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说：“哈耶克教授说，正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改变了’维也纳社会的‘心态’，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也令人反感。奥地利的反犹主义是一种地方病。”{17}尼古拉斯·卡尔多（当时已是勋爵）抓住机会再次挑战哈耶克的经济学{18}，鲁斯·格拉斯则宣布，哈耶克的来信“开头就大错特错———正是‘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希特勒掌权’，而不是别的原因”{19}。

在最后一篇响应文章中，哈耶克为自己辩护说，他“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对我的那封来信提出的严正抗议都坚持将我竭力要揭示的一个涉及到同化过程的问题，视为一个有关种族的问题。我在第一封来信中曾有意谈到过捷克人在1914年前移居维也纳后曾导致街头暴乱的例子。在最近的维也纳历史上，这类要求政府实行歧视性政策的暴乱，在加利西亚的难民潮涌进维也纳之前，从来没有一次是针对犹太人的。{20}”

哈耶克认为，有些民族在文化上比较麻木和拘守陈规{21}。但他从来不认为，各种族之间存在明显的生理差异。哈耶克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就是立足于全球来批评中央计划体制的，在这本书中，他说：“人们难道不会怀疑，这意味着或多或少地要刻意确保白人的主宰地位，其它所有民族产生这种看法难道不是很正当的吗？”{22}在《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他也说，西方并没有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能提高其工人生产率的资本的义务，这隐含着他的一个看法，导致发展滞后的，是资本和教育的匮乏，而不是民族间的自然秉赋之差异。

1961年，在南非接受采访、谈到当时的种族隔离法时，哈耶克说，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甚至有点极端的例子，在我看来，不同人之间互相歧视是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我?眼在《自由宪章》中?演的论述的要旨事实上就在于，政府可以运用强制予以执行的那些法律，应同等地适用于该社会中一切具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任何种类的歧视———不管是基于宗教、政治观点、种族或别的什么理由———似乎都与法律之下的自由之理念不兼容。历史已经证明，隔离从来不是平等的，也不可能是平等”{23}。但他相信，基于私人的理由，人们是可以对他人区别对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在跟人讨论是否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时承认，在美国存在着种族主义，他说，“我或许应当再加上一句，我的这种看法基于这么一个不便明言的想法：我的孩子到那儿后，应该跟一个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而不能送到某个有色人种家庭”{24}。他之所以反对政府直接提供教育，部分理由就在于，“政府提供教育可能造成像美国的黑人被隔离那样的问题”{25}。在南非的那篇访谈中他说到了大学录取问题，他说，“假如大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穴也即政府出资的?雪机构，那么按照我的哲学，他们就应当对所有人开放，这是他们的本分。而如果他们完全是私立机构，那么，我想，私立机构有权区别对待不同人”{26}。

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轻时在奥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又在芝加哥大学呆了十几年，最后，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在英国大为出名。熊彼特曾这样形容凯恩斯：他的“建议最初都是针对英国而提出的”，从很多方面看，这句话可同样适用于哈耶克。哈耶克自然而然地把英国作为自己的家，只是由于种种个人原因，他才在一段时期内没有生活在那里。

1980年3月26日，哈耶克在伦敦的“星期一俱乐部”———保守党讨论政策的场所———发表了一篇题为《中间派的混乱状态》的讲话。在这篇讲话的最后，哈耶克谈到自己的一个想法：为使英国成为一个富强、重要的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在保守党内进行着，而英国的持续生存有赖于打碎工会的特权，控制通货膨胀，拒绝社会正义的概念。1984年，哈耶克欣然参加了朝圣山学社在剑桥举行的会议。在为《全国评论》所写的有关会议的报道中，约翰·钱伯林写道：“这届朝圣山学社会议最鼓舞人心的事情是，它是在一个左派不再时髦的学术环境中召开的……这跟30年代的剑桥大相径庭，当时的剑桥是为共产党培养党员的基地，甚至培养出了明目张胆的卖国贼。1984年的剑桥已经准备承认哈耶克是个受欢迎的人，欢迎他回家了。”{28}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担任首相后不久曾给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作为您最重视的支持者，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我们取得成功，则您对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的贡献将是巨大的。”{29}

1982年，哈耶克给撒切尔夫人写过一封信，显然谈到了智利政府削减政府开支的成功案例，撒切尔夫人回信说：“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发展到80年代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杰出典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她写道，“但是，我确信您也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行民主制度，需要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所以，智利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我们这儿很难被人接受。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宪法。有的时候，改革的进程看起来可能缓慢得让人痛苦。但我坚信，我们将按我们的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完成我们的改革。然后，这些制度将持续下去。”{30}

1989年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说：“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十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则我们不可能取得一样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居功至伟。”{31}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8章 祖 父(1)

尽管在孩子们处于青少年、尤其是在刚刚成人的那段时间，哈耶克没有花太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到他年老之后，他跟孩子们，尤其是跟儿子的感情又亲密起来。在1978年的访谈中，哈耶克说，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已经结婚了，他是个医生，现在则是个细菌学家。他住在德文郡，境遇很好，生有三个孩子，妻子是个英国姑娘。女儿则是伦敦大英自然史博物馆的昆虫学家”1。

哈耶克的儿子叫拉利，儿媳妇叫爱丝卡，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住在英格兰南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哈耶克定期去探望他们，一般一年有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的手头比较宽裕了。他常独自一个前往英格兰。一般呆上个一周左右。他会花几天时间在伦敦，跟出版商谈判，访问经济事务研究所，顺便去趟改良俱乐部，也许还会跟一两位政治家窃窃私语一番。然后他就到德文郡住上几天，他儿子在紧邻乡村的地方有一处优美的住宅。爱丝卡·哈耶克回忆说，他的公公是个“顾家的男人———他热爱他的家人，非常喜欢他的孙子孙女”2。孩子们叫他“opa”，相当于英语中“祖父”的意思。他给孙子们读故事，吃晚餐的时候，跟家人闲聊。爱丝卡回忆说：“他非常喜欢在这里到处转悠，到高地街上去漫步。他常说，‘如果我的朋友们只看到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感觉！’我们是他的一个秘密。”3

哈耶克的孩子们回忆说，哈耶克的“生活就是搞研究”4。家人曾送给他一件礼物———一只自动表———但他用不动，因为他活动太少，根本不足以带动这只表。他戴着一只图章戒指，上面刻着家族的纹章———一个海军图样———这个图案现在已经成了《哈耶克文集》扉页和封面上方的饰章。住在他儿子家的时候，他会坐在一只舒适的椅子上，烤着火，腿上趴着一只猫。他过了80岁之后无法旅行了，他儿子一家人就到德国来看望他。他很喜欢孙子们，孙子们也跟他很亲近。

有一次，莱昂内尔·罗宾斯（现在已经是勋爵了）赶到德文郡跟哈耶克聚会。哈耶克在1978年说过，1931年他第一次到英国时，罗宾斯就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现在也是，尽管两人见面的机会很少”5。罗宾斯总是能给哈耶克一家人带来上议院的最新动态和出自上院的种种内幕消息。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回忆了他跟老朋友的最后一次交谈，哈耶克刚刚看望过他。当被问及罗宾斯状况怎么样时，哈耶克回答说：“不是很好，让人沮丧。从某些方面看，甚至比我在他中风后第一次看望他时还糟糕。他费了很大劲说出来的话，确实非常清晰，但显然，他得花费很大努力才能集中起精神，才能说清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个非常疲惫的人，最让我震惊的是，他的面部表情变化很大。我对此非常伤心。”6

与罗宾斯最后一次愉快的交谈是在1981年1月27日（罗宾斯中风之前），当时哈耶克最后一次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演讲，题目是《商品与服务的流动》，此时距他第一次登上伦敦经济学院讲台已经有50个年头了。半个世纪前，罗宾斯是经济系主任。屋里挤满了听众，哈耶克的家人也来了。他教过的学生比尔·莱特温回忆说，“仅仅又一次听到哈耶克讲课，就是让人高兴的事”7。还有更多人想挤进来，可惜没有空位了。哈耶克在正式讲话前首先说到，1931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的系列演讲，是他首次利用了一种观念———价格传递信号的功能———这成为他晚年多数研究的最重要的概念。

晚年哈耶克也跟海伦娜一起探访过海伦娜的儿子一家。一般都是在夏天，一去就是一周左右。在这里，他也很愉快，他被尊称为“弗里茨叔叔”。他的后妻的儿子是维也纳大学物理学教授，他回忆说，哈耶克很有“吸引力”，是他见过的“最实在的人”。在他讲述他正在研究的东西的时候，哈耶克也听得很认真。8哈耶克的思想每年都会有所发展，追踪他的思想的发展，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不管是对这家人，还是对哈耶克自己儿子一家，他给他们的印象都一样，他们都认为他是个纯粹的科学家。他认为自己完全是为追求真理而生，他自己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真理本身。夏洛蒂·库比特回忆说，哈耶克和海伦娜两人总是说个没完没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初期，哈耶克满世界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座谈会，除了经常去西德、奥地利、英国和美国之外，还去过冰岛、葡萄牙、南美（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秘鲁、巴西）、韩国、香港等等一般人少去的地方。1978年，他访问过南非。1963年，他曾去过这个国家一趟。那次旅行让他产生了一个念头，结果就是这次旅行。在那里，他逗留了28天，发表了十一场演讲，参加过两次研讨会，在其它一些场合也发表过比较简短的讲话。在邀请他访问的南非自由市场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中，该基金会执行董事赖昂·路说，哈耶克“是21场演讲、晚餐会、宴会或招待会的贵宾，共有480名南非杰出人士参加过这些活动，包括南非最著名的企业领袖、政府官员、学者和财经编辑、记者”9。他还接受过两次电视专访，两次广播访谈，参加过两场新闻发布会，还有几次接受报刊专访。访问结束后，赖昂·路写信给此时已75岁的哈耶克说，“尽管行程安排很紧，您还是莅临南非，非常非常感谢您”，“最后，我还想说一遍，您二位（哈耶克与妻子）的人品和您二位的精力———不管是体力还是智力———及您对于这么多学科的熟稔、洞见，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概括哈耶克对南非政治局势的看法时，路说：“尽管他本人不赞成南非的很多政策，但他也认为，国际社会的双重标准、敌意和干预是‘令人反感的’。毫不奇怪，很多南非人因此而支持政府，而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预，他们本来是不会这么做的。”10就在他起程赴南非之前，他曾在日本跟日本首相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大臣谈过话。西德和智利政府也曾经向他咨询过意见。

哈耶克的有些演讲是有偿的。1981年，他在维萨国际（信用卡）年会上发表题为《未来的价值单位》的讲话，维萨在跟他联系时，要求他讲讲跟私人机构发行货币有关的问题，他为此获得了1.5万美元的报酬，外加报销他自己和海伦娜两人的旅行和游玩费用。

在参加1981年委内瑞拉举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论坛时，他提出了下面的看法：他已经看到“自由主义在年轻人中间复兴；不是大多数人所说的那种自由主义，那根本就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至上主义”{11}。他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那种社会的前景，确实变得更为乐观了。在1985年为一本书写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