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手里还有十二万的存折，可那存折上写的都是晓庆父母的名字，这虽然是我和晓庆两个人的钱，但晓庆不在，我不好自己去动它。这两千块钱算我代表晓庆……”

“不，”她说，“你不能代表晓庆。小姚打断了我的话，她的眼里有些潮。

“那好，就算我送你的路费，回到家里看到你的爱人，给我带个好。我可以替晓庆向你道个歉。

这是我和小姚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她什么时候回的四川.我就不清楚了。反正小姚从此退出了刘晓庆的战线，退出了这件事情。

过了许多年。当我向朋友打听这个人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她已经疯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似乎也相信了刘晓庆当年给她下的断言。我翻了很久，才找到小姚丈夫的电话，想打个电活过去，表示我的同情和理解

我的电话打过去，真巧，接电话的恰恰是小姚。她听起来依然很健康。

我对她说：“听说你疯了。”她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我把我要写书的消息告诉她。

她说：“你应该写。”

我说：“我会尊重事实的。”

电话里还是那个既有主见又干脆利落的小姚，人没变，声音也没有变。

离开了小姚.我又回到家里，躺倒在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睡了醒，醒了睡。每回醒来，都觉得嘴唇干干的，很难受，整日里昏昏沉沉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一些什么，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挨过去的…

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下午，我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他们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了刘晓庆的离婚起诉书，让我在规定的时间里去法院应诉。

好像有人在我背上击了一掌，我猛醒过来。

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被告。电话里李法官的声音显得很有修养，语言也很得体，但语气里却透出一种坚定。我想，这种事己不以我的意志转移的了。既然电话已经接到了，就应该算通知到我了，那么，即使我不去，他们也可以作缺席判决。

可是，我为什么不去呢？

我答应了法官，放下了电话。

也可能是一种精神作用，我竟然清醒了许多，再也不愿意坐在那里听楼道里的脚步声了，再也不会想像门会为我而开了。对方已经把我拉到了法律的面前，故事已经发展到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了。

好吧！既然你这样选择了，我还有什么值得顾忌的呢？

我马上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开始坐在那里精神抖擞地给我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和刘晓庆之间故事的最新变化。

不到一个小时，朋友们就聚集在我的家里。一种崭新的、活跃的、具有生命力的气氛把几日里纠缠我的孤独、痛苦、懦弱和自卑赶得元影无踪。

我的家里沸腾了，这些好多年都没有联系的朋友凑在一起为我出谋划策。即使是那些一直不赞成我、疏远我的朋友们，这一回也一起义愤填膺、同仇敌汽了，他们甚至带着包办色彩地替我决定该怎么办。

我一再劝说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伤害她。即使她已经打到了法院，但在我的心目中，她仍然还是我的妻子。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终于露出了尾巴

终于露出了尾巴

朋友们纷纷离开了，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家里又剩下我一个人。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

我拿起电话，里面传来一个十分遥远的声音：“谁？”

我说：“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一个朋友。”对方的声音含混极了，好像话筒前面挡着什么东西。

我的一个朋友？我的朋友当中怎么没有这个声音？我的脑子飞快地旋转，努力辨别这个不敢大声说话的人是谁。突然，我猜了出来。是他，打这种电话的人是没有勇气说出自己姓名的。

“你来电话干什么？”

“你在报纸上登出了一条消息，其实这样不好。”

“什么消息？”

“在香港报纸上，登了一篇你和晓庆要离婚的消息，你不应该把这件事公开出来，因为晓庆她并不想离开你。”

“你把声音放大点，不用捂着了，我已经听出你是谁了。尽管你捂着话筒，可是你并没有改变你说话时的腔调，所以它发出的音频是没有变化的，我知道你是谁。”

对方匆忙把电话撂下了，我也放下了电话。

当时，不知为什么，一股莫名其妙的沮丧充斥了我的心头。我马上替刘晓庆感到莫大的惋惜，惋惜之中又有一丝对自己以往判断的肯定，禁不住恨恨的……哼！自作自受！

这个电话明确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这绝不是爱刘晓庆。电话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不要把事情搅大，因为刘晓庆并不真想离开我，而实际上，对方也并不想刘晓庆真的离开我。这个电话意思已经很明白了，过去的甜言蜜语、信誓旦旦不过是装出来的。当刘晓庆真的准备离婚，甚至有可能成为他妻子的时候，他却突然觉得这个大他十三岁的女人无疑成了一个包袱。所以，他打来这个电话，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他匆匆忙忙地撂下电话，也足以证明了他的心虚。

看来，他和刘晓庆也走不长。一股替刘晓庆难过的情绪油然而生，你怎么爱上这么一个人？

后来，在刘晓庆的书里，曾多次提到过我打电话去威胁姜某，哼！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连姜某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又怎么去威胁他呢？那么，刘晓庆可能就是在编故事了；或者，是那个男人告诉她我老去威胁他，以此来表明他是多么坚定；看来，两个人中必定有一个在撒谎，不知是她，还是她的情人。

有人说，刘晓庆本来不想跟我离婚，是看到我在香港报纸上发的那条消息以后，才下决心起诉的。

听到这种说法，我不禁再次翻了翻刘晓庆的起诉书和那份香港的报纸，发现刘晓庆起诉书上的日期是八月三日，而那份香港报纸却是八月八日才发行的，前后竟相差五天。看来，不是她记错了，就是她又在编故事了。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要疯的感觉

要疯的感觉

高法院规定的最后期限八月十二日还有几天，我又一次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独自在家，一个人躺在那张记载了我们无数欢乐的大床上。浮想联翩。整个大脑，就像一个陀螺，不停地旋转着、旋转着……现在的、过去的，甚至将来的，天上的、地下的、早上的、夜里的……都搅到了一起，根本理不出个头绪来，只感觉到一切都在旋转、旋转……

在一种模糊中，我似乎又被带到了哈尔滨，“四月二十五日”……还是那个夜，还是坐在地上的我和躺在床上的她。两个人不均匀的呼吸声……又回到了长春火车站，两个人沉浸在耀眼的阳光中，她对我说要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旋转着的陀螺把我带到了承德的避暑山往，朦胧的月夜，她靠在我的身边，一遍一遍地唱着那曲《艳阳天》……带我回到北影那些甜蜜的日日夜夜，她趴在我的耳边，说要为我生一个女儿，一个像她一样乖的女儿……

还是旋转、旋转……仿佛又回到了湘西的王村，我坐在石凳上，她大声地喊着我的名字，那声音在夜空里显得格外响亮……好像是在营口从海边回来的那一夜，月光透过车窗洒进来，她偎在我的怀里，在令人感伤的歇声里为我擦拭着眼泪……大概又回到北新桥，她抓着我的手不停地扭着，非要听到那“啪咯”一声响……然后是我们之间最隐秘的红豆和绿豆的故事，小猪嘴。冬、夏和春、秋……

除了这一切，一起旋转的还有最近这几个月恶语相向的那些画面……最甜蜜的、最温情的、最激烈的，最不和谐的……所有的画面都涌到厂一起，融合着、对比着、分割着，好像一个由许许多多的马赛克组成的大屏幕，时而演绎着一个相同的故事，时而又破碎成细小的画面，怎么也联系不起来……

连日来的精神折磨，使我的大脑疲于奔命地旋转着……

我会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跑到凉台上长时间地站着：会一下子冲到水龙头下面用水浇自己的脑袋；会半夜里爬起来，跑到楼下用手电筒砸自己的头……

我拼命地呼唤着自己的意识，想让自己停下来，让这飞快的旋转停下来，可是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

到最后，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了，我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联想的错误：一个离我仅有一米的桌子，在我的眼睛里好像有一百米之遥；而在遥远的地方我想像中的物体，却会在我眼前产生一种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的效果；我会觉得，一个人的指甲比……个足球场还大，而我在这个巨大的指甲前面，竟成了一只羸弱的蚂蚁；我会想到，一个人的毛发比一棵大树还要粗，而我这个迷路人只能在头发的森林里漫无目的地奔波……

这种时空上的混乱使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想像，什么是事实了，那些曾经存在的事情竟然像幻影一样虚无，而那些仅仅在脑海中游离的情景却真实得要夺眶而出。

这种状态使我自己都恐惧，我拼命地撕扯自己；拍打自己。想把自己从那个毁灭的悬崖边拉回来，好在那时脑子里似乎还唯一有一点较为清醒的意识：明天是八月十二日，我要去法院，我要去法院，法院……

就这样，也可能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也可能是因为我好战的禀性，终于，我在最后那一个时刻停止了旋转。

这要疯的感觉真可怕，太可怕了！

八月十二日，我去了法院一一一那个对我来说庄严又陌生的地方，办完了有关手续。我才知道，我们这个案于的主审官就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个李法官，据说他很有名气。他看上去修养很好，处理事情有条不紊，说话的速度很慢，透着一种威严。

他问我：“需要不需要法院来调解？”

我说：“不需要。既然已经闹到了法院，调解也没有用了。”

“那你同意离婚了？”

“我不同意。”我的态度很坚决。

我当然不能同意，因为刘晓庆的起诉书上写着，我已经发展到了打骂她的地步，那么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同意离婚，就等于说我承认她在起诉书上写的是事实。再者，如果刘晓庆采取了这种强硬的办法，我就同意离婚，那我这个男人不就连一点基本的自尊都没有了吗？

“我不同意离婚，因为，我们之间还有爱情。”虽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可能也有些底气不足，但，这是一场有形式的诉讼，不再是我和刘晓庆之间私下的事情了。

在我家乡那个地方，老人们骂那种最不听活、性格最执拗的孩子为犟种，小时候，父母就经常这样骂我。这是我性格中最顽强的部分，现在父母不在了，这部分也就变得更嚣张了。

从那时到现在过了许多年，无论是我的兄弟还是我的朋友，都反复他说我念念不忘刘晓庆。即便是对我许多影视剧中的女主角，他们也认为我是按刘晓庆的模子去挑选的……无论我怎么和他们解释，他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坚持着。大长日久，闲暇之时。我不免会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比较……不像，一点都不像！我真的有那持久不变的真挚的痴情？

答案是否定的。其实，远在我们没有分开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就已经变质了，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是对刘晓庆的恋恋不舍，还不如说是我性格中的那种犟劲儿在起作用。我不愿意让别人来安排我的生活和感情，尤其是让一个蒙蔽了我许多年的人。我既害怕失败，又不相信失败。不！坚决不！这种犟劲儿用老人们的后来说，是用十头驴都拉不回来的。记得我为电视剧《平南洋》写过一段歌词，它或多或少可以表现出我的那种犟劲儿：

大老爷们儿一呀嘛一根筋，

蒸不熟，煮不烂，性子就是良。

上边儿撑着天，下边儿支着地，咱就在这当中间，

不比谁软，不比谁差，从来不怂！

敢拼命，敢流血，啥也不怕！

一条道几跑到黑，认准打日本，

见了棺材不掉泪，撞破南墙头不回。

嘿嘿……大老爷们儿不达不达目的死不归。

哎！现在想起来，谁要是遇上了这么一个犟种，也真是个麻烦事。

我不同意离婚，我要对这种想用强权来压服我的行为、这种捏造事实的行为抗争。即使我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官司，也可能最后会以我的失败告终，但我仍要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不是懦夫！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起诉书

起诉书

原告：刘晓庆，女，口口岁，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

地址：朝阳区酒仙桥流量计厂宿舍。

电话：四七三三八六

代理人：李绊，西城法律顾问处律师。杨曼铃，本市公民。

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