凌晨，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敌发动总攻击。此次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先后调集了73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