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她的书里；然而纸条上的后已经被篡改了。母亲在纸条上承认拿走了许多东西，但她老人家希望我们处理好我们之间的事情后，能够将这些东西完璧归赵。但是对于这一点，刘晓庆在她的书里却只字未提。在她拿走纸条的那一刻，我并没有多想，也没有想到那会是一份证据。好在那仅仅是一张纸条，老巴在给我们之前一定也看到上面的内容了，将来如果需要的话，他也许能出来为我作证。

那天，我们很快就回到了家。

奇怪的是，那扇平时很好开的门，却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我们试了好几把钥匙，仍然无法打开它，最后，只好决定把它揣开了。

在我端门的那一刹那，刘晓庆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恐惧，她用手紧紧地堵住耳朵，眼睛也紧紧地闭了起来，现在想起来，也许所有与别人发生不正当性行为的人，都害怕这种破门而入的事，因为即使是在他们最愉悦的时刻，也不可抑制地会产生这样的担心，也许正是这种长期的心理压力的积累，使刘晓庆在那时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恐惧吧。

门被我踢破了。我的家！？

那时，用“四壁皆空”来形容我的家恐怕并不为过。除了冰箱、电视机、钢琴、洗脸池子、澡盆以外，能搬走的东西差不多全被搬走了。而且，我发现，毛巾只剩下我的一条，拖鞋也只剩下我的一双。看来，搬走的并不仅仅是父母，我的家已经被分掉了。我不得不佩服刘晓庆的那个战友，可能他们把叠在一起的短裤都一一分开，该拿的都拿走了。

后来，听厂里的人说，他们先后一共搬了九次。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也许这种无言已经足以表现我对刘晓庆的责备了。这是我们的家，在法律上是受保护的。怎么能在我和刘晓庆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把家搬走呢？其实，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犯罪一一一侵犯他人家庭财产罪，只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小姚实施的，而以为真的是刘晓庆父母的意愿。

后来，虽然也有朋友提醒我完全有理由到法院去起诉，可是，我起诉谁呢？那个和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岳母？我妻子的母亲？

我一声不吭地靠墙站着。同来的老巴和胡老师想安慰我，却无从下嘴。刘晓庆也和我一样一声不吭，可她却表现得比我聪明多了。她拿了一块抹布四处擦拭着、表演着，还安慰我说：“不要紧，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小阿姨。”说完了，就马上和巴经理商量起怎么去劳务市场的事情。

我连忙说：“不用，反正我这一阵子也没事，我可以自己做。”

后来，一些朋友开玩笑说：“她哪里是在打扫卫生啊，她是在检查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搬走。”

那天，我一直表现得木呆呆的，无所事事。家已经空了，我还有什么事可干呢？

刘晓庆忙活了一通。就说要去参加法国大使馆的活动，于是重新化了妆，背着那个大包离开了。傻乎乎的我即使在那一刻也没有意识到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刘晓庆在她的书里一再强调我是多么的精明、具有多么超人的智慧。可是，比起她来，我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你看。她布置得那么周密，那么滴水不漏，而且表现得那么从容自如，每一步都按照她的设想一一实施了，而且一直还使我像一个大傻瓜一样跟着她的指挥棒转，听从她的差遣。她安排了大连的演出，把我支走；写了手令给她的战友；还安排蛇口的租借户把房子腾出来：调回了妹夫靖军；还把财产转移到了大表哥那里……

这一切，难道不能让人相信她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有谋略，而且非常仔细的女人吗？

她，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一个人的日子

一个人的日子

在给我自己的这本书区分章节的时候，我并没有把刘晓庆和姜某性关系的开始作为一章的开头，因为说句心里话。我也说不准那件事发生在公元的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我唯一能够记住的，就是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下午，大约四点钟左右，她离开家走了。

她走了，走得很平常，以致在她已经离开好久了，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我站在那里四处望着，想看一看被洗劫一空的家里究竟还剩了些什么。哦，几斤大米，还有……六个鸡蛋。老巴把老太太临走时托付给他的东西交给了我，一只英国表。一个煤气本、自行车本以及过去家里的一张铁床的连接螺丝，就这些了。家里原来用于装钱和首饰的箱子乱糟糟地摊在那里，里面除了几个空纸盒以外，什么也没有。

突然间，我发现刘晓庆的几本日记、我和刘晓庆的通信以及她第一个丈夫写给刘晓庆的信件乱七八糟地散落在那个箱子里。这些信是我们当初约好要留下未出书的，所以我还是把它们收了起来。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我在上中学时经历的一件事情。

在那个情窦初开的时期，也可能因为我那时也是很扎眼的男孩，所以有一天，我在书包的底下发现了一封厚厚的信。就在我发现这封信的时候，我同桌的男孩也发现了它，他一下子站了起来，冲大家喊道：“你们看，陈国军书包里有一封信。于是，大家一下子围了过来。

那时，我已经下不了台，就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对大家说：“信是写给我的，但我没有看过，你们可以拿去念。

居然真有一个调皮的同学拿去念了起来。那是一封异性同学对我称赞的信，虽然赞美得很拙劣，但感情是真挚的，信的末尾署着我们班一个女生的名字。

当时，我已经觉出自己的不是了。那以后过了很多年，直到我入伍了，也一直认为那是我做的最不应该的一件事。

好在在后来的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我们班里的一个同学告诉我，那个女生要结婚了。于是，我为她准备了一件很贵重的礼物。说贵重，其实也不过是几十块钱的东西，可对于每月只有六七块钱津贴费的我来说，已经是一年的收入了。

我把那件礼物送给她的时候，充满歉意地跟她谈起六七年前的事情，请求她原谅，她笑了笑：“都过去了。”

可是，这件事在我心里却一直没有“过去”，每回想起来，就忍不住发自内心的歉疚。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再次尴尬地面对这个问题。我仅仅是想证明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事情，因为事情只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如果她不为我证明的活，恐怕没有人会确信一切都是真实的了，但是，我知道她决不会站出来为我作证的。

时钟已经指到六点钟了，刘晓庆仍无踪影。巴经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已经约好了区里的领导一起谈“刘晓庆美的世界”的事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刘晓庆还是没有音信。我、老巴、胡老师一起守着那个电话。

晚上十一点了，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我们三个人间时站了起来，可不知为什么，竟然让胡老师这个老太太抢了先。她非常灵敏地冲上去拿起了电话，而且几乎还没有听到那边的声音就转过头来对我们说，是她弟弟的电话，然后又做出有意回避我们的姿态。

我和老巴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既然是人家弟弟的电活，我们在场就不方便了，所以，我们借故离开了。

其实，这是刘晓庆的电话。

刘晓庆在电话里问到我的情绪，我一直是很平静的，可不知为什么胡老师却说我很暴躁。也许老人家想表现她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如果失去了我暴跳如雷这个规定的情节，她的肝胆相照还有什么意义？“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电话。鼓起了刘晓庆将错就错的勇气，从而使她彻底下了决心，再不复返了。

过了这许多年，我的那个好朋友老巴还这样分析和埋怨我。可我心里不能赞成他的说法，他把刘晓庆看得太简单了。古往今来多少事都证明了女人的心，一旦发起狠来……

我们三个依旧在那里等待着，说着不咸不淡的话，只有胡老师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和老巴还都被蒙在鼓里。

已经到后半夜了，胡老师劝我们去休息，可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自从我和刘晓庆相识以后，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刘晓庆回来之前，我不会自己去睡。这回，我照例按着我们夫妻间这个默契的时间在等着刘晓庆。

我一次次地走到楼下，站在路边的电线杆旁，看着远处驶近的每一盏车灯，盼望着其中的一盏在我身边停下，我的妻子从上面跳下来，说声“对不起”，然后我们一起回家。

时间不等人，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我又一次回到家里，胡老师已经在另一个房间里睡着了。老巴也回到了楼上。

我拿了手电筒，又一个人来到路边，等待着刘晓庆的归来。一边站在那里，一边心里还想着：明天要给老人们打个电话，然后好好地安排一下家里的生活……

我想了很多很多，甚至想把这件事当做我们和好的契机。我们俩可以单独在一起，再也不用顾忌在任何人的面前保全自己的面于了。我相信刘晓庆的聪明和善良，我们能够很好地沟通，而且从此我要给她尽量多的信任、尽量多的自由，哪怕我仍然不敢想像这种信任会带给我什么，但这是我们继续走下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路上的车渐渐少了，到后来几乎没有了，但我仍旧在那里聆听远处隐隐约约的马达声。抬起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它们好像还是那么平静，或者说，还是那样的冷漠。蚊子在我的耳边嗡嗡地叫着，我似乎已经呆傻了，再也听不出那声音里面的嘲笑了。

开始，我还在路边站着，后来当希望逐渐渺茫的时候，我坐了下来，但还是一点睡意也没有。远处的天空渐渐明亮了，路上的车又慢慢多了起来，早起的人们也开始出来活动，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慢慢地往家的方向踱去。

我的妻子一夜未归，这还是第一次。它预示着什么呢？当局者迷，即使到了那一步，我也没有想到，刘晓庆已经离家出走了。

那个夜，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我仍旧忘不掉，那夜里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像一段段永远也不会磨损的胶片，时时放映在我的眼前……

许多有家的人常常抱怨等人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可我却不这样认为、如果你真的有人可等，真的有人需要你挂念，那种沾满了焦急的苦涩的等待也是一种幸福。等人是难熬的，但等到的喜悦也是无法替代的。

只是、这种永远也没有结果的等待却是可怕的。

第二天，我要去北影厂打电话，胡老师借口她弟弟来接她，匆匆地离开了。她也许马上就去了刘晓庆那里，继续昨天晚上电话里的话题，描述一个既紧张而又激烈的场面，以此来表现她对朋友的义气。不管怎么样，她也没有必要继续呆在我这里了，因为我的表现对于刘晓庆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接下来的岁月是孤独的。因为孤独，所以不会有任何人、任何物件来为我证明，我所保留下来的，仅仅是一些个人的内心感受。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坚信她会回来。

那时，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屋里，发着呆，听着自己的喘息声，听着自己心脏的跳动……尽管巴经理时常送来一些吃的摆在那里，可我连看一眼的心情也没有。

在我的盼望中，电话铃第一次响起的时候，我飞快地冲过去拿起了活筒。我以为是刘晓庆，可是电话里却传来一个老朋友的声音，他出差来北京，满以为能见一见我和刘晓庆，想不到却在我这里听到了刘晓庆离家出走的消息。那时他唯一的反应就是坚决不相信，因为我和刘晓庆在广州录音的时候，他一直为我们俩之间那种毫不避忌的甜蜜感动着。

我把椅子搬到过厅里，好使自己能够看到门。从那一刻起，楼道里的每一个动静，都会使我像着了魔一样警醒。我想在那些脚步声里，分辨出我妻子回归的声音。可是，每一回，那些脚步声都是匆匆地从我的门前掠过，即使有的会有稍许停顿，可不一会又无情地离开了。我就是这样一次次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煎熬着、分析着、想像着……

那几天，时间是停滞的，脑子是空白的，好像下一刻就会发生这样的情景。

脚步声突然在门前停止了，接下来，是敲门的声音，我兴奋地冲过去把门打开，发现刘晓庆站在门外看着我，轻轻地一笑：“哥们，对不起。”就这么淡淡的一句。

于是，犹如一束光一下子把屋里照亮了。她那灿烂的笑容、洁白如贝的牙齿……然后，她看也不看你一眼，晃着头，把手袋扔在那张用八百元买来的大床上，把脚上的鞋甩在沙发旁边，再服拉着拖鞋走到洗漱间，面对着镜子，用力向下绷着嘴唇，让鼻翼两侧的皱纹都张开，再往脸上涂卸妆油。不时地，她会通过镜子看你一两眼，然后把头左右轻轻转着，审视着自己的形象。再后来，是哗哗的水声、门玻璃上晃动着她的身影……

可是，门却老是紧紧地关闭着。

我在那里等着、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