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需的军用物质“已经足以供给完成39个师计划的需要，其它的租借物资中，包括大量的车辆及军需用品”。给蒋介石的武器、物资和借款，在马歇尔“调处”期间已达40亿美元。1946年6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军事援华法案》，它赋予美国总统以广泛权力，为国民党编练军队、供给武器和设备。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下达停战今的同时，即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备要点”。1945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蒋介石在致开幕词时，也提出要实施“人民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普驯、“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但很快就证实这又是虚伪的应付关注政协会议的全国广大人民。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下，经过反复的激烈斗争，政协会议终于通过了五项决议，国民党是被迫签字。蒋介石认为在政协会上最大的损失，就是确定了改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府。于是蒋介石立即进行对政协决议的破坏。1月26日，政协民盟代表黄炎培的住宅遭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对庆祝政协成功的万人大会进行捣乱，打伤李公朴、章乃器、马寅初、郭沫若等多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重庆校场口事件。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上，国民党顽固分子占了优势，他们把政协决议称之为“党国自杀”，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对政协所通过的宪法原则，进行“就其牵牵大端，妥善补救”。这样，该会通过了反对政协协议的五项决议。其中规定，“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委任命厂这仍然是由国民党一党专政，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又作了长篇的政治报告。

“报告”的中心是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

东北三省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在日寇的铁蹄下被蹂躏了14年之久。苏联对日宣战时，蒋介石的军队远在川滇边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了失地，并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府。这个时期，苏联所承认的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且，斯大林也没有设想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蒋介石而夺取全国政权。为了争取蒋介石在美苏争霸的世界局势中至少保持中立，苏联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表示决不单独援助中共；并于1945年9月从延安召回了它派驻中共领导机关的三名代表，甚至连电台都一起带走了。斯大林还多次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争取中国站在自己一边，成为美苏争霸中的焦点，而蒋介石本人的反共本性，已经决定了斯大林企望国民党政府在美苏之争中保持中立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方针政策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科学地预见光明的出路，对任何人也不存幻想，随时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中外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条约”，“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三个月内”全部从中国的东北三拾撤完”。这样，到1945年12月3日，就是苏联红军从东北完全撤出之期。可是，苏联却一拖再拖，迟迟不撤军。苏联的用意有二：其一，以“战利品”为幌子，抢运东北的工矿设备和各种物资等；其二，有鉴于美国日益加紧运送蒋介石的部队和物资，企图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于是一改过去不支持中共的方针，帮助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为其撤军创造方便条件。

1946年5月3日，苏联红军撤出东北。同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5月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这时的蒋介石可谓春风得意、不可一世。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的 160万大军已调至内战前线，并先后攻克了四平、公主岭、长春等战略要地。然而，在中共的反击下，“国军”却不断被歼灭。蒋介石气急败坏，指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颠倒黑白，污蔑中共“破坏和平”。6月6日又向中共代表提出停战半个月，以为缓兵之计。经中共同意，停战自6月7日起生效。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性的新内战由此开始。起初，蒋军来势很猛、凶焰嚣张。至7月10日，蒋介石调集了160多万人的正规军，向各解放区进犯。

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0月，杜聿明所属16万人向东北解放区发动新的进犯。到了10月11日，占据了张家口，蒋介石的进犯达到了顶点，共占据解放区城市153座。这时，陈诚大吹特吹，说“三个月至五个月便能解决”共军，说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

在上述表面的、虚假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在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要制订《中华民国宪法》，史称“制宪国大”。蒋介石吹嘘这次大会“此实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国民大会今已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并决定在1947年12月25日实施，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之大增，此为30年来奋斗结果。”

就是在蒋介石调集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的过程中，他的有生力量被我军消灭了二十五个旅（20万人），对于中共以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蒋介石在后来也意识到了，而且提醒他的将领们“须先了解共产党对我们国军的作战方针如何”。

他说：“共产党现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多方扰乱的阴谋之外，其在军事方面的作战纲要，主要的是消耗战。其目的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兵力，使我们的兵力逐渐削弱，而他们的兵力逐渐强大，到了他们的兵力和我们平衡以后，再来和我们作主力决战，以期一鼓击溃我军，消灭我军。”虽然如此，蒋介石还是相信他的实力。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草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

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战斗力的错误认识，是蒋介石政权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平心而论，这并不是蒋介石个人的错误，而应当是他所代表的那个腐朽没落阶级的错误。这个错误本身，是阶级本性所由，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3.腐败·兵败·一败涂地

被军事上的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急于在匆忙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一部“宪法”，使其独裁政治和他所挑起的内战“合法”化。因此，这次会议又称“制宪会议”。蒋介石为了利用这次会议孤立共产党，不惜以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来收买和拉拢民主党派及中间人士。但追随他的却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小党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及其所制定的“宪法”。

1947年2月27日和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就此宣布了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与此同时，由于在前8个月中对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蒋介石占领的地盘迅速扩大，战线随之拉长，加上我人民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使蒋介石越来越感到机动兵力的缺乏。因此，蒋介石只得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锋芒直指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3月19日，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城，并给蒋介石发去报捷电报称：“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闻报大喜，立即复电嘉勉，南京与西安等地的商家和居民接到命令，一律悬挂国旗、燃放鞭炮，以示庆祝“陕北大捷。”

实际上，中共中央并没有离开陕北，正以“蘑菇战术”与敌周旋，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旅一个旅地消灭着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师。

1947年5月，国民党的王牌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山东被歼灭。至此，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略也告失败。

1947年7月以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反攻下，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开始面临“全面防御”的被动局面了。

军事上被动，政治上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国内反蒋的政治力量在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加深，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鍇、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等，利用各种关系做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工作，动员他们不参加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政策。在军事失利、政治危机的双重困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也濒临总崩溃。物价上涨了6万倍，产业工人的失业率达到空前的高度，农村经济也由于赋税、兵役的增加而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各地区农民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只得吃草根。树皮等物，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到了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饥民已达1亿人以上。

造成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首先是蒋介石为了换得美援来打内战，不惜将中国的主权拍卖给美国。如1946年11月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明文规定了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实际上等于把美国摆到了国民政府的头顶上，成了“太上皇”。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达到了空前规模，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被排挤，人民的血汗被吸荆其次，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垄断贸易，大搞投机活动，在内战中大发横财，致使官僚资本迅速集中、膨胀，造成了国统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使军费开支激增，更使国统区经济雪上加霜，走向崩溃。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想出了一个“对共匪重大之打击”的好办法。

1947年6月28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对毛泽东下一道“通缉令”，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勘平共匪叛乱方案”，19日向全国公布。蒋介石以为这样一来，“不仅军心一振，而民言亦得一致矣。”可惜的是，一纸“通缉令”与一纸“总动员令”既没有挽回战场上的败局，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仍是愈演愈烈。

1947年5月，国统区爱国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惊惶失措，指斥学生“形同暴徒”，威胁说要“采取断然措施”。

于是，国民党政府制造了“5·20”南京惨案，军警宪特对学生大打出手，500名以上的学生被打伤。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以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集团一贯坚持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规模巨大的罢工和农民反抗运动，与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成相互呼应之势，强烈地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自1947年1月起，全国有14个盛300多个县发生农民有组织地抗租、抗捐风潮，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出30万大军进行弹压。

1947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上写了一篇“反省录”，全文如下：“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康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不像他在公开场合演讲时那样色厉内茬。在这篇“自省录”中，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蒋家王朝惶惶不可终日的危险处境。从这时起，他已经在考虑日后退逃台湾的事了。可惜，台湾也不是一片静土，蒋介石对台湾人民也欠下了血债。

被日寇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