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他还在严肃地思考民主国家阵营内部的分歧。{34}

1957年，在朝圣山学社第十届年度会议的开幕式上，哈耶克致辞，提到了学社在《目标的声明》中提出的目标“致力于自由社会之维护和改进”。他评论说，看起来目前的事态没有1947年时那么暗淡，但他依然不表乐观。1957年在瑞士的圣莫里茨举行的这次会议使学社获得了新生。1954年的威尼斯会议只有41人到会，比1953年的57人要少得多。1956年的柏林会议则只有25人。而在1951年，学社会员曾达167人。1957年的第十届年会则是当时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参加会议的有73名会员和49名贵宾。在这次会议上，哈耶克发表了《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一文，这后来成为《自由宪章》的跋。在1955年的米兰会议上，哈耶克反对现代的自由主义；到了1957年，哈耶克又反对起传统的保守主义。

1950年代历届朝圣山学社会议所探讨的主题除了一些比较持久性的话题外，还有一些时效性较强的主题，比如“欧洲的钢铁管理当局”、“苏联在不发达国家的扩张”、“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35}。《财富》杂志的书评作家约翰·达文波特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他回忆说，哈耶克在圣莫里茨会议上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科克有一个“著名的交锋”，并说，尽管科克在学社中有“很多朋友”{36}，但从来没有被选进学社。科克后来在美国保守主义杂志《全国评论》中对学社进行批评，说学社成员早年都宣传“自由主义教条”，对基督教持有敌意。阿伦·迪莱克特、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在一封读者来信中对科克做出了响应：“最初参加会议的人士并不是简单地宣扬某种立场，更不用说‘僵化地坚持19世纪的自由主义教条、对基督教秉持一种理性主义的敌意’。”{38}几位早期会员，包括瓦尔特·奥伊根、威廉·勒普克，都是基督徒。

詹姆斯·布坎南回忆说，他是在“1957年被邀请加入朝圣山学社的。我不知道谁提议让我加入的，但我知道，人们都承认，这个学社确实属于哈耶克，任何人要加入学社，都需征得哈耶克本人的同意。到1957年，学社会员比起最初刚创办时已经大为增加，但它依然是个俱乐部的模样。而在学社的会议上，总是潜伏着中欧的会员与美国的会员（后来更多地跟芝加哥大学有关）之间的紧张。对于我们这些血管里流淌着自由至上主义－平民主义血液的人来说，与哈耶克、尤其是与米塞斯之间的差别，就更为明显了，而他们似乎想让别人顺着他们。哈耶克主宰着这个团体，而他则恰如其分地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以至于他有点让人敬畏。哈耶克对于思想讨论本身的贡献，则总是中肯而深刻的”{39}。丹麦的克里斯蒂安·甘迪尔是朝圣山学社的老会员，他回忆说，学社早期的会议更多地由欧洲人主宰，后来的会议则更多由美国人主宰。他还说，学社早期会议的气氛要比后来更为亲密融洽。{40}

20世纪50年代，哈耶克的个人生活也很圆满。尽管他决定离开第一任妻子和孩子的时候，经历了道德上的焦虑，但海伦娜（即“勒娜”）是他一生的所爱，两人青梅竹马，因而他们的婚姻是两人长久以来深藏在心的梦想的实现。

弗里德曼回忆说，哈耶克的第二任妻子是位“极有学识的女性”{41}。她有时会来参加哈耶克在芝加哥的研讨课，她把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翻译成了德语，又把《自由宪章》译为德文，哈耶克说，她“实际上是重写了一遍”《自由宪章》{42}。《感觉秩序》可能是他最艰涩的著作，在前言中，哈耶克对她表示感谢，哈耶克说：“如果没有我妻子对我的手稿提出的尖锐的批评，这本书恐怕会包含更多含糊之处，表述可能会更零乱，尽管现在也有这些毛病。”{43}除此之外，海伦娜·哈耶克也是位漂亮的女性，尽管她的性格不怎么随和。在1948年的一封信中哈耶克说，在1939年他们由于战争而不能见面之前，海伦娜就一直是他进行思想活动的伴侣。

哈耶克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起、并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投入相当大精力做的一个项目是试图复兴维也纳大学的思想传统，不过这一努力最后并没有成功。从本质上说，他一直是个欧洲人———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说过，他“永远都是个外国人，不管法律上是怎么说的”{45}。他写了大量备忘录试图寻求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资助他的计划。他曾打算说服一些有名的知识分子回到维也纳大学，再现其往日在学术上的盛景。他设想：“创建一个高级研究院之类的东西，吸引那些流亡在外、仍然活跃的学者，比如施勒丁格尔、波普返回……啊，我可以列出一个非常辉煌的名单！”{46}他自己不断搬家的经历让他以为，完全可以说服别的学者搬回到维也纳生活。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5章 《自由宪章》(1)

《自由宪章》源于一次旅行，而这一旅行所承担的任务则属于能给学者带来最大乐趣的那种。在编辑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的书信时，哈耶克遗漏了密尔在1854－1855年冬春季节在意大利和希腊旅行期间写给她的大部分长信。他突然有了个想法，重走一遍密尔在整整一百年前走过的那段行程，编辑一本密尔书信全集。这趟旅行得到了基金会的资助，因此，他跟海伦娜坐汽车穿越整个法国、意大利、希腊，度过了“愉快的”七个月时光。他们又从希腊顺便去了趟埃及，发表了《法治的政治理想》的演讲，这后来构成《自由宪章》中五个章节的内容。

《自由宪章》的写作花费了好几年时间。哈耶克1950年进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已经写完两本书的手稿，一本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已经交给一家出版社，另一本是《感觉秩序》，正准备商谈出版事宜。他曾希望波普对《感觉秩序》一书产生兴趣。然而，尽管波普对哈耶克讨论涉及该书及其思路的来信写过几封回信，但哈耶克却没能激起波普对他的心理学思想的兴趣。哈耶克曾经希望波普能跟他一起进入芝加哥大学，他后来又曾期望波普跟他一道重建维也纳大学的思想传统，然后等他到萨尔茨堡后，他又觉得波普可以跟他一起来萨尔茨堡大学。

从编辑《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开始，哈耶克的思想走上了一个新方向。这之前，他是个一般的专业经济学家，现在，他则成了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哲学家。在写这些论文的时候，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价格和利润对于指导生产活动的作用。价格和利润是生产的信号。

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对价格和利润指导生产活动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提出，社会秩序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存在指挥生产活动的价格和利润，这里的生产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物质活动。他指出，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分立的、零散的知识。他进一步论证说，自由主义秩序———私有财产、劳动和交换自由，一句话，法治———所衍生的制度，是物质丰富、思想自由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哈耶克关于宪政秩序的思想发源于他在经济学、方法论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在最近完成的心理学著作中，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人的无知，尤其是单个人，对于真实的科学世界的了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在知识如此零散的世界上，人为设计的制度又怎么可能维持下去？除此之外，哈耶克的心理学研究也让他注意到了演进的重要意义。

哈耶克的经济学研究则使他相信，商业波动是由生产结构中资本与其它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的变动造成的。他对经济活动的这种认识，至少就这一看法而言，是不正确的。然而，哈耶克如果不将这一点放进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中，而是由此而认识到价格的指导功能，却对他的理论具有重大价值。

1950年进芝加哥大学时，哈耶克的研究计划有过好几次变化。他曾花好几年研究写作《理性的滥用与衰落》中的论文，其中有些成果已经体现在收进《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8）一书的几篇论文中，另一些则收入《科学的反革命》（1952）。《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于1944年。他曾对社会变迁与科学研究的表现形式间的关系产生过兴趣。他的兴趣不以学科为界，对他来说，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要比进该校经济系更有利。

哈耶克希望深入探讨如何利用分立的、零散的、不完整的、不精确的知识的问题。他试图进一步阐明，即使没有人指挥，也能形成社会秩序。他也试图揭示，一群人如何利用那些单个个体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掌握的知识的问题。他在传播（文化）的制度和惯例中发现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和知识。他觉得，这些智能和知识随着时间而演进，并引导社会实现其最高的物质生产效率。

1954年3月7日，他致信古根海姆基金会希望资助他到意大利和希腊旅行，除了为他计划进行的关于密尔的研究收集资料之外，他也觉得，到这些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有助于他更准确地理解农业社会中传统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他希望弄清，无法用语言清楚表述的规则和习俗———它们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不及的———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他根据这一思路计划撰写一本书，他说，他对此已经研究了若干年了，其书名接近于他后来发表的《自由宪章》的第二章的标题《自由文明的创造性力量》。2

不过，最终哈耶克没有写出这本书。他的《研究》（1967）和《新论》（1978）中的“哲学”文章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成果。最初写作《自由文明的创造性力量》，是想写一本融会他的心理学的著作，而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哈耶克认为，自己的社会秩序思想背后的哲学突出强调了个人的无知、演进、群体的智能、交流和独具一格的自由主义。他感兴趣的是道德、无知与社会秩序间的关系。

他逐渐认识到，在社会科学中企图做到物理科学中的那种预测和控制，根本就是妄想。因而，社会就不应当追求物理科学中可能出现的那种事先可以确定的结果。知识的界限规定着政府的界限。个人的无知是无法克服的。他致力于探讨在无人可以完整把握的情况下知识的利用问题。

他在开罗进行的研究、他对“密尔思想的持续关注”，终于结出了正果：在哈耶克琢磨着返回美国的时候，《自由宪章》的计划突然“清晰地呈现”在他脑海中3。回到美国后，哈耶克最初计划就自由主义秩序问题写两本书，第一本就是《自由宪章》，第二本则是《自由文明的创造性力量》。随后四年，他致力于《自由宪章》的写作。1959年，在《科学的反革命》（这本来是《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的第一部分）的德文本前言的结尾，他写道：“这本书只是计划的一部分，但其余部分不会打算写下去了，现在我希望在另一本书中展示那些思想，这本书不会有太浓的历史味，而会更系统一些。”4———这本书就是《自由宪章》。1959年5月8日，在60岁生日当天，他写完《自由宪章》的前言，全书也大功告成。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哈耶克阐述了自己对自由的理解，他说，自由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即个人不受他人之专断意志的强制”5。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强制是有可能的，或是自由的基本特征。他的意思是说，法律可以通过确立允许个人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的社会框架而创造出自由。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强制不能是专断的，个人应当事先知道在社会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哈耶克写作本书的大时代对这本书也产生了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美苏关系极为紧张的时期。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和哲学斗争———到底哪种社会制度将获胜？是苏联的制度还是美国的制度？很多人觉得前者将获胜。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认为，《自由宪章》是要重申自由资本主义，并对其正当性给予论证。

哈耶克对《自由宪章》的期望高于他的其它作品。他打算将这本书写成自己的一部巨著。在收入本书之前，不少章节都曾以其它形式发表过，并曾分发给朋友、同事、学生，请他们予以批评指正。在《致谢》和注释中，他列出了26个人的名字，他们曾经在本书正式出版前对有关章节提出过批评建议。提到这么多的人，是他的其它著作所没有的（在《致谢》中他也提到，“我从来没有想过请研究助手来帮忙”）6。他希望《自由宪章》将成为20世纪的《国富论》。

《自由宪章》中有5章是他以前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