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完工所需要的资源，否则，这些设施是不可能完工的。”{18}与此相反，凯恩斯则认为，英国的问题在于消费不足，因而，所有的购买行为都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一步。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在评论哈耶克1931年演讲中提出的观点时说，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凯恩斯认为，‘你每省下5先令，就让一个人失去一天的工作’，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19}。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6章 伦敦经济学院(3)

哈耶克最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是，伦敦演讲让他得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罗宾斯在自传中写道，“我至今仍能回想起那一天”，哈耶克来到我们学院，“我的门被打开，那位身体高大、健壮、矜持寡言的人物平静而坚定地过来对我说，我是‘哈耶克’。”{21}哈耶克回忆说，他跟罗宾斯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合作愉快”{22}。

哈耶克在发表伦敦演讲后几个月，罗宾斯开始让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报《经济学》上出尽风头。哈耶克用德文发表的《储蓄的“悖论”》是罗宾斯对哈耶克产生兴趣的第一篇论文，1931年5月份，罗宾斯开始接手《经济学》的编辑事务，他便将哈耶克这篇文章的译文发表在《经济学》的头条位置上。哈耶克尖锐批评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文章则刊登在第2期即8月号的二条位置上，仅次于一篇回忆霍布豪斯的短文。在1931年11月号上，头条是凯恩斯响应哈耶克8月号那篇批评的一篇文章，紧接着又是哈耶克的反驳。再下一期，1932年2月号，哈耶克对凯恩斯的《通论》所写的书评的第二部分发表在二条位置上。在差不多一年时间内，哈耶克的文章统治了《经济学》学报。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上半叶，英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她仍然是“日不落”帝国。它的臣民囊括了居住在每个大陆上的人，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加上美国，英语世界的人口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30％，尽管英国大多数殖民地的居民并不说英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舞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几乎全部非洲、中东、印度次大陆、东南亚，都在欧洲国家的殖民控制下。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现象。在这个世纪，独立国家的数量几乎增加了十倍。

鼓舞人们建设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人士中，就有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家、民主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拉斯基是犹太人，比哈耶克年长6岁。1920年，拉斯基进入伦敦经济学院，1926年升任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埃宾斯坦曾受教于拉斯基，他说，拉斯基“作为一位教师的影响力，要大于任何学者或任何政治事业的积极推动者”{2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的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曾经在拉斯基手下学习过。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曾说过，在亚洲和非洲，该校被视为“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拉斯基则“塑造了如此多的新兴国家的未来领袖的精神”{24}。后来当过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曾参加过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讨论课，他说，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思想的“核心”就是拉斯基的观点，“印度?穴是?雪受拉斯基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25}。1955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印度呆过，他说，当时的印度“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印度的思想氛围基本上被伦敦经济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和他的费边社同仁所主宰”{26}。在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半个多世纪后，哈耶克在自己最后一本着作《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写道，他到亚洲、非洲旅行时发现，政府中掌权的人好多都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上过伦敦经济学院，基本上都从拉斯基那儿得到了灵感。{27}

西方文明的一大成就在于它具有能够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潜在性质。与其它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从某种程度上说，拉斯基对所有男女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伟大的西方传统作出了贡献，这一贡献也是持久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实体，20世纪发展壮大的所有人、整个世界的所有人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观念，也许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政治进步。

哈耶克非常了解拉斯基，对他也非常厌恶。1984年，哈耶克在对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出响应而写的读者来信中，对拉斯基盖棺论定：“约翰·亨特把哈罗德·拉斯基描写为左倾思想的代表人物，并说他是头脑清醒的人。然而，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却让我觉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是在1939年8月，晚饭后，拉斯基就俄国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奇迹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大家要听9点钟的bbc新闻广播。结果我们听到新闻中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协议。这让拉斯基恼羞成怒，不仅是因为俄国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也因为他在二十多分钟前还在毫不吝惜地赞美的那套制度遭到了普遍的唾弃……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可能把他视为头脑清醒的人。”{28}

哈耶克在另一个地方以较为温和的口吻说：“搞笑的是，我和拉斯基来往颇为频繁，因为我们都是狂热的书籍收藏家。不过，我们的交往也仅限于此。”然而，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他们的友谊就“完蛋了”。拉斯基“觉得受到了冒犯。他相信，这本书就是专门针对他而来的”{29}。拉斯基是1945年12月有埃莉诺·罗斯福参加的那次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他厉言斥责“自由企业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什么中间道路，”他这样宣称，但跟哈耶克的意思却完全相反，“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战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则意味着和平。”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直接通向了奴役”。

根据拉斯基最权威的传记作者伊萨克·克拉姆尼克的说法，“有一段时间，拉斯基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31}。1950年拉斯基去世，有一份悼词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1920到1950年这段时间称为‘拉斯基时代’”{32}。尽管去世之后他的影响相对下降了，但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和凯恩斯一道，是当时英语世界研究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者、思想家和教师。

哈耶克执教伦敦经济学院时，属于左翼政治光谱的重要人物还有格拉汉姆·华莱士、克莱门特·艾德礼、休伊·达尔顿、理查德·托尼、西德尼·韦伯。跟坎南一样，华莱士一开始也是学院的讲师。罗宾斯写道，作为教师，华莱士“超过我见过的所有人”{33}。哈耶克在1945年撰写的一篇纪念学院成立50周年的历史文章中形容华莱士是“费边社的早期成员，是1889年发表的著名的《费边社文集》的作者之一，从一开始就帮助设计这所学校。显然，他是最能胜任政治学研究的人，正是由于他们两人?穴韦伯和华莱士?雪的努力，他们的学科才加进了学院的名称中，与经济学并列?穴伦敦经济学院的全称应为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雪”{34}。华莱士是一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尤其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

克莱门特·艾德礼曾于1945年至1951年担任英国首相，也是第一位担任多数党政府首脑的工党领袖，而在1912年到1922年间（战争时期除外），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和导师。在学院内，休伊·达尔顿是个更重要的人物，后来曾担任艾德礼内阁的财政大臣，跟艾德礼一样，他曾进入丘吉尔的战时联合内阁。罗宾斯回忆说，在他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第一年，达尔顿就已经是个大人物了。

理查德·托尼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他与拉斯基、牛津大学的科尔（g.d.h. cole）一起，是英国三位有名的“红色教授”。当时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时代，身处大萧条时期，英国学术思想界有一小批人物真诚地相信，拥有和管理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权，既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有效率的社会秩序形态。托尼着有几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贪得无厌的社会》（1920）、《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等。哈耶克不同意托尼的观点，但很敬重他。哈耶克回忆说：“有很多我非常敬重的人物，比如老托尼。他是那种社会主义圣人，或者用美国人多少有点嘲讽的话说，是空想的社会改良分子。而他是惟一一位真心诚意地关心社会改良的人———是我心目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典范———也是一位非常明智的人。”{35}

西德尼·韦伯与他的妻子贝特丽丝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路人，19世纪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几十年尤其明显。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按照社会主义和技术官僚的路线重新构建社会。研究费边主义的权威历史学家麦肯齐夫妇指出，韦伯夫妇和费边社其它人的理想，“非常类似于受某种人道宗教鼓舞、由公正无私的精英统治的积极行动的国家”{36}。西德尼在起草工党1918年宪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宪章要求实现工业国有化。1924年和1929年至1931年，他也两度进入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少数内阁。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伦敦经济学院本身影响最大的人物，则是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成为勋爵），从1919年到1937年，他是学院院长。30年代，哈耶克和系里的很多教员都跟他长期不和。贝弗里奇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即新自由主义者），1942年，他领导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社会保障与相关服务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在英国建立一套雄心勃勃的社会服务体系，而这一设想战后基本上被采纳了。跟凯恩斯一样，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尽管比起凯恩斯来说，他支持制订更多的政府计划，对经济进行更多宏观调控。贝弗里奇撰写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也是一本广为流传的书籍。

即使是贝弗里奇的批评者也承认，他是一位筹钱高手。在他执掌该校时，职员、教员、项目、系科都获得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图书馆受益匪浅。最大的发展是全日制教员人数大大增加。贝弗里奇曾在自传中回顾说，他就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一职时，“全院的全日制教师只有两位教授，而且都是刚提升上来的；只有一位高级讲师，另有几位级别更低的讲师，总共就七八个人。而到我离职时，已经有了19位教授，15位高级讲师，21位讲师，还有21位助教和助理———总共76人———这些是全职教员，另外还有4名非全职教员”{37}。他当院长时，伦敦经济学院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伦敦经济学院的“混凝土从来没有干过”。罗宾斯尽管后来也反对贝弗里奇，但在谈到他早年的作为时也说，“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38}。正是贝弗里奇在看到哈耶克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后，提出聘请哈耶克担任全职教职的，尽管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说法，贝弗里奇是在罗宾斯的建议下作出这一决定的。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7章 罗宾斯(1)

从年龄上说，莱昂内尔·罗宾斯是哈耶克的同龄人，他能当上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也是机缘凑巧。他的前任艾伦·杨是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29年突然因肺炎去世，罗宾斯被任命担当这一职务。罗宾斯回忆说，1927年坎南退休时，大家都觉得学院“经济系的整个组织都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1，而这本来应当是杨承担的职责。于是，年仅30岁的罗宾斯就获得了改造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大好时机。他试图创建出一个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系，而事实证明，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标。

从哈耶克一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起，罗宾斯就深为哈耶克的思想折服，并受到哈耶克的深刻影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偏离了纯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储蓄的“悖论”》一文中什么东西让罗宾斯如此感兴趣呢？最主要的是哈耶克对正在形成的凯恩斯理论（尽管凯恩斯本人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及）的批评。凯恩斯认为，过度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凯恩斯的看法是，英国的问题就出在储蓄太多，从而导致消费不足。哈耶克在回忆罗宾斯对《储蓄的“悖论”》一文的看法时说，“这正是我们在反击凯恩斯的时候需要的东西”2。

罗宾斯在自传中驳斥了人们对伦敦经济学院与凯恩斯执教的剑桥大学的关系的说法，“这种误解很普遍。人们常常以为，两校处于尖锐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