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钢铁工事要拆除，四周遍地丛生的芦苇要清理，中心炮台的坡道也要重新修建……最难办的是，在大炼钢铁的年代，炮台的中央盖了几个不伦不类的房子，样子很难看却是钢筋水泥的。根据当时的史料，炮台的外面还应该有一个几米宽，两米多深的水壕，如今也荡然无存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我们一件一件地去做。幸好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调来了很多人替我们搭坡道、挖水壕……历尽千辛万苫，终于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在我们准备开拍的时候，厂里来人视察，带来了一个上面对这部戏审查的意见。

说起来，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不知为什么，这部戏和一本书联系起来。

台湾的一个作家柏杨，写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不好意思他说，在当时我还无幸拜读这本“巨著”，可是，这并不妨碍有些人把我们的《中国炮队》说成《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的翻版。

他们还谈到了故事里的一个情节，就是当清军反击英军的时候，天上出现了月食，按照中国古老的刁俗，士兵们都停止了战斗，从隐蔽的地方站了出来，边敲鼓边呐喊：别让天狗把月亮吃了。这是寓言性的东西，意义很深刻，可是那些人却命令我们必须改掉。于是，这个情节就出现在另一个著名影片的结尾，而我们却失去了首先使用它的权利，人家大大方方地把它拿走了。“意见是非常明确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必须停机改本！”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蹲在外景地，让那些来自湿润南国的厂州同志可怜巴巴地在东北的营口陪我过着那漫长的到处是风沙的春天。

恰巧这个时候，刘晓庆要去法国参加一个外事活动，我把她送走了。本想亲自到北京送她上飞机，可是，我在负责一个摄制组，而且大家的情绪本来就很不稳定，气可鼓而不可泄，在这种时候，我再陪自己的爱人离开，无疑对大家的情绪是一个打击。这样，在我们之间依依惜别的情绪里，又多了几分悲怆的感觉我想，为大丈夫的事业舍去儿女情长吧。

刘晓庆还是和以往一样，在车窗里拼命地向我挥着手，明显还在念叨着什么。我虽然听不见她都说了些什么，但能猜得出来，她在叮咛我一些注意事项。那一刻，我还很感动。

后来才知道，她是和姜某一起去法国的，而且是根据姜某去法国拍《花轿泪》的时间安排的这次行程，

咳！真是个傻老爷们！当时她心里不会愿意我到北京送她的。那样的话，我一到机场，就会发现是两个人一起去，这无疑会使她难堪、紧张。

当时我竟然还很感动！不能不说，刘晓庆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也许。当时她的心里也存在着不少歉疚之情吧！正是因为这种歉疚，使那时依依惜别的感情显得那样真挚。感情这东西，有许多时候连自己都说不清楚，我这个外人又怎么能说出刘晓庆当时的内心感受呢？反正，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了。

送走了刘晓庆，我和珠影厂的王副厂长一起研究剧本的走向，删掉了不少好戏，删得我们的编剧心疼得直跺脚，直嚎牙花子。

剧本终于改成了，但是已没有时间分镜头，只好按照当时香港流行的办法——现场分镜头。这样虽然给各个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却能抢出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因为依照军委的命令，配合我们拍戏的将近一个师的部队已经来厂，我们没有办法再等了，只能仓促上阵。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在那个经历了大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炮台上，在那个驻扎过清朝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日本人的军队以及我们自己的人民解放军的炮台上，我们点起了狼烟。

族旗猎猎，海风阵阵，近一个师的兵力被部署在到处是没膝的滩涂上，战士们非常准时地集合在出发地域，信号弹腾空升起，镜头前面的火焰飞舞了起来。

汪厂长亲自带着一台机器在另一侧拍摄大场面，主角度就在我的身边，炮响了，一个个炸药包在滩涂上爆炸了，身穿英军战服的战士们呐喊着队海滩上冲了过来……

机器开始转动了……

身后是几个负责指挥部队的首长，和那些负责和各个部队联络的战士们。在我的号令下，大家协同一致，开始了恢弘的大场面的拍摄。

我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导演，也可能对这种战争场面的调度一直是我潜意识里的一种梦想。那一天虽然我累得彼惫不堪，浑身上下布满了泥浆，但是心里却感到极大的满足，我兴奋得到处走动，和大家不知在说着些什么，感谢那些在泥浆里滚动着的战士们，感谢那些即使是在宽大的银幕里也找不到自己面孔的战士们。感谢那些和我过去一样的战士们，我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

拍摄工作就像一套紧密咬合的大齿轮，一旦运转开来，很难使它们再停下来。从我打响了第一颗信号弹起，我们的拍摄就马不停蹄地进行着。

我依然会想起那些被忍痛删掉的好戏。

刘晓庆迟迟未回，我们拍摄的速度不得不慢了下来。这个时候，北影厂又让她参加了《红楼梦》的拍摄。为此，我不免焦躁起来。

记得有一次拍戏的时候，有很多人围观。

因为从来没有人在营口拍过电影，而且，由于我们把大炮台重新搭建起来，无疑修复了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又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便有一队队的孩子们举着队旗到这里来过队日。

我能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也不愿意伤他们的心，所以每当有孩子来参观的时候，我都尽量热情地接待他们，让他们站在后面，只要他们不影响工作就可以，因为，也许在这些孩子中间就会诞生一个比我还出色的导演。我觉得这是一个导演的基本风范，因为任何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那一天，也许是因为刘晓庆迟迟未归的缘故，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偏偏有一个人走来趾高气扬地对我说，“陈导演，我们有外宾参观，你能不能让他们进到圈里来？当时为了保证拍摄，我们拿绳子把参观的小朋友拦在圈外了。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可是这个人却要求让他的外宾享受一种特殊的待遇。

我回过头：“外宾？怎么会有外宾来？”

“哦。日本外宾要来参观你们拍戏。”对方好像在下命令。

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当时，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请你把你的外宾带走，我的现场不允许外宾参观，特别是日本人。

也可能我的回答大出乎他的意料了，他不知该作何反应，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他的发呆却被我理解成蓄意抗拒我的意见，于是，我又放大声音对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说：“把他们赶出拍摄场地。”

制片主任免不了过来和稀泥，可是，他越和，我越火：“为什么我的现场要让外宾参观，外宾和我有什么关系，尤其是这些日本人，谁知道他们的父辈里有没有曾经占领过这个炮台的人”

我在那里大发其火，可把那些外宾吓着了，他们经过一番交头接耳之后，灰溜溜地走刀了。那个带队的年轻人显得非常气愤.但毕竟是在我的拍摄场地，他也没什么办法，只是很狠地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鄙视，也许他觉得我这个导演人没修养了。可是，他哪里知道，我的爷爷就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有这样的血海深仇，我哪里又有心情对日本人客气呢？

刘晓庆终于回来了，她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回来后，二话没说，马上化装，来到了拍摄现场。这是她一贯的作风，也是许多电影人的作风。

由于季节已经晚了，我们做的御寒的棉衣成了捂汗的桑拿服。即使这样，刘晓庆也丝毫没有怨言，内且还依然用长布缠着头；我有很多次都注意到，汗水顺着她的耳根浙沥沥地流下来，们衣的针脚处涸出了她的汗迹，她在这方面真是没得说。

谁不心疼自己的媳妇呀！我不时地提醒她脱了棉祆到车上去凉快凉快，可她总是摇摇头，继续和大家一起在炎炎烈日下工作，她这种敬业的精神是她最大的优点。

即使是这样，我们之间不知不觉在许多事情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记得有一天，我早早地起来去化装室看、一看化装进行得怎样。

珠影厂的化装师正在给刘晓庆化装，忙得很厉害…

正在这时，门口有一位中年妇女操着四川口音对刘晓庆说：“刘晓庆，我们来看你了。你是我们家乡出去的人，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其实当时化装室里的确很乱乎，而且楼底下的车不时地鸣笛催我们出发，可即使这样，我仍旧不能原谅刘晓庆的举动。她回过头，冲着门口说：“看什么看？看你妈呢？”

那个满脸笑容的四川老乡哑口无言了，正在给刘晓庆化装的老化装师何于云也不免停下了手，看了这一切，我真想狠狠地说她几句，可是，因为有她的四川老乡在场，我还是没有爆发出来，只是很客气地对那位观众说：“对不起，我们马上要出发了对不起啊！我希望能为刘晓庆挽回些什么，可是看得出来，那位老乡感到非常伤心。”

劝走了那位老乡，我回过身把刘晓庆叫到另外一个小房间。劈头盖脸地冲她吼了起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她对你的人和艺术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你怎么可以那样跟她说话？她的年龄不比你妈小几岁。”

从我严厉的态度里，刘晓庆已经意识到了我的怒气，她也觉得刚才自己有些过分。

我指着刘晓庆的鼻子：“你不许这样，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你更不能那样没有修养他说‘看你妈呢’！她的年龄比你要长记多，又是你的老乡，而且是一个以你为荣的老乡，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那一天我确实很生气，我觉得受伤害的不仅是我，也不仅仅是那位四川老乡，还有刘晓庆。这样会毁掉她在观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而且，我也不希望我的妻于表现得像一个泼妇。

刘晓庆有一个长处，就是只要知道自己错了，就会马上认错。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选择适当的环境，那一次，刘晓庆没有认错，她只是低着头，走回了化装间…

化装室里一片寂静，里面的人一定电听到了我的吼声。

我坐在车里等着化装的演员出来，其他的人已经到现场去准备拍摄了。本来我应该坐第一辆车赶到现场的，由于刚刚跟刘晓庆发了火，我应该等她一起走。

刘晓庆和其他人一起上了车，看到我，她略微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抱着她那满是汗迹的棉衣坐到了我的身边。

车开了，明媚的阳光透过车窗照着我，也照在她身上，她无所事事地看着前面，装出一种悠然自得的神态，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其实，她心里很在意。

我转过头，对她说，“对不起，刚才我不应该对你发火。”

刘晓庆的脾气很倔，这种情况下，她是很难向你认错的。她的目光仍旧停留在前方，可是，却悄悄地把手伸了过来，拉住了我的手。我知道，她原谅我了，她也知道错了。

又是一片晴朗的天空，又是一个忙碌的日子。我们在炮台上一次次地喊着“预备，开始”，汗水一遍遍地淌过刘晓庆和所有演员们的面颊，我们在忘我地工作。

这个时候，北影厂的老厂长、《红楼梦》的监制汪洋，一次次地来电话催刘晓庆去上海——《红楼梦》的外景地，我们不得不连轴转着给刘晓庆抢时间。事情就是这样，好演员总是被大家抢着用的。

为了抢时间，我们在宾馆的后院搭了一个帐篷。这是故事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景。

这时，《芙蓉镇》的拍摄工作已经结束了，可是，事情却不会随着一个摄制组的解散而结束。

那一大，我们又忙着抢刘晓庆的戏。因为她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我们必须在中午之前把刘晓庆的戏抢完，这样，刘晓庆离开之后，我们再拍几场戏，就可以把这个场景拆了。如果不能按时拍完的话，这个场景就要保留很长时间，我们还要专门派人来守着它。

“导演，你的信。”组里负责取报纸的人递给我一个小小的油皮纸信封。

“我的信？”我正在和摄影师谈镜头的处理，随手接过信，放进了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戏讲完了，开始打光，这个时候，导演已经没事了，我坐了一边，拿出了信封…

信封上写着：“陈国军先生收”，寄信人是“内详”，字迹很陌生。

我随随便便地打开了那封信，里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张三十二开的纸，上面写着：

陈国军同志：

作为你的朋友，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的妻子刘晓庆已经和姜某发展得起出了一般关系，我想，我这个“超出”的所指，你是明白的，

你的朋友

这封信在后来和刘晓庆打官司的时候交到了法院，法院的人把这封信收走了，没有还给我，但信的大意我记得清清楚楚。

不知为什么，看了信之后，我十分冷静，这不大可能，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两个差十二岁。

十三岁，我对这个年龄印象非常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