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细菌战争，危害极大，贻患无穷。1937年和1938年在伪兴安北省蒙古族部落里发生的鼠疫，1940年在伪兴安北省三河附近发生的炭疽，都和日本细菌部队的活动有关，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
为了挑拨各民族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除了鼓吹大和民族富有优秀素质和卓越能力，是对其他民族进行启蒙指导、居于领导地位的民族外，还竭力歪曲和捏造中国的历史，胡说“满洲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为了笼络满族上层，日寇在沈阳特别成立满族学校，专门收容清代皇族子弟，进行特别教育。另外，如满洲国军警卫连，均由满族士兵所组成，用以监视汉族士兵，防止暴动。
日本帝国主义对人口不到100万、居住地区占伪满洲国领土3/1的蒙古族的政策，也是煞费苦心的。1933年7月和1936年5月先后两次作出决定，对蒙古人的“指导方针”是：维护原有的旧制度，继续利用蒙古的王公贵族对广大蒙古人民进行统治；同时离间蒙古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并利用蒙古民族的悍性格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
为此目的，在蒙族地区特别设立兴安省，组成兴安军、兴安军区和兴安军官学校。后来伪满军改成所谓国军之后，蒙古人的部队称为第九军和第十军。这些部队多次被驱使到各处进行侵略战争，为日寇充当炮灰。例如，在所谓呼伦贝尔事件、哈尔庙事件、察绥作战、诺门坎事件以及伪三江省“治安肃正”、热河地区“治安肃正”等军事活动中，都迫使蒙古人军队参加。特别在诺门坎事件中，蒙古民族，尤其是中下层，和其他民族一样，一直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迫，并多次横遭屠杀和镇压。
此外，日本法西斯侵占东北后，对东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肆意掠夺，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伪满洲国居民有85%是农民，耕种着1700多万公顷土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行最大限度的殖民掠夺和法西斯高压统治，竭力维护满蒙皇室和王公贵族的封建土地关系，又大量霸占和剥夺农民土地，进行移民侵略，扩大日本经济势力。日本政府制定的移民计划，以20年内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移民户数是递增的，第一期为10万户，至第四期计划为40万户。100万户准备占地1000万町步(每町等于09974公顷)。在这一计划驱使下，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农民土地，截至1944年，除军事和铁路占地外，开拓移民占地共达1521万顷，约占当时全部耕地面积的近1/10。如果日本移民侵略计划得逞，岂非是东北的全部耕地和大部分荒地，均将被剥夺殆尽。
日本侵略者剥夺人民土地的惯用手段，是以“危险地”和“维持治安”为名，把人民赶走，随后没收。据敌伪档案记载，1941年，日本统治者以维持珠河县治安为名，强令散布在该县所谓危险地区的600户群众，迁至伪三江省鹤岗充当煤矿苦工，并决定将帽儿山胡家粉房的33户居民，作为第一批迁移对象，强制全部迁出。群众闻讯后，竞相逃走，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30多万移民中，有86万多“义勇队”移民，他们年龄多为16—19岁，持有武器。他们既是日本侵略军现地兵源，又是战时守备铁路、军用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别动队。
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量霸占和兼并农民土地的同时，还疯狂掠夺中国的劳动力。据日本《满洲国史》一书提供的材料，每年日本要在东北强行征集200—300万劳工，用于开矿、伐木和其他军事工业设施。他们“将劳工装上闷罐车，铁门上了锁。劳工只能在闷罐里大小便、吃饭、睡觉。到了换车的车站，一停就是两三天，时常这样走上十天半月，不等到达工作地点，劳工就死了好多”。中国劳工的生活十分悲惨，住的是不避风寒的工棚，吃的是糠菜和橡子面。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为他们的侵略战争输血打气。每年要从东北掠夺数千万吨煤炭、石油和大量的木材等战略物资和重要经济物资。仅据1940年至1944年不完整的统计，日本就从东北掠夺谷物3329万吨。日伪当局从农民手中掠走了这样庞大数量的粮食，留下的却是罄竹难书的无穷灾难。据1942年7月3日伪治安部警务司警特秘发第五六八号文内载：“兴安省望奎县因食粮奇缺，全县人民都笼罩着灰暗的悲观情绪……该县山头村从5月10日至20日，仅在5户人家中便有30多人自杀。”这就是东条英机之流在东北所鼓吹建立的“满蒙新秩序”和所谓“王道乐土”。
压迫愈甚，反抗愈坚。尽管日寇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东北的人民并没有被杀绝，抗日武装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但并没有被扑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的抗日健儿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勇敢战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就是一面光辉的旗帜。
赵一曼，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她被党派往东北，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她先在沈阳满洲省委工作，1934年后调到哈东珠河县任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她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有力地支援了哈东区的游击战争。为了对付敌人扫荡，她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组织青壮年成立自卫队，带领他们积极操练，并在左撇子沟搞了第一次伏击，把敌人杀得七零八落，只逃出两个敌兵。从此，铁北区的武装斗争迅速开展起来。
1935年冬，党组织调赵一曼到抗日联军中工作，担任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与团长王惠同一起带领战士们在零下30几度的严寒中出没在黑龙宫、秋安屯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后来，二团奉令回铁北，配合主力作大规模出击。由于日本“讨伐”队的烧、杀、抢、掠，游击区遭到破坏，抗联的给养成了问题，不少战士在暴风雪中，几天也吃不到一粒米。他们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又被“讨伐”队主力包围了。敌人600多，而他们只有200人。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血战一天，打垮了敌人6次冲锋，自己也伤亡很多。赵一曼和团长商量，决定突围，她主动要求留下来掩护。在战斗中她负了伤，左手腕被打穿，左腿膝盖被击断，左臀部也负了重伤。第二天突围以后，她和战友们在候林乡小西北沟又与日军遭遇。一个同志被打死，她与另外两个同志被敌人活捉了。
敌人把赵一曼押往哈尔滨伪警察厅，特务头子想从赵一曼口中了解抗联部队调集到松花江下游的行动意图与党的基层组织情况。开始，对她软硬兼施，后来见她坚贞不屈，就用竹签子扎指甲等酷刑折磨她，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赵一曼的革命意志。敌人从她嘴里得不到任何东西。她只是愤怒地表示：“宣传反满抗日思想，开展反满抗日活动，这就是我的主义和信念!”
无奈，敌人把她暂时送进医院治伤，但常来病房审问，急切地想知道抗联的动向。赵一曼还是不予理睬。敌人经常把她从床上拖下来进行毒打，弄得她的伤口好了又坏，反复地遭受折磨。赵一曼宁死不屈的崇高品质，深深地教育了看护韩勇义和其他医生与护士们，连看守警察董宪勋也感动了。董宪勋听到日伪要处死赵一曼的消息时，连忙跑来送信，并与赵一曼、韩勇义一块儿研究逃跑的办法。第二天，6月28日深夜11点，他们乘汽车来到离哈尔滨15公里的阿什河，天快亮时到了金家窝铺，傍晚雇了一辆马车奔往游击区。眼看只有10公里地时，敌人的马队追上来了。于是又被押回哈尔滨。在酷刑拷问中，赵一曼右膀被刀背击断了，一只手耷拉着，她被解回珠河。途中敌人问她有什么遗言，她只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敌人把她绑在马车上示众，她激昂地唱起了《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殓着战士的尸体。
尸首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透了旗帜……
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赵一曼虽然被日本法西斯匪徒杀害了，但她却永远活在人们心里，她的英雄事迹永远激励着革命战士们奋勇前进。
第一部分 武士世家第7节 策动内蒙叛乱(1)
东条英机在残酷镇压东北抗日力量的同时，又遣使特务加紧策划内蒙“独立”。早在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就提出《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鼓吹扩大和加强对内蒙的工作，“使内蒙脱离中央”。
《对内蒙措施要领》说：
为了大规模侵华和“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怀着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的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致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
“措施重点指向多伦和苏尼特右旗方面。
“关东军决心实现前项方针，加强军事、政治工作和文化、经济的措施。……
“为收揽内蒙的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使他们自己意识到依靠日满的必要，从而进一步酿成与满洲国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
对于所要物色培植的傀儡对象，这一“绝密”文件指出：
“对于德王，事实上给予自治政府代表者的待遇，此外以培养他的个人势力为目的，应给予若干援助。对于云王和索王，如果态度良好，也给他们个人若干援助。
“对卓特巴札布，使他和德王日益加强合作，并在实际上就任察哈尔盟盟长，负责维持治安和行政工作。
“对于绥远，新设特务机关后，首先要了解傅作义的态度和真意所在，如果他没有诚意，就把他打倒。”
以上就是关东军《对内蒙措施要领》的要点。日本帝国主义所以选中德王作为培植伪蒙“首领”，是经过一番深入调查研究的。
德王是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兼锡林郭勒盟的副盟长，他的名字叫德穆楚克栋鲁普。“九一八”事变后，他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逐步走上了背叛祖国、勾结日寇的罪恶道路，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内蒙、把持军事、操纵政治、垄断经济制造了方便条件，给内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东北四省，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沦陷。继而日寇的侵略魔掌又伸向西部各盟旗，首当其冲的是与热河接壤的锡林郭勒、察哈尔两盟。它初则以“满蒙联合”为口号，企图诱使各盟旗王公加入伪满，继又以所谓大蒙古主义煽惑各盟旗王公，说什么“收复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旧业”，等等。日寇除派遣特务间谍深入各盟旗进行秘密活动外，并不断派遣军政人员前来进行政治拉拢，威胁利诱。
在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运动以前，日寇拉拢蒙古王公是以锡盟盟长索王(索诺木拉希坦)为主要对象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曾派依田四郎到乌珠穆沁右旗劝诱索王“归向”伪满。嗣后又派参谋田中玖带同蒙语翻译金永昌前来劝诱索王赴伪满参观，并要求在锡盟设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索王因对日本帝国主义染指内蒙存有戒心，因而使日寇的两次诱骗均未得逞。
当时日本侵略者虽以索王为拉拢的主要对象，但对德王这个副盟长也并没有放过。早在1930年冬，驻在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曾以游历为名，到德王所在的苏尼特右旗进行活动。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和日本军事教授英佐在扶桑馆请他吃饭；席间盛岛盛赞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从中进行煽动。1932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大佐松井等，伪充喇嘛，来苏尼特右旗进行间谍和诱降活动。
德穆楚克栋鲁普，早就抱有掌握内蒙封建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国民党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就想联合各盟旗王公，乘机向国民党政府讨价还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到处游说，活动“自治”，并于1934年4月下旬，在百灵庙正式举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典礼大会。蒙政会成立后，由于委员长云王(云端旺楚克)、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