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因此被大大缩小了”{27}。波普在这里的主要影响是改变了哈耶克对自然科学中的实际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自然科学中的知识和真理也基本上是推测性的。

波普和哈耶克两人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都是针对左派———针对理性和世俗的启蒙哲学家和思想家。在1944年写给出版他的著作的瑞特里奇出版社的一封信中，波普说到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热爱‘开放社会’的人士中间，即在人道主义的阵营中，或者用我的话说，在‘左翼人士’———如果这个词能包容那些正确地认识到社会改良需要的自由主义者的话———的阵营中，杜绝要命的开小差行为。”{28}哈耶克要把《通往奴役之路》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1945年，在一次讨论《通往奴役之路》的广播专题讨论中哈耶克也说，这本书并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者；毋宁说是要说服社会主义者，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我的主要论点是，他们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的方法搞错了”{29}。后来他又说，《通往奴役之路》有一个“很具体的目的：说服我的英国费边社同事们，告诉他们，他们错了”{30}。这本书是写给左翼人士的，他基本上同意他们的伦理看法，尽管反对他们的经验看法。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20章 波 普(3)

哈耶克的世界观中高扬人的精神———个人循着自由与真理追求一种适合他们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的能力。用他的话说，这是乌托邦的，当然，他用这个词并不是指人们试图或期望得到本来就不可能的东西。它所欲获得的是尽可能好的东西。而且，这种认识与基督教的认识相通。在基督教中，生活中重要的是保持精神的纯洁，出于错误的理由做好事不能证明行为者之正当性；只有基于正当的理由做的事情才能算是正当的。对于个人来说，只有惟一的一条道路是合乎基督教教义的，那就是信仰自由和真理，通过自愿地从事正当行为来证明自己的信念。哈耶克可能并不是这样对自由做出论证的，但他的看法大致与此相同。种种试图为了改善人们的境遇而剥夺人们的自由的努力，正好摧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自由并不只是要最好的结果，还要人道的道路。

而且，哈耶克对作为人的自由之基础的人性是非常乐观的。哈耶克的哲学不多不少，只是要求人们遵循真理，不管它把人们引往何处。他相信，把普通男女放到一个恰当的环境中，他们就能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出合宜的、甚至是健全的共同体来。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所有人都会获得充分发展，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如果没有个人的进步，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而如果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个人的进步。

哈耶克对个人精神力量的的看法高扬人的个性和意志的自由。他不相信人的行为是由外力决定的。他既拒绝哲学上的决定论，也反对科学中的决定论。从高度形而上学的角度，因而也应当是从实践、从政治的角度说，在相当程度上，个人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安排自己的生活。个人如何运用自己的自由，决定着自己的个性。剥夺他们的自由，就等于抢走了他们的人性。

在《通往奴役之路》快收尾的时候，哈耶克谈到：“道德和个人行为的正当范围……这个领域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混乱了，有必要回归根本。我们这一代人不光险些忘了，道德是个人行为中的必然现象，我们更忘记了，只有能够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并心甘情愿地为了遵循道德规则而牺牲个人利益，个人才能生存下去。一个社会的成员，如果从各个方面都被塑造得只会做好事，他们是不配得到赞扬的。”{31}他在《自由宪章》中又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做好事的机会。只有当一个人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才配得到赞扬或谴责。”{32}

哈耶克强调指出，个人对于观念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据此，哈耶克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是可取的，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谈论个人的道德和伦理。比起传统社会主义者来，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具有一种更高尚的道德水平———信奉自由和真理的人，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比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之下更好的生活。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引用阿克顿的话说，自由“不是实现某个高尚政治目标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尚的政治目标”{33}。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1章 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很早就知道，哈耶克是自由市场理念的捍卫者。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曾跟弗兰克·奈特就资本理论发生过争吵，但哈耶克依然认为，奈特是美国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运动的领袖人物。哈耶克认为，奈特与维也纳的米塞斯、伦敦的爱德温·坎南一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中，奋力维护自由主义思想，并为自由主义理念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1939年，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西蒙斯与哈耶克通过信。

如果不是由于出于个人、家庭的考虑，哈耶克可能不会搬到美国去住。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已经“完全融入了”1英国。他不仅归化为英国公民，而且，特别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感情和态度也都本能地向着英国了。他的孩子们也都在英国出生成长。

哈耶克和他未来的第二任妻子海伦娜的第一次婚姻都不幸福。据哈耶克1948年写给支付他在芝加哥大学工资的沃尔克基金会主席的信，还有他写给波普的信都提到，他和海伦娜年轻时，仅仅由于当时通信条件太简陋，才没能成婚。海伦娜嫁给了别人，哈耶克则娶了一位他觉得跟她相像的姑娘。哈耶克和海伦娜是远房舅甥，是青梅竹马的好友。两人婚后仍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早就20世纪30年代，两人就在考虑离婚后和好的事。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9年到1946年，哈耶克有七年时间没有见过海伦娜。他之所以在芝加哥大学争取薪水相对较高的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职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同样供养在伦敦的家人和维持他与海伦娜在美国的生活。2

1945年春天在美国做了那番宣传《通往奴役之路》的巡回演讲后，哈耶克于1946年再次来到北美，在芝加哥大学呆了一个月，在斯坦福大学呆了一个月，还访问了墨西哥。1946年，他还抽空到维也纳看望老家的人。1947年，他到瑞士的朝圣山，1948年春天，呆在芝加哥大学，夏天在维也纳大学度过。

哈耶克决定去美国后，最初打算在爱因斯坦呆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谋个职位。然而，该研究院并不接纳薪水由别的机构个别捐助的人。当时雅各布·维纳（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也在芝加哥，是除奈特之外，另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重要人物）就在普林斯顿任教。

芝加哥大学是20世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几所大学之一。在20世纪获得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学奖的学者中，有六十多位跟芝加哥大学有关联，要么是教员，要么是毕业于芝加哥，或曾在这里做过研究（尽管其中很多获奖者，包括哈耶克，其主要学术成就是在别的地方完成的）。尤其是在经济学这个1969年才设立奖项的领域中,芝加哥大学占据着主宰地位，占了获奖者的1／3。在物理学领域，与芝加哥大学有关系的获奖者所占的比例也非常高，多达25位。

1948年11月，哈耶克写信给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约翰·内夫（john nef），表示接受该委员会的教职，并说他希望能在1949年秋天到任。3不过，在英国，哈耶克跟第一任妻子办不了离婚手续，只能到美国来办理。

1949年12月27日，哈耶克告别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孩子。他坐飞机到纽约，参加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2日在那里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在那里，他偷偷递给阿肯色州立大学经济与商业系主任哈罗德·杜兰一张便条（阿肯色州的离婚法比较宽松），询问该系是否有意聘他担任客座教授。杜兰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在冬季学期，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当客座教授，春季学期则在阿肯色大学活动。在阿肯色大学他并不用上课，而是会见当地名流，与教授和研究生们座谈，做一些公开演讲。当时在该校任经济学副教授的约翰·凯恩回忆说，哈耶克“对我们很有用处，大有帮助”，他到教员的家中与大家用餐、讨论。

1950年7月13日，哈耶克终于在阿肯色州华盛顿县衡平法院办完了离婚手续。然后他回到维也纳与海伦娜结婚，随后在秋季学期开学前赶回芝加哥。

离婚的过程是痛苦的。赫拉·哈耶克反对离婚，而哈耶克坚决要离婚，他觉得必须离婚，这使他在英国的最后那一年半中承受了非常大的舆论压力。1950年2月，哈耶克致信伦敦经济学院辞去该校教职。他不会再回这个地方了。

由于家人都健在，哈耶克不愿跟人谈论他的离婚和再婚。1978年他曾这样跟人说过：

问：我想问您一个不那么礼貌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您或许愿意回答。请你原谅我问这个问题，但我非常尊重道德标准，认为它们对社会很重要。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说，“这儿有某种道德标准，我打破它得了”。你一定也会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是否愿意谈谈这些？

答：……我知道我强行离婚是不对的。唉，这件事不堪回首。我所爱的姑娘，我的一个外甥女嫁给别人后，我心灰意冷，就随便结婚了。那个外甥女是我现在的妻子。但有25年之久，我都是跟我在心灰意冷之余娶的那个人生活在一起。对我来说，她是个好妻子，但我觉得不幸福。她不想跟我离婚，最后我强行离婚了。这肯定是错误的，但我还是做了。可能是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吧。5

当接下来问道他是否会再一次离婚、并且结婚时，他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但在停顿、思考了一番后，他露出明显的不快之情，并修正了他的答复，“也许吧。”6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期间，哈耶克很少看望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跟母亲留在英国。他的女儿记得，20世纪50年代，哈耶克曾带她到意大利和法国玩过一两趟，他的儿子也记得曾跟父亲旅游过。在离婚的那年，哈耶克的儿子和女儿分别是15岁和12岁。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2章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1)

要搞清哈耶克为何没有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一个教职，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间的区别。哈耶克回忆说，他跟芝加哥大学之间的联系，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罗宾斯“很推崇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机缘凑巧，后来罗宾斯又对雅各布·维纳的著作发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维纳和奈特两人在哈耶克及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中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他们都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那里讲过课，哈耶克既熟悉了他们的著作，也跟他们建立了私人关系。哈耶克曾提到“20世纪30年代伦敦—芝加哥间的关系”1。

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詹姆斯·劳夫林（james laughlin），他是成立于1892年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第一任主任。劳夫林主张进行货币改革，带头反对自由银币。在世纪之交，他出任印第安纳货币委员会委员，并撰写了最后的报告，这份报告对1913年制订《联邦储备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夫林跟共和党关系密切。

弗里德曼写道，劳夫林“最重要、也最持久的贡献”是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时做出的。劳夫林“在为该系配备教员、并指导该系工作的时候，显示了对多样化观念的异乎寻常的宽容心态”。弗里德曼强调说：“晚近以来，跟劳夫林时代一样，人们普遍认为该系是自由市场经济鼓吹者的大本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时期，该系的知名教员确实秉持这些理念，他们也非常有效地传播着这些理念。然而，他们……其实只是系里的少数。系里教员对政治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而不是一致的。”2

一般都认为，真正创立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人是奈特，他生于1885年，卒于1972年。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亨利·西蒙斯、阿伦·迪莱克特等人都是奈特的学生或受过他的影响。斯蒂格勒讲过奈特年轻时代的一则故事，最好地说明了奈特的性格：“在具有深厚宗教情怀的父母的劝导下，孩子们在教堂中签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