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再当了。
刘晓庆站起来和哥哥道了别，我们一起离开了家。
这是刘晓庆最后一次以妻子的身份到家里来。
那天，在老巴家里，他一大早从郊区接来的律师拿出两张铅印的表格给我们俩填，说是例行公事。
那张表上除了姓名、年龄等一系列栏目之外，还有“家庭财产”这一格，当时虽然我已经答应刘晓庆一文不取了，但还是想着看她先填什么，于是，我借口只有一支笔，执意让刘晓庆先填。
刘晓庆二话没说，拿起笔就填了起来。在填到“家庭财产…那一格时，她连想都没想就写下了：男方放弃一切财产。
哼、我也没说什么、接过笔后飞快地填了起来，到那一格时，也是没有多想，写下了“同意女方要求”的字样。虽然心里并不乐意，可这个面子还是要撑的。况且，即使在那一刻，我也没有想过刘晓庆真的会绝情到把我的钱也要拿走。
填完表，刘晓庆充满感激地对我说：“国军，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这句话还引起了坐在一边的一红的不满，“他是对你最好的人，那我是什么？”看来，妹妹并没有理解姐姐的意思，居然在那里和我争宠呢！
那一天，我们在老巴家吃的饭，还录了像。刘晓庆很聪明，把那个录像带拿走了，因为在里面，我们俩表现得依然像恋人一样，她害怕这样的带子将来流出去会对她不利。
饭后，老巴拉着大家打麻将，我因为不喜欢这些，就一个人呆在小房间里。呆了一会，也觉得有些闷，就出来想看看他们。
当我走到那个房间门前的时候，突然听到里面传来了老巴的声音，“刘晓庆；你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国军自己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弃了，但你要为他想一想，国军也要活。”
刘晓庆用一种我很陌生的像市场上的人们在谈论价格的语气说：“怎么能说没给他留钱呢？家里的冰箱、电视机我都没有搬走啊？还有房子，我会让他去住。怎么能说一分钱没给他呢？”她的口气里透着对巴经理的不满，仿佛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天经地义的。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看来，我的慷慨大度并没有使刘晓庆觉得，我的行为是那样富于牺牲精神，没有半点庸俗；这种专门利人的行为，并没有使她产生感激之情，反而使她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刘晓庆，你不知我呀！我是看在我们那么多年的夫妻感情上才不愿意做出使你有一点不快的事情，可你井没有领我的情，却在那里觉得我仍然占了许许多多的便宜。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去看这件事，发现会有许多不同的感受。也可能刘晓庆的那些活不过是在巴经理面前强词夺理地保全自己的面子：也可能，这真是她当时的想法。这也正像当她成为亿万富姐之后对朋友说过的“你们告诉国军，我会管他”一样，都是“她的真话”，只是这种真话对她来说，是可以随随便便说出口而转眼又忘掉的。
刘晓庆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她是真买的话，那么也是她的截然相反的两个不同侧面的真实。
时间不早了，我和刘晓庆该回家了。在从巴经理家到酒仙桥的路上，刘晓庆让她的妹妹拿出两万块钱给我。可是，我没有要。我既然已经放弃财产了，要这两万块钱又算什么？刘晓庆和她妹妹看我这个样子，又把钱收了回去。
刘晓庆和我一同回家拿她父亲没有拿走的轮椅，可是，当我回到家打开家门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场面。“那仿佛是一个被国民党搜查过的地下交通站，东西被扔得满地都是，乱得一塌糊涂。
我的家被盗了！
一九八八年一定是我一生中最背运的一年。在那一年里，我的父亲去世了，妻子离开了我，我的家被人家背着我分了，而且，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家庭财产被盗的事情也发生了。只是，那些窃贼来晚了一步，我的家早被小姚领着人搬得差不多了，所以大概那些小偷们也很败兴吧。
对于我家的被盗，刘晓庆也不知所措，她把事情托付给老巴和我，就领着妹妹离开了。“我连忙找来警察，清点家里的东西，寻找窃贼落下的痕迹。警察们对刘晓庆家被盗也很感兴趣，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值得庆幸的是，在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我的许多东西还没有被小偷发现，那里有上千枚宋朝的古钱，其中有几百枚是稀世珍宝，还有六把燕大刀、一化、秦半两等等，甚至还有不少石斧、彩陶……
我庆幸这些东西没有丢，还拿出来给周围的人高兴地看着，然后依然傻乎乎地把这些东西包好了放回原处。我以为身边都是值得信任的人，可是，第二大当我再回家的时候，发现这些古钱也不见了踪影，看来，窃贼的消息的确灵通，家又第二次被盗了。
丢了就是丢了，破财免灾。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时常会用这样的后来安慰自己，我也知道，自打阿q死了以后，还留下许许多多的子孙，我可能就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一个。
这些都是小事，我已经签了字，再过十五天，我和刘晓庆的离婚就生效了。
刘晓庆到法院撤了诉，法院也让我过去把起诉和撤诉的文件拿回来。记得那次，法院的一个同志间我，“接下来你想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家庭生活问题？
因为都是男人，我不想在他面前丢面于，所以大言不惭他说：“过节我到蛇口，在家里跟老人们谈得清清楚楚，刘晓庆想怎么做是不可以的，她得老老实实地回未做我的媳妇。”其实这里面透着一种无赖的意思，好像我要去要挟刘晓庆，让她回心转意。
这只不过是一些赎面子的话，但他兴许当真了，把这些话俺给了刘晓庆，所以又引出了后来的故事。
接连发生的事情，确实使我高兴不起来。丧失原则的绥靖政策、几乎是拱手相让的大方并没有使刘晓庆理解，这一点也使我耿耿于怀。我有些后悔，这是实活，我没有庸洒到底，我把许多朋友都找到身边，和他们商量，听他们嘴里说出那些我心里一直在想的话：如果她真像你想的那样，领了你的情，那她怎么一分钱也不留给你呢？如果说她侍你很公平的话，又怎么会利用你一时的气活而让你把全部家庭财产都放弃了呢？她为什么在自己先写的时候连奔儿都没打就先把家庭财产这一格填好了呢？国军你又受骗了。你真是个大傻瓜！
其实这种受骗的感觉在填表的时候我就有了，只是男人说话要落地生根，既然我答应了人家，我就一定要做到。
可是，我即使不想让别人理解，也希望刘晓庆的父母能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春节就要到了，我要去蛇口，跟刘晓庆的父亲。母亲和外婆把这件事讲清楚，然后再慌洒地离开。
其实，我在很多地方一直像一个孩子，做了什么事情总希望表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在这方面一直没有长大。
于是，我托老巴找到律师，对他说，把我和刘晓庆离婚的事先放一放，等我春节从蛇口回来以后再谈，可以吗？
律师说可以…
其实我并不是不想办这件事，只是想把它推后十几天，等我跟老人们表完功之后再办。可是，我刚到家，就接到了刘晓庆的电话，还没容我说话，那边就叫开了，叫得很难听，而且根本不容我插嘴解释，她就把电话挂了。她认为，协议离婚是我设计的一个圈套，让她上当撤诉……反正不是约好去蛇口过春节吗？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蛇年，一个属蛇的人在蛇口
蛇年，一个属蛇的人在蛇口
好，那我更要到蛇口去，当面给你解释清楚。
我坐在飞机上，还没坐稳，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这儿吗？
“是。就是这儿。”
一回头，果然是刘晓庆和她的妹妹。
因为想起刘晓庆在电话里的恶语相向，我十分生气，故意不去理她。她们也没有发现我。
后来刘晓庆的妹妹去厕所从我身边走过，本来我并不想拦住她，可是不知为什么，当她回来路过我身边的时候，我还是叫了她一声，把在飞机上发的礼品递给了她。
看到我。她一下子怔住了，接过了东西，什么也没说，就走回到她姐姐那儿。我听到她们在小声嘀咕什么。我本来想过去和她们打个招呼，恰巧这时飞机又遇到了气流，空中小姐正告诫乘客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要动，系好安全带……等飞机平稳了之后，我又失去了要跟她们打个招呼的热情一一一反正见面的机会还多，一个春节都要在一起，我干吗要急着理你呢？在你妹妹面前，不是太跌我的面子了吗？
飞机在广州机场降落了。我仍旧没有理她们，自顾自地下了飞机。出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了靖军。他一见我，也愣住了。我只是跟他说了句：“你姐姐在后面。”就离开了。
我要了一辆车，直奔珠影厂。这是早就约好了的。我有了一个剧本，想拿过去给朋友们看看有没有拍摄的可能。
等我把该办的事情办完，赶到蛇口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五点多钟了。
那一天，天下着雨，广州的天气就是这样，如果晴空万里的时候，即使是在腊月，仍会让人感觉很热，可是，只要天一阴，海上的寒流就会让周围一下子冷下来。
总之，那时是冷风萧萧、寒意弥漫。
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街上冷冷清清的，该回家过年的都回去了。
又是那熟悉的蛇口，又是那熟悉的碧涛园。我和刘晓庆第一次来蛇口的时候，就住在碧涛园一号。在那里，刘晓庆曾经感慨万分，如果将来有这么一套房子，把父亲母亲接来一块住就好了。如今，她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此刻，她一定和父亲母亲在碧涛园二十六号那间别墅里开心地准备过节呢！
关于这套房子，刘晓庆在她的那本书里还是写漏了。印尼华侨通过郑小姐把这套房子馈赠给刘晓庆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是通过我转给刘晓庆的。按照法律严格他说，刘晓庆在婚姻期间接受的馈赠也应该有我的一半。但是，我并没有为此提出任何财产要求，那是送给她的，不是送给我的，我不稀罕。我想，只要我有双手，我自己也能挣到钱买别墅，这些又算什么一
其实我这次来蛇口过节不过是大家当初约好了的，另外我也想跟老人们告个别，仅此而已。如果我想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绝对不会来！
我来到院子前，按响了门铃。
出来的是刘晓庆继父的妹妹，她在刘晓庆一家举家迁徙的时候正好也在家里帮着做饭，按理说，我应该叫她姑姑。
可是，她一见到我，就非常鲁莽地问，“你干什么？你找谁？你是什么人？”
我不禁万分惊愕。我干什么？我找谁？我是什么人？哼！这已经是明知故问了。即使她当时年龄已经比较大了，可是，从这种剽悍的劲头来看，她还不应该丧失基本的记忆力。
“是我啊！你认不出了？”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是谁？你赶快走！要不然我们叫警察了。”
一下子，我不知所措了。是不是搬家过于劳累，老人得了老年痴呆？而且，屋里也不应该只有她一个人，从时间上掐算，刘晓庆、一红和靖军也该回来了。
这时，靖军从屋里出来了，他也宛如换了一个人一样：“你到这里干什么？这里不是你的家，赶快走开！”
这就是当年被送进监狱时将妻子托付给我的靖军吗？
我压了压心里的怒火，还是很缓和地跟他说，“我到这来过节是跟你姐姐约好的。你姐姐呢？没接到？”
“我姐姐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们已经离婚了。”
“啊！？”我愕然了。
离婚了？法庭什么时候下的离婚判决？怎么我这个当事人还不知道？说到这，我禁不住火往上蹿。
这时，刘晓庆的母亲从屋里出来了。可是，还没等她开口，开头出来的两个人就翻身把妈妈推了进去。
门关了。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提着沉甸甸的礼品，傻呆呆地站在门外。
怎么会这样？
左思右想，我似乎才有一点点明白了。也许是我跟律师说的“缓办”被传成了“不办”，而我在法院里对那个办事员的逞能也被传到了刘晓庆的耳朵里，那么，她可能会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系列的计谋：先想方设法让刘晓庆撤诉，然后通过刘晓庆的母亲来达到我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离婚。
她会这么想，以我对她的了解，她一定会这么想。
正在我一个人想的当儿，几个保安出现在我的面前：“你是谁？”奇怪，今天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只会问这一个问题。
我被带到了保安室，在那里反反复复地跟他们讲，我是刘晓庆的丈夫，来这里和她一起过年，还拿出了身份证、工作证。他们仍旧将信将疑。一个保安拿着我的证件出去了，也许是去打电话证明我的身份吧。
过了一会，那个保安回来了，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