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在别人的监视下度过这个春节的。

自然，我要单独睡一个房间，因为准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当我一个人躺在地毯上，我又开始同情那些正在监视着我们的武警战士了。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家啊……哎！这个也不说了，各谋其职，各尽其责嘛！

就这样，我们在北京熬了几天。本来我们是想等靖军回来，然后高高兴兴地把他们送回成都，可是，过了不久，一打听才知道，靖军已经被押回成都。

我们怎么也不能让刘晓庆的妹妹一个人回去，那情景谁受得了呢？夫妻双双来北京旅行结婚，一个人回去，太冷清了，所以，我和刘晓庆决定：我们送一红回去，因为这件事传回成都，对两个老人的打击也会是很大的。

本来，刘晓庆妹妹的婚事，一直是父母的一块心病。现在好容易已经结婚了，本来应该回去办事，给亲戚朋友送喜糖的，不想，却出了这么一桩事，新郎进了监狱。

当时，对进监狱的看法和现在还不大一样。由于后来许多迸过监狱的人成了优秀的企业家。人们也慢慢地觉得并不是一进监狱就毫无前途可言了。那时，在那个好坏分明的社会里，哪有好人进监狱的？而且，人们对于进监狱的人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的。那么多年，刘晓庆的父母身边肯定有意见不同者，他们当然盼着把这件事搞得满城风雨。

为了照顾刘晓庆的妹妹，为了这件事不会给刘晓庆的父母以打击，我们决定一起回成都。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湿漉漉的成都

湿漉漉的成都

我是第一次去成都，也正因为是第一次，所以留下的印象很深。

成都在我眼里，总是湿漉漉的，而且我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确实也没有看到过太阳，为此，在结婚以后，我还编了一个笑话编排刘晓庆。

“刘晓庆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刚下火车，就指着天上的太阳，用四川话说：‘那是什么眸？’别人告诉她，‘那是太阳。’唉，那就是太阳啊！呵呵，小时候在课本上学过。”

这其实是个玩笑话，可是这次四川之行，那整天阴霆的天气，确实是我心境的最好体现。

在还没有到四川的时候，从一红的嘴里得知，对于我和刘晓庆的事情，刘晓庆的父亲是不同意的。所以，这次来，在路上，刘晓庆一再叮嘱我要好好表现，要学会溜须……

刘晓庆的父亲母亲都是很好很善良的人，是两个有知识的人。

刘晓庆的父亲因为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坏了，所以一直行动不方便，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写东西。他是一个老中医。又有自己的科研成果当年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老人家喜欢把他的许多成果写成扦来发表，要不然将来等他不在了，这些成果就可惜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刘晓庆把这件事做了没有。

当初，我见到老人的时候，老人住得很挤，屋里一张大床。然后就是一个旧日办公桌，除此之外，到处都是书。

老人很客气地和我打招呼，但是，话并不多。刘晓庆的母亲打圆场：“他对人就是这个样子。”日后，我也知道了老人的性格确实如此，不过当时也看得出来，他对我并不很喜欢。这不喜欢的因素我也理解，就是老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和我的前妻离婚。他们觉得我不太稳定，将来也会和刘晓庆分开的。当然，后来我们确实分开了，但这并不是我的原因。

刘晓庆的妈妈对我这个可能要成为女婿的人，自然要比刘晓庆的父亲热情一些。但是我知道老人家心里也有疑虑。

由于靖军的事情，我的事情推到了第二位。大家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靖军的身上，我记得我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和靖军没关系，以我的观察和了解，靖军不是这种孤注一掷的人，他考虑事情会比较周到，而且又是在新婚的时候，他不会这么干。

但是，在这全家团聚的时候，仍然笼罩着不祥的愁云。

虽然靖军在监狱里，可是亲戚朋友都知道一红结婚了，所以一听说一红回来了，就纷纷前来祝贺。家里也该准备些东西给大家吃。这样，我们约好了，过几天把在成都的亲戚朋友都约到家里来，大家好好聚一聚。

可是当天晚上，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床的问题。在父母眼里，我只是和刘晓庆谈朋友，当然不能住在一起，所以我的位置自然是过厅里。老人拿了一个绿帆布的行军床，让我睡在那里，可是，一旦老人走了，我的位置就被一红调换了。

老人们一定觉得我睡在过道里起夜不大方便，可是他们不知道，其实那天晚上，我并没有睡在走廊里，而是睡在了一红她姐姐的房间里。每天早晨，天没亮的时候，一红妹妹就敲着门，把我叫起来，我们再对调一下位置。就这样，在成都的时候，可能老人们还一直认为我们是分开住的，因为当时在两个老人的心里，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

我对老人的这种想法非常赞同，而且，我也很敬佩他们.即使是在自己家里，他们仍然没有忘记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那么这一点也恰恰是我和刘晓庆在以后发生婚变时，老人们没有阻止别的男人住在家里，而产生的对老人们怨恨的基础。

虽然女婿被抓走了，但女儿婚宴却不能取消，家里照样一通忙活。

由于刘晓庆的关照，我自然要好好表现，我要帮家里做这做那，忙得不亦乐乎。

那个阶段我表现得还可以，赢得了刘晓庆母亲的喜欢。用我们家乡话讲，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是，刘晓庆的父亲却总像一个检察官，上下打量着我。

家里来了客人，我要到厨房去帮忙，除了打打下手，还为大家做了一个那里不经常做的菜——拔丝地瓜。那可能是我有生以来做得最好的一次了，地瓜炸得软硬适度，糖稀也熬得很好，既不糊，又很粘。当我把这个菜拿到饭桌上的时候，得到了所有亲戚朋友的夸赞。一筷子夹起来，后面带着长长的丝。这种小吃在成都并不多见，所以也给大家带来了快乐。

饭还没有吃完，我还在厨房里忙碌，刘晓庆就跑过来，从后面抱住我，耸着鼻子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爸同意了。”

在成都虽然是愉快的，或者说，我们不得不在老人们面前装出一副愉快的样子，其实，我们的心里都很紧张。

首先，长春等待我的将是些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陈国军在刘晓庆家被抓起来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厂尽人皆知了；再者，北影厂的《北国红豆》组为了拍雪景，已经大队拉到了阿里河，发来一封又一封的电报。刘晓庆这个人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敬业精神。有工作的话，她会马上赶过去做。这样，在和父母欢聚的时候，心里不免有些焦虑。

好在这个时候，刘晓庆托的朋友打听出一个消息，这件事可能和靖军没关系，虽然靖军还没有被放出来，但是盗枪那人的尸体已经在四川某地被发现了。

说来也很可怜，那个人为他的一个朋友盗了这么多枪，可是他的朋友在拿到枪之后，就把他给杀死了。由于发现了凶手的尸体，这个案于已趋于真相大白，对于我们家，也是一场虚惊。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刘晓庆告别了父母弟妹，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停职反省的日子

停职反省的日子

火车终于到了齐齐哈尔。

这时的齐齐哈尔已经很凉了。在火车上经过将近三大的跋涉，我们从潮湿阴暗的成都来到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齐齐哈尔，来到了只要张嘴说话，嘴里就会吐出长长白气的冬季的北方。

我们在车站停留了半天，我把她送上下开往阿里河的火车。

当火车喷着白雾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以后，我离开了站台。当时，站台上只有我一个人，连搬运工都看不到，当我走到剪票口的时候，发现连剪票员都冻得没有出来。本来嘛，短途车没有几个人坐，又是这么冷的天，准会在乎这几张站台票呢？

我走进了候车室，发现里面挤满了人，所有的座位都被人占了，我的车是在第二大凌晨四点钟，可现在还不到十点。我在候车室的过道里踱着步，可是连日的劳累使我无法坚持这样踱下去，只好从包里拿出几张报纸，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

就这样，我靠着墙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由坐着，变成了躺着。

我一次一次地被冻醒，把周身上下的衣服裹得紧紧的，可是在这冰冷的地上，我想睡也睡不着，脑子里却什么也想不了，大概，我的大脑也被冻住了。

其实，想又有什么用呢？即使不想，我也知道，回长春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夜已经深了。不知不觉，我的周围又躺了许多人。大家都蟋缩着身子，在那里瑟瑟发抖。我看着候车室大门那儿露着的大缝，不时地有冷风冒着白气从那里钻进来，我的思想、我的欲望、我的希望、我的感情也都在这深冬的夜晚，被冻得麻痹了。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真的不知道，也不敢去想。

一切果然不出所料。一回到长春，我就被告之，任何地方也不许去。即使我真的回家看望我的父母，也必须经过厂里领导的同意。

当时，我对长影厂的领导非常怨恨。现在想一想，也不能怨他们。也可能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情，所以才对我那么严厉。

关于我和刘晓庆的舆论是铺天盖地的，而且，我的私演私分的材料，也全部整理齐全了。我在等着组织上对我的处理，在这段期间，我几乎不能上任何戏，不管是厂里的，还是外面的，我已经被停职反省了。

记忆中的那段日子，好像整天要做的事就是坐在剧团门口的阳台上，望着来来往往上班下班的人们，望着匆匆忙忙去摄影棚工作的演员，望着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事而在脸上洋溢着快乐的人们……

我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是呆呆地望着门前的那条路。至于为什么我要盯着它不放，谁都说不清楚，包括我自己在内。

一九九七年，我为《飘雪》做录音的时候，又来到了长影厂。

我依旧坐在那个阳台上望着，希望能够望见我过去的影子。可是，熙熙攘攘的人没有了，天上下着稀稀落落的春雨……

随着多年来电影的不景气，长影也渐渐地萧条了，没有了往日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清冷和安静。只有那些小松树，已经长得很高很高了。

时过境迁。虽然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漫不经心，可当时这座红砖小楼确实使我心惊肉跳。

组织上找我谈话，非常不客气他说：“你的问题是严重的，而且，是从人大转过来的文件”。

天知道，什么时候从人大转出了什么文件，具体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而且，你的态度是不老实的，对组织一再撒谎。你的材料组织上已经基本掌握，现在就要看你的态度了。如果你的态度不好，有可能要开除党籍，甚至，受到刑事处理”。

领导的一番话，的确使我有些惊恐，因为他们谈到了党籍，谈到了刑事处理。

党籍在那个年代甚至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事情。如果被开除党籍，那么我这一生就全完了。而且，我也确实不想离开党。因为我的入党并不是没有丝毫思想基础的突击入党，我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接受了党组织那么多次的考验，才在当兵四年之后，加入了党组织，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出生在革命军人家庭里的我，从小就受正统的教育，在我的心目中，党是最重要的。被开除出党，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刑事处理。究竟是怎样的刑事处理呢？我不得不想这个问题。

其实，我并不太清楚刑事处理的含义。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国军，你可要小心哟，你还知道咱们厂关于《芦笙恋歌》的故事吗”。

《芦笙恋歌》！

在没迸长影之前，我就听过那首好听的《芦笙恋歌》：“阿哥阿妹，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淌；流水也有时尽，阿妹，阿哥永远在你身旁.

关于这个电影的故事，我也听到了。故事中的男女演员，发生了恋情，被女演员的丈夫得知后上告了。

大家还给我具体描述了详细的情节。

影片拍完了，还进行了补拍，当录完音，看完样片以后，暗房的灯亮了，一个人走过来问导演：“导演，这个戏再不补了吧？”

导演说，“可以了，不再补了。”

导演的话音未落，不远处站起几个人来，走到男演员身边。向他出示了逮捕证，把男演员带走了。接下来，就是几年的有期徒刑。

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个故事，还是流传了很广。人们把它作为一个警钟，不停地敲打着那些在感情生活中越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