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界的普遍关注。索隐和考证所打开的世界，则包括文献的和历史的、政治的因素，方法学的意义也更普遍，因此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各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都想在红学领域一试身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提出红学具有超学科的特点，同时也是小小一红学自本世纪初以来何以吸引那么多我国第一流的文史学者跻身其中的缘故。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食尽鸟投林”（2）

俞平伯先生说：“红学之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性质之认识。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之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2《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说：“既关于史迹，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称之为学亦无忝焉。所谓中含实义是也。”2俞平伯先生这两段话见于他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1978年初稿，1986年改定，是晚年之作，经过沉淀的思想，文短而分量甚重。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怎样评价索隐和考证在红学成为红学并获得真实含义的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至于对这两个红学派别本身如何评价又是另一回事。

如今红学自王、蔡、胡以师儒身份大谈红楼，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秦可卿给凤姐托梦，说“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差堪比拟。红学的地位曾经很显赫过，有几次竟成为学术界注目的中心，甚至引起全国性的波澜。但现在最能体现红学特殊树义的两个红学派别，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了死结。曹雪芹是谁的儿子?不知道。胡适说是曹，但没有证据。我们说不是，也没有证据。只能严守圣人遗训，说不知道。脂砚斋是谁?不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谁写的?不知道。而这三个问题，对考证派红学来说，实在至关重要，都是最起码需要解决的问题。连起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都索解无从，未免太让研究者泄气。索隐的出发点往往很庄严，以《红楼梦》寄托家国之思，令人肃然起敬。但具体分解起来，又收获甚微。说来说去逃不出尽人皆知的那几条例证。偶然有人提出新说，但一查，不对了，原来是前人已经说过的旧说。时至今日，无论索隐还是考证，要想前进一步，有所突破，已经难上加难。当然不排除还会有新材料的发现。但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敦煌学也由于已发现的材料处理到一定程度，再前进，感到步履维艰。而随着汉简的大批面世，一门新的学科——简牍之学，已在悄然兴起。

梁启超论学术思潮的演变，把学术思潮区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阶段，并用佛家生、住、异、灭四分流转相作比照。他说启蒙期是“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其特点是：“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梁启超论清学吏二种》(朱维铮校注)，第2页至第3页。下引任公先生语同此.不复注。比之红学，本世纪初胡适向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宣战，实与之相仿佛。因此当时的红学可看做是处于启蒙期的红学。

学术思潮处于全盛期的特点，梁启超做了如下概括：“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熠，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这用来形容红学的全盛期，天衣无缝，恰到好处。是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才智之士”都愿意厕身红学，并“以此为好尚”啊！

学术思潮进入蜕分期的特点，依任公先生的说法其表现是：“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能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只要看看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三位考证派主将的声势气象，以及他们的使红学愈分愈细，不仅三人之间于家世考证、作者考证、版本考证各有侧重，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派中小派”亦“出焉”，就知道红学蜕分期是存在的。

至于衰落期，梁启超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濬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摧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我想，说红学现已进入衰落期，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如前所说，红学的“精要之义”确实被前辈学者“濬发”得差不多了，再想突破，谈何容易。

这不是我的悲观，学术的发展嬗变，常常如此。有盛就有衰，有热必有冷。盛而不衰，热而不冷，天下怎容得这样的物事。就拿《红楼梦学刊》来说，顾问中茅盾和王昆仑两先生已经仙逝，编委中自创刊以来已有顾颉刚、吴恩裕、吴世昌、戴不凡四位红学大家作古。1979年5月20日学刊在四川饭店举行首届编委扩大会议，在京的红学专家聚首一堂，茅盾拄杖赴会，王昆仑当场赋诗，那种盛况，恐怕不会再有了。甚至红学史上那些迭出的公案，以抬学问杠为特色的红学论争，包括胡适说蔡元培“猜笨谜”，并声称“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吴世昌和周汝昌等辩论所谓“雪芹佚诗”，引来《晋书》里阮瞻不信鬼的故事，来客辩不赢阮瞻，就说“即仆便是鬼”；以及余英时和赵冈关于“面包”和“面粉”关系的讨论；徐复观和潘重规论红学，竟涉及请吃水饺问题，等等。这一类引人入胜、令人喷饭的篇章，今后的红学家难得谱写出来。另一方面，现在年龄轻些的健在于世的《红楼梦》研究者，泰半已不再致力于红学，而转为研究文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也就是梁启超论述学术衰落期时说的，由于社会需要，学者“别转一方向”的特点。借用《红楼梦》里的话，说红学研究的现状“好一似食尽鸟投林”，可能与实际情形也大体上吻合。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食尽鸟投林”（3）

因此曹雪芹真是伟大，他不仅用各种方式为《红楼梦》的结局、荣宁二府的未来，做出许多暗示和谶语，不料他做的这些暗示和预设的谶语同样适合于红学的命运。当然我不是说《红楼梦》不再会有人研究。研究仍会继续，不论再过多久，人们仍然可以找出自己心目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红楼梦》作为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魅力将永存于世。小说批评派红学还会进一步发展。用新的小说批评的观念和方法诠释《红楼梦》，还大有用武之地。只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由王、蔡、胡建立的以索隐和考证为两大支柱的那个闹闹嚷嚷已近百载的我们熟悉的红学，或者说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红学，大约不容易再次复兴。因为梁任公说了，学术思潮的衰落期相当于佛所说的“灭相”。

我写了这许多文字，还是文章开始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红学的热冷兴衰与红学作为红学的学科特点有关。现在谈第二问题，显学与俗学问题。

红学是当代显学，自无异议。但一门学问一旦成为显学，也很容易变为俗学。钱锺书先生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转引自《钱锺书研究》第一辑“编委笔谈”之郑朝宗先生文第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诚哉斯言，红学可以拿来作证。就红学的发展历史来说，走的是越来越通俗普及的道路。这原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如果一门学问人人都能谈，不顾场合，开口就谈，这门学问的普及度固然可观，其专学意义和学术价值必随之减弱。何况红学本来有其不确定性的一面，作品内容千头万绪，爱情纠葛、人际矛盾都可以往里面套，其结果很容易把《红楼梦》研究庸俗化。通俗化和庸俗化只有一纸之隔。按通常的看法，重视一门学问，刻意加以宣传，总归是这门学问的殊荣。可是宣传过分，殊荣也会招致殊辱，尊之适足以卑之。红学的命运就是这样，因为操持得太过分，反而害了红学。梁启超说当一个学派在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这“可厌”二字，足以说明一门显学实已变成俗学。红学是否已到了“可厌”的程度，聪明的红学家冷暖自知，无须我下断语。

还有敷演《红楼梦》的电视系列剧和多集电影的出现，对《红楼梦》的普及有重大作用，可以让无阅读能力的人也来欣赏《红楼梦》，说来真是功德无量之事。但站在学术立场上想想，似乎也不无负面影响。因为人类的艺术杰作选择何种表达形式来完成自己，不仅是艺术家本人的选择，同时是历史的选择，艺术生命力的选择。这些特定的形式有不可变易的一面。比如说离开诗歌这种特定的形式，能够有李白和杜甫吗?莎士比亚如果不选择戏剧的形式，其存在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曹雪芹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写作《红楼梦》，这本身就意味着其他形式的《红楼梦》出不了写作《红楼梦》的曹雪芹。就这一点而言，小说《红楼梦》有不可转译的特点。不用说转译成其他艺术形式，就是内容形式都保持不变，只是翻译成汉语以外的其他语种，也无法保持曹雪芹《红楼梦》的原味。更何况把《红楼梦》的文字形象转译为视觉形象，这中间不知有多少美学障碍需要克服。钱锺书先生在论翻译和原作的关系时说：“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者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第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我们电视系列剧和多集影片，作为一种译本，应不属于这种情况，但成败得失究竟如何，似值得探究。

《红楼梦学刊》五十辑，我却说了这样一番话，近乎红学呓语。如果读者把我这番话看做“异兆发悲音”，可是事前不曾想到的。如同《红楼梦学刊》一出十二年我当初不曾想到一样。国际红学会已经开过两次，这有点像“史太君两宴大观园”。如果开第三次，正合“金鸳鸯三宣牙牌令”，我想也一定是一次盛会。

下篇“这鸭头不是丫头”

《红学呓语》上篇写好之后，恰值海峡两岸红楼文化恳谈会在上海举行，我随喜着参加了此项活动。海峡那边来了三十多人，其中不乏研究《红楼梦》以及其他古典小说和中国文学的专家。他们是一支“红楼梦文化之旅”，上海的活动结束后，还将挥师北上，去杭州、过苏州、到南京、下扬州、走燕京，沿着曹雪芹的足迹寻踪探胜。上海的活动，也是以游览青浦大观园、参观红楼文物展览、观赏以《红楼梦》为内容的文艺演出、品尝红楼宴为主，学术研讨不是重心所在。台湾“红楼梦文化之旅”领队康来新教授问我，参加了这样的红楼文化活动，我坚持的学术立场是否有所改变。我说改变倒不一定，但对《红楼梦》的诠释，确可以有多种方式。“红楼梦文化之旅”活动，似乎也可以看做是诠释《红楼梦》的一种尝试，至少有助于古典小说《红楼梦》的普及与传播。走这么一趟之后再来读《红楼梦》，感受会有所不同。

因此我感到有两个《红楼梦》，两种红学。一个《红楼梦》是作为清中叶社会生活的反映的《红楼梦》，它属于十八世纪；另一个是不同时期读者心中眼中的《红楼梦》，它属于今天和明天。后一个《红楼梦》随着读者的参与性阅读而常在常新。两种红学，一种是研究《红楼梦》本文和作者家世生平及版本流变有关问题，另一种是从《红楼梦》和作者的世界中走出来，把《红楼梦》描写的内容作为广泛的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特别着重从渊源和影响的角度加以研究。比如红楼建筑、红楼服饰、红楼茶艺、红楼宴饮，以及以《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