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之间进行竞争的思想。他在1975年的一篇讲话《货币选择：终止通货膨胀之道》中第一次深入阐述了这一思想。除了实行金本位制的两个世纪之外，他觉得，“实际上，每个政府一直都在使用其对货币发行的独占权力来榨取和掠夺人民……最危险的、因而也最应当剥夺的，不是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而是其发行货币的独占性权利，以及他们强迫人民使用他们发行的货币并按他们单方面确定的价格接受这种货币的权力”{16}。

哈耶克提出的让各国货币竞争的思想是非常精彩的。他写道，我“对最近的将来所提出的建议是，欧洲共同市场各国，最初可以由欧洲的中立国家（然后可以包括北美国家），签署一项正式条约，彼此约束自己不对货币的跨境自由交易设置任何障碍，也不对合法地在其境内创办的任何机构自行地发行货币设置任何障碍”{17}。这就需要取消外汇控制，取消对货币在各国间流动所施加的形形色色的管制，创造出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一种货币的自由。

在他所提出的上述短期计划“背后所隐含的普遍原则”可以概括为，如果“我们打算否定在一国境内不应只能使用由该国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并承认别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同样可以在本国流通，那么，我们立刻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完全取消政府在供应货币方面的垄断权、允许私人企业可以向公众供应他们可能更喜欢的交换媒介，这难道不是同样可取的吗？现在大家都普遍地、不假思索地接受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权力，其实，这种格局并非是必需的，甚至并没有多少好处”{18}。

哈耶克晚年在好几个场合说过，他做出了一个发现和两项“发明”，这个发现就是发现了知识分工，而这两项发明则分别是他关于代议政府的设想和他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他对货币改革提出的设想超出了他的时代。阿瑟·塞尔登引用“英国银行系统的一位大人物”的话说，这些建议可能是说给“生活在后天的人”听的。

哈耶克最初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仅仅允许各国货币形成一个竞争性市场（这是允许私人发行货币的第一步）———曾被撒切尔政府应用在欧洲货币改革讨论中。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回忆说，1989年，他和撒切尔夫人决定，在即将召开的欧洲货币问题会谈中“我们将提出替代欧洲货币联盟的一种方案，即以哈耶克提出的互相竞争的货币思想为基础……货币发行权仍然保留在各国中央银行手中……而允许货币完全自由地兑换，没有任何法律限制，这样，正好跟格里兴法则（greshaw＇s law）相反，良币会逐渐驱除劣币，最后，从理论上说，欧洲会通过自由选择而形成单一货币。”{20}

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得不同意尼格尔在欧洲共同体财政部长即将就欧洲货币联盟问题举行的会谈上将采取的方针。尼格尔已经形成了一个巧妙的思路，其基础是哈耶克的货币竞争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不应该由政府而应当由市场来充当货币联盟发展的动力。（不幸的是，这一建议却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原因部分在于，它绝不是国家统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模式，而这才是我们的欧洲共同体伙伴们所偏爱的东西。）”{21}

哈耶克没有能够继续发挥他晚年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思想，没有继续呼吁货币竞争和私人发行货币。不久他就投入到另一项工作中，他认为，这是他的生命和思想的总结———《致命的自负》。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6章 经济事务研究所

1978年，哈耶克参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持的口述史项目组织的一系列访谈。他开始形成一个想法：他不只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也可能成为影响几个世纪的思想家。这些访谈是由艾智仁组织的，他是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他这样形容哈耶克的性格和特点：“文静，沉着，有条不紊，喜欢寻根问底，绝不妥协，明晰，从容。”1

还有人描述过这个时期的哈耶克，其中包括设在伦敦的亚当·斯密研究所的所长艾蒙·巴特勒，哈耶克时任该研究所学术顾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不管是在作品中还是在为人上，哈耶克都是无可挑剔的”，巴特勒在1983年这样写道。哈耶克相信：“性格中细微之处对于改进人际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对于自由社会之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与人为善、幽默感、性格温和、尊重他人的良好愿望，所有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我们或许还可以再加上守时和守信两条；而哈耶克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模范：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在他的著作和他的为人处世中，他都接近于人们理想中的自由主义学者的形象；当然，人性的脆弱有时也在所难免。”2

1981年，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乔治·沙克尔形容他“出身贵族，具有贵族气质，不管是在身体、道德还是思想方面，他都无所畏惧；他的思想清晰而敏锐；他坚持原则，严格地遵守原则本身的逻辑；他具有学术的正直诚实；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这个时代的思想的一位重要塑造者”3。他的老朋友弗里茨·马赫卢普评论说：“在他的几乎每一部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哈耶克那些令人难忘的特征：他对待批评和争论所表现出的骑士风度和宽容精神，他在承认他的思想先驱的贡献、以及在反驳他的思想论敌的观点时所表现出来的谦恭和谦虚。”4

1976年，哈耶克参加了人文研究所在温德塞尔城堡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1974年到1976年间旨在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供最基本的分析框架的三次会议中的一次，这一系列会议推动了最近几十年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哈耶克在1976年的一次访谈中说，米塞斯是“活跃在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真正的创始人。我想说的是，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米塞斯学派”5。他还跟人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问：因此，在最近这些年来，在美国，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又复苏了———

答：其实是米塞斯学派……人们现在把我跟米塞斯相提并论，但我想，他们主要是米塞斯在美国教过的学生。有些人勉强地承认我是第二代的领袖，但我觉得，罗斯巴德和米塞斯最近培养出来的学生们，恐怕对这种说法，肯定会不以为然。6

1976年，塞尔登在为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和哈耶克“积极推动，使英国的研究者和教师们了解了门格尔、维塞尔、庞巴威克和米塞斯的思想，但我们一直没有听说奥地利学派有什么发展，直到最近一两年，情况才有所改观”7。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对于在年轻一代中普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哈耶克影响下成立的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是设在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iea）。正是它，推动形成了撒切尔夫人自1979年到1990执政11年间所奉行的观念，“如果没有iea，我非常怀疑是否会发生那场撒切尔主义革命”8。

哈耶克曾讲过iea的创立经过。他回忆说：“就在我正在创建朝圣山学社的同时，跟它坚持同样路线的另一个机构也在筹备成立。一位挣了一大笔钱的英国年轻飞行员来找我，他问我，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来遏制社会主义的不祥的发展。我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相信，向大众搞宣传收效甚微，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说服知识分子。我说服他用安东尼·费舍尔的名义去创办一个研究机构，最后的成果就是经济事务研究所。开始的时候，它的发展很缓慢，但今天?穴1983年?雪，它不仅具有极大影响力，也成了分散在大半个世界的大批同类研究机构的榜样，正是这些机构正向世界传播着健康的观念。”9

iea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阿瑟·塞尔登从1957年到1988年间一直担任iea负责编辑事务的所长，1934年至1941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念书，后来又担任助教。他为人热情、讲话慢声细语、乐于助人，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就读过爱德温·坎南的书。开始他是普朗特的学生；“随着我的兴趣从经济学理论转到政策应用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成了哈耶克”，他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对资本主义和市场进行了深刻论述”10。在这篇纪念《通往奴役之路》发表40周年的文章中，塞尔登接着说，“哈耶克从知识上对集体主义经济的批判，极大地振奋了五位1938－1939年度的研究生，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组，讨论驳倒集体主义经济学邪说的办法。但战争阻碍了这个小组发展成为类似iea那样的自由主义者的组织”{11}。

英国政治史专家丹尼斯·卡瓦纳曾经非常准确地描述过iea的哲学和发展历程。该所刚成立的时候是“作为一家‘研究与教育信托基金’，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和表达人们的偏好方面的作用。它是由阿瑟·塞尔登和拉尔夫·哈里斯经营管理的。iea最开始时进行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塑造舆论气氛，影响政治家们的思想。它没有致力于说服某个政党或政治家，它相信，影响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舆论，可以更有效地增进人们对自由市场的信赖”。截止到1997年，iea已经发表过五百多篇论文，出版着一份月刊，定期举办有政治、企业、舆论领袖参加的午餐会和研讨会。根据卡瓦纳的研究：“到1997年，iea已经稳固地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和货币主义在英国的思想大本营。他发表了哈耶克的大量文章。通过出版哈耶克的著作，iea对于恢复人们对哈耶克的兴趣，发挥了重要作用。”{12}

哈耶克曾说过，他自己晚年声望最高的时候，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初的兴奋期之后那段时期。1985年有人曾问他，“你觉得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么多反应？”他回答说：“诺贝尔奖只有很小影响。从1974年一直到1980年，有一些表面的效果。不过，我不觉得获得诺贝尔奖激发起了年轻一代对我的兴趣。而在过去五年中，却出现了一股潮流，我都有点跟不上趟了。我觉得我没怎么夸大———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接到一本研究我的新书。而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我甚至不可能阅读这些书”；“现在已经出现了一股哈耶克追随者写的书籍的洪流，我自己是不能主宰它的。”{13}

20世纪80年代初期，哈耶克受到有些人的推崇。人们认为，他关于凯恩斯、通货膨胀、福利国家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后来，人们又认为，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问题的看法也是正确的———由集体、政府控制社会中的所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必然会导致浪费和专制政权。而在思想界，一直以来，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这种看法的人多了起来。哈耶克开始被人认为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洞悉并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后果。

艾蒙·巴特勒注意到，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哈耶克开始“就更广泛的问题发表看法，也到更多地方去讲课”{14}。哈耶克一直在旅行。他的《研究》和《新论》中收录了他在全世界十二个地方的演讲：日本东京的立教大学，弗赖堡大学，芝加哥大学，朝圣山学社，英国的剑桥大学，悉尼大学，纽约城市学院，萨尔茨堡大学，伦敦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西德的基尔大学，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学。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出行得更为频繁了，尽管他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巴特勒引用哈耶克自己的话说：“回忆起身体闹病的那段时间，他经常说，‘几年前，我曾努力适应老年人的生活，但我现在发现，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样子’。”{15}巴特勒又说，1973年，哈耶克曾被提名成为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名誉校长，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荣膺这个职位，但却遭到否决，投票者觉得哈耶克太老了，没什么用处了。然而，九年之后，该校却宣布，哈耶克是该荣衔惟一的候任者，听到这消息，哈耶克捧腹大笑。

他的名声传遍整个世界。1944年，哈耶克就由凯恩斯推荐，当选为英国研究院（british academy）院士。1964年，他被授予日本立教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74年他75岁生日的时候，又被授予萨尔茨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71年，维也纳大学聘请他为荣誉理事。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他在1977年，陆续获得危地马拉、阿根廷、智利几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78年，他又获得达拉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长期担任他的助手的威廉·哈特当时正在该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