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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品三国-TXT 佚名 5032 字 4个月前

:马谡此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但诸葛亮一直不以为意。由此可见,诸葛亮对马谡的信任和器重在当时的蜀汉是有目共睹的。

从以上一段记载不难发现:能和诸葛亮这样的中国古代第一智者有共同语言,并让诸葛亮能将刘备说过的话置若罔闻的人物应该是很不简单的,至少具备相当的水平。那么,马谡到底又做过些什么事情让诸葛亮对他信任有加呢?史书只记载了一件事情: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时,马谡曾献计: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促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按现代的话说,马谡提出了攻心为上,对西南少数民族坚持“和抚”,使其归服的民族政策,具有相当高的战略眼光。诸葛亮采用了马谡的主张,“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对其信任和器重是有一定道理的。再者,我们从马谡被杀后“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马谡在蜀汉军队中还是具有一定声望的。蒋琬也对诸葛亮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这也代表了蜀汉政府的高级官员对马谡的评价。

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一出祁山,当时蜀汉名将魏延、吴壹等人都认为自己将担任先锋一职,而诸葛亮为何不听众议却提拔了马谡镇守街亭?其中一点重要的原因,正如马谡自己所言:“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此时的马谡并非无名小辈,而是诸葛亮手下的高级参谋。在“七擒孟获”之时诸葛亮曾虚心向他请教打败孟获的方法,马谡提出的以攻心为上的策略,同孔明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对待司马懿的问题上,他又曾建议诸葛亮在曹魏那边进行离间活动,深得诸葛亮的赞赏。诸葛亮说马谡“足知吾肺腑”,这才任命他为参军。

但是诸葛亮还不放心,指出司马懿并非等闲之辈,加上其先锋张郃,恐怕马谡“不能敌也”。此时,诸葛亮已有意派马谡去守街亭了,故此用这番话来激马谡,等到马谡以“若有差失,乞斩全家”之语担保时,诸葛亮下了决心派马谡去守街亭。

马谡不在水边扎营,而到山上安寨,行动失当,终于被魏军击败,自己也因此一命呜呼。

马谡是人才不假,长于军事谋略而短于现场指挥是不争的事实,兵败被杀也是罪有应得,但他的死究竟是由谁造成的呢?

答案是:马谡的死是诸葛亮造成的。简单地说,诸葛亮没有正确地掌握人才的局限性和使用人才的方向性,拔苗助长,最后害得马谡丢了性命。

诸葛亮看好马谡,认为他是人才并委以重任,这并没有错,诸葛亮的错误在于没有看清楚马谡这个人才并非是文武全才,而有着很明显的局限性。担任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之类地方行政长官也许很在行,担任帐前参军,出谋划策也许眼光独到,但未必就能阵前杀敌,攻营拔寨。在对马谡的培养上,诸葛亮“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反复观察;在信任方面,诸葛亮也可以说是用人不疑。可偏偏就在使用上,忽略了取其长处,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发现马谡的不足之处。《宋史》曰:“人才难得,能否不一。”人才是难得的,但各有其长短,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就应该看到这些长短之处,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显然在这方面,诸葛亮做得不好,把马谡这个人才用错了地方,同时又来了个拔苗助长,为了让马谡这个很少或者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披坚执锐、攻城拔寨的心腹爱将尽快成长,得到锻炼,立下战功而服众,错误地派马谡亲临前线去镇守街亭,并希望其能凯旋而归,以事实证明自己的决定和判断的正确性。很显然,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全面的,以至于到最后事与愿违,不得不来了个挥泪斩马谡。诸葛亮的眼泪与其说是,还不如说是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重大错误痛惜小马之死:是自己害了马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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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之功挂在诸葛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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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火烧博望坡”是诸葛亮初出茅庐为刘备所出第一计,它既挫败了曹操欲消灭新野刘备的企图,又树立和巩固了诸葛亮在刘备营中的地位,表现出卧龙先生那种机智过人、临危不惧的性格,是《三国演义》中的精彩篇章之一。作者在此还专门用了一首后人诗作来称赞诸葛亮:“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谈笑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可见这一仗对诸葛亮的重要性。

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根本就不曾火烧博望坡。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载:火烧博望坡一事发生在汉献帝建安七年(202年),而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之时,却是在建安十二年(207年)。火烧博望坡之时,孔明尚在隆中高卧,岂能去新野指挥军队火烧博望坡呢?

那么,真正火烧博望坡的指挥官是谁呢?是刘备。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李典传》中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综合史料的情况分析:刘备于建安六年(201年)投奔刘表之后,刘表对刘备虽然不加重用,但也算是厚待,给了他一些军队,让刘备驻扎在新野,看守荆州的北大门。曹操闻讯,立即派大将李典和夏侯惇在博望与刘备对垒。后来,刘备设下伏兵,先自烧博望,佯装战败而逃,结果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对缓解荆州的紧张局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之后曹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荆州的刘表、刘备也得到了六年的喘息机会。这也是刘备为数不多的打败曹操的战例之一。

这个历史故事后来的移植,不完全怪罗贯中,这又是民间艺人们的杰作。估计在元代之前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已经变成了诸葛亮。元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就是在之前民间艺人改编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只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这个故事写得更加精彩。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提到:关羽、张飞对刘备屈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颇有微词,“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加上历史上的诸葛亮在加入刘备阵营后,除了联吴抗曹做了一回说客之外,基本上在荆州数年时间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很难满足民间艺人赞颂诸葛亮的愿望。所以也就顾不得历史上原本火烧博望的功劳是刘备而非诸葛亮了。

要说罗贯中在处理火烧博望这个情节时还是有一番考虑的,并不是为了烘托诸葛亮而完全不顾刘备。历史上的刘备创业初期历经坎坷,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见《三国志先主传》)著称,但军事指挥水平则是低劣不堪。《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傅子》中丞相掾赵戬说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三国志陆逊传》中陆逊也评价刘备:“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都能说明刘备军事才能之差在当时已是有目共睹,就这么一次火烧博望的胜利还被移植到了诸葛亮的身上,罗贯中可能有点于心不忍,所以在《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出现了一个刘备建议的“围师必阙”情节。这个情节在历史上也是不曾在刘备身上发生过。《资治通鉴》载:黄巾将领韩忠再次占领宛城,抗拒朱儁,朱儁以声东击西之战略将韩忠逼上败局。韩忠要求投降,朱儁却说:接受投降只会助长敌军势头。便连续猛攻,未能克敌。后登上山头察明原因:韩兵投降不成只有死战。朱儁撤除包围,集中兵力攻城,韩军四处逃散,斗志全消,朱儁趁势大破黄巾军。

很明显,“围师必阙”计出朱儁。而此时的刘备只是征讨黄巾队伍中的无名小卒,身份低微,《三国志先主传》中说“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有没有和朱儁一起并肩作战还尚未可知,想凑到右中郎将朱儁这样的统帅身边说长到短,恐怕连门儿都没有。很明显,罗贯中的这次移植是有意而为的,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刘备的一个补偿吧。“围师必阙”本身就反映出一种传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素养,移植到刘备身上也是比较合适的。要不然到后来第八十三回刘备说:“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这句话所对应的例子就实在是少得可怜,成吹牛了。作者的细致在这两个情节中得到了一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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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千里走单骑,两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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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在中国留传了几百年,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广泛流传是因为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水分其实很大。所谓“千里走单骑”,虽然路没有那么远,但是还说得过去,在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西晋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关羽传》中有明确记载:“及(关)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但至于说到“过五关斩六将”,却是名不副实,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而已。《三国志关羽传》中说:关羽走后,曹操的大部分手下都主张派兵追击,但被曹操拒绝。曹操当时说:“每个人的志向都不一样,各为其主,就不要难为关羽了。”(后世对曹操的话多有感慨,赞扬曹操的大度。南北朝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针对这件事就评论到“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因此曹操的部下也就放弃了追杀关羽的念头,关羽也得以非常安全地回到刘备身边,中途没有遇到丝毫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关羽的忠义精神非常可嘉,罗贯中把这个故事写到小说之中,并进行了加工和改造,使之成为千古美谈。

如果把关羽的这一段短途旅行说成是“千里走单骑”的话,那在三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也可以称之为“千里走单骑”的故事,虽然同样路途不算远,但比关羽的“千里走单骑”难度更大,体现出来的内涵也比关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人,就是被后人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来形容的无用之人——廖化。

据《三国志廖化传》记载:公元219年,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后,关羽兵败而亡。当时作为关羽手下的廖化兵败被俘,不得已投降了东吴孙权,虽然史书上没有说明廖化为什么投降,但从后面发生的情况看,廖化的投降可能是不想自己的母亲受到伤害(其实历史上关羽投降也不像小说中说的“土山约三事”,而是无条件投降的,当然应该也有刘备的两个夫人的原因吧)。不过此时的廖化却是“身在吴营心在汉”,心系旧主刘备,在长达两年的岁月里矢志不渝。终于,廖化想出了一个难以令人想象的主意:诈死。经过廖化的精心准备和布置,居然还被大家相信了。廖化借此机会,在公元221年出发向刘备所在的益州赶去。临行前还不忍心抛下自己的母亲,母子二人“昼夜西行”,一路上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在历尽艰辛以后,廖化终于在秭归同刘备会合。

比之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廖化的“千里走单骑”不仅表现出与关羽所共有的忠义精神,还多出了中华民族一向提倡的“孝”的传统美德,实在是难能可贵。

不过,两种“千里走单骑”到最后的结局却是完全不同的。关羽,因为这件事情被后世缅怀颂扬,大书特书,被称为“关忠义”,而廖化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虽为史料所载,却为后人所遗忘,不仅如此,他还被说成是一个无能之辈,并送给他一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成语——尽管廖化在历史上根本就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是一个儒将。所谓“造化弄人”,廖化可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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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打督邮,三种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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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三国里的这个督邮,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不过,打督邮的故事一千年来却有着三种不同的版本。而从这三种不同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类型作品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的不同角度,也能够从中区分出历史面貌、民间面貌和文学面貌这三种对于历史事件描述方式的区别和延续性。

打督邮的故事最早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先主传》:“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这也就是打督邮的原始版本。为什么被打呢?陈寿写得极简。而当时的另一部历史著作——三国魏人鱼豢的《典略》中却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