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一样，我也是经过了一段崎岖的历程，才认识了我们亲爱的导师——大钊同志的。我从小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流浪孤儿。十二岁的那年，我从偏僻的家乡步行一千八百多华里的崎岖蜀道，到成都去投考省立的一个中等女子技术学校。第二年，“五四”运动兴起。我接受了新思想，首先把辫子剪了。学校当局认为有伤风化，挂牌把我开除了。学生联合会给我十块洋钱，我就由望江楼乘小木船沿岷江到嘉定，再搭大帆船顺江东下，到了重庆。

当时，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像我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女孩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到革命的摇篮——苏联去。那时吴玉章同志在重庆搞联省自治，我去要求他帮助。他给了我一百块洋钱，恰好陈愚生同志有事和丧妻的原故，要去北京，3月间我就跟他一道出川。滚滚的江流把轮船推出了夔门，经过武昌、上海，又折回南京转津浦路到达北京。李大钊同志知道我们要来，他早已等候在车站上。

到了北京以后，陈愚生同志和李大钊同志形影不离。他们一同到陶然亭选择墓地，很快地把陈夫人安葬后，就积极筹备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的事。不久，全国各地的会员都到齐了。李大钊同志需要留在北京主持这个会，临时选派另一个同志到上海去参加7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一届年会在北京中央公园（现名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幕。到会一百多人，大多数是教授，学者，外国归来的专家，这些知识分子中包括左翼、右翼，不左不右三个类型。大钊同志在主持这个会议时特别着重指出，“少年中国学会”的人才济济，应共同努力合作，使中国人民得到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

年会结束后，他们决定在陶然亭租西厢房一间，表面上说是陈愚生同志住在那里给他夫人守墓，事实上是作为李大钊同志做革命活动秘密开会的地方。

到北京以后不久，就听到大钊同志谈及前一批去苏联的青年，还被扣押在哈尔滨，不能前进。我感到去苏联的计划已成泡影，只好脱去男装恢复原有的女学生打扮，准备进补习学校，然后再考大学。可是以后的经济来源呢？一想到这个问题便不由得眼泪直流。有一天，我手里只有一块洋钱了，心里更加彷徨起来，躲在那个荒凉的屋子里，把整个脑袋埋在浅蓝竹布的袖子上哭的时候，忽然有人轻轻地拍拍我的后脑。我那时又紧张，又羞涩，赶快擦干眼泪，揉搓着眼皮，装着刚从睡梦中被惊醒过来的神气，翻身坐起来一看，原来是大钊同志。他微微地掀动着那威严的两片大胡须，温和而又亲切地说：“好孩子，怎么啦，是没有钱吗？”我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不肯承认。他又和蔼地问：“是想家吗？”想家这两个字，把我急得跳了起来：“我的家在那里呀？”大钊同志又摸摸我的头，笑眯眯地说：“好孩子，到上海去工作吧！”“工作”这个新鲜的名词，使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能够做什么呢？喜的是我要能够工作，便什么困难问题都没有了。大钊同志的伟大而慈祥的革命感情，把我从困苦的心情中解放出来了。

不久，李大钊同志和陈愚生同志就买好三张二等车票，把我带到上海去。到上海以后，大钊同志叫我到闸北虹口的袜厂去做学习女工，还给我三十块洋钱去交押金。等到我已经学习成了熟练女工以后，便要我去平民女校工作部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大钊同志和其他同志三三两两地，经常到那个学校的第二层楼上亭子间里去商量革命的事情。那间光线不太好的小亭子间，就是我的宿舍。我每天在楼下工作室里一边工作，一边给他们守门。大钊同志大多是和陈愚生同志并肩地从我们工作室的窗户跟前走过。我一看见就出去和他们打招呼。有的时候邓中夏同志也和他们一齐进门来。有一次大钊同志独个儿比较来得早一些，他一进门便向我招招手，又点点头，意思是叫我跟他上楼去，他又把亭子间的门关好，轻言细语地问我：“好孩子，你在工作室里，能够注意到窗户以外的事，自己人来的时候，处理得很对。万一别的人来了呢？你怎么办？”原来，大钊同志机警细致，惟恐我年轻幼稚，当他们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会让别的人也上楼去了。

平民女校工作部有十二部织袜铁机，六部织毛巾的木机，学校原来的计划是由工作部生产成品，向市场出售来维持。可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有技术，其他的人是学生，不会做，所以人不敷出，工作人员经常领不到工资。这时，大钊同志又看到了我的困难，在那个学校未关门以前，他每月都给我十块洋钱，每个月除去四块洋钱的包伙食而外，其余的要我买点副食品和日常需用的东西。大钊同志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使我深深地感动，我只要看见他，或者听到他的声音，我便感觉到温暖，便会感觉到作什么都有了信心。

由于种种原因，平民女校不幸关门了。我又飘零无依，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大钊同志等要到西湖去开第二届“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去送行。送上车厢，车快要开了，我正想跳下，李大钊同志等又把我拦住，由大钊同志亲手给我临时补了一张车票，把我带到西湖去。原来他们不放心我单独一个人留在上海。

他们到西湖以后，都住在湖滨旅馆，利用所有的游览风景区，作为临时会场，他们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地经常变更会址。大会由大钊同志主持开会。在开会的中间，大钊同志又和陈愚生、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秘密商量预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需用的文件，如共产党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共产党的纲领政策等草案，推定由恽代英同志起草，然后由他们共同修改。

他们由杭州开会回来以后，就积极筹备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为了工作方便起见，他们商量好了把我交给邓中夏同志，由他带我到南京去考大学。从这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大钊同志了，但是我经常想念他。

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在那个不幸之年的4月28日，我们由西安出潼关，去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会师中原的战役。在这次战争中，我在洛阳前线伤了左腿，被护送到郑州医院里去医治。刚到医院不久，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就匆忙地，紧张地跑到了我的病床跟前，他急得满头大汗地对我说：“糟了，糟了，糟了，不好了，李大钊同志他们在北平给反动军阀张作霖用绞刑绞死了呀！”他一面语无伦次地说着，气得嘴唇直发抖，一面抖抖战战地从他的手里把一张报纸打开来指给我看：果然，在第一版上满载着李大钊等同志的照片和被迫害经过的消息。这个噩耗顿时像晴天霹雳一样地震动着我的心灵，我们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似乎喉头上塞满了什么东西似地说不出话来了。我因为过分紧张的缘故，连我的伤口也麻痹起来暂时不感觉到疼痛了。我们的滚滚热泪，像高山的清泉一样不断地奔流。我们的心情充满着悲愤，痛悼着被反革命的魔掌夺去了宝贵的生命的我们亲爱的导师——大钊同志。

三十年的日子过去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党坚持了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大钊同志的理想在中国实现了。在这样幸福的日子里，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那些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先烈们。在大钊同志蒙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青年一代应该更好地学习他为革命事业奋不顾身的精神，把他作为自己奋斗、学习的榜样，更好地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7年4月27日

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后记

后记

刘淮

是什么吸引我与秦德君合作撰写她的这本回忆录《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的呢？那是在1996年年末从友人那里看到她的一份手稿以后。我惊叹她那大起大落的人生，缠绵曲折的生死恋情，更赞美她那九死不悔的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耿耿丹心，和在敌人屠刀下怒目昂首的铮铮铁骨。友人问我，是否愿意将这份手稿补充修订，整理成册，使这位在我国近百年的革命风云中颠簸沉浮的女性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提供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人生的教益。我欣然同意了。

记得我第一次走访秦德君的时候，是在她的家中。这位年逾九十的老人家，端坐在椅子上，腰板挺直，穿戴整洁雅致，精精神神的。眉眼间依稀可见当年的秀丽。我就手稿中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向她询问，她一一回答，不回避，也不犹豫，显得十分真诚和坦率。当然，有的问题由于年代久远，记不清，费些思索。

随着访问的日渐深入，我对她的理解、同情和尊敬也日益加深。我发现，我触摸到了一个备爱创伤而又倔强的女人的灵魂。我问：“既然穆济波趁你不备对你非礼，你非常鄙视他，憎恶他，为什么后来又与他同居呢？”她回答：“不幸的是，我遭强暴以后，怀了孕，从四川来到北京，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李大钊同志和陈愚生同志虽然十分关心我同情我，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贫，哪能照顾了我一个，又照顾小的呢？再说，当时社会上封建思想很浓厚，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会备受歧视，日子很不好过。而穆济波这时从四川赶到北京来找我，表示愿意与我共同生活，养家糊口，我万般无奈，只得勉强与他同居，过着毫无幸福可言的日子，又时时想从他身边逃离，唉，真是苦不堪言呐。”这真是一个女人在旧时代的悲剧啊！

“那么，在西安，你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意气风发，从事妇女工作，后来又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北伐的女子宣传队队长。这时，你五四运动时期的战友刘伯坚，也来到军中做领导工作。你们俩情投意合，难舍难分，他向你求婚，你为什么不答应？你已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难道还怕穆济波吗？”“不，我不怕他了。在西安，我同穆济波已经分居两处。我很想同刘伯坚结成终生伴侣，但是我不能，我怕影响他在军中的威信。”

“能不能说具体些？”

“当时，刘伯坚身为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是组织派他去改造旧军队，扩大党的影响的。他在冯玉祥军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我担心与他结婚必将闹得满城风雨，对他的工作不利，从而对党的事业不利。”

“情况果真那么严重吗？”

“是的。我要与他结婚，必先同穆济波分手，穆必然不干，吵吵闹闹，甚至对簿公堂，事情宣染开来，在当时封建思想浓重的旧中国，一般人把它当成桃色新闻，这自然对刘伯坚很不利。我只得忍痛顾全大局了。”

“难道你就不后悔吗？到手的幸福飞走了。”

“我后悔，我不止一次地后悔。唉，如果我早知道，不久大革命就失败了，冯玉祥把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我又有什么必要顾忌影响呢？我为什么不把幸福牢牢抓住呢？”秦德君老人凝视着窗外喃喃自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仿佛忘记了我的存在。

“在刘伯坚与你的朋友王叔振结婚以后，你和刘伯坚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吗？”

“他对妻子很忠实，我们不再有儿女私情，但仍然是好朋友。进军洛阳时，我从马上摔伤，他很着急，向冯玉祥建议将我留在地方，因为那时候，他已知道我肚里怀有他的孩子，害怕母子遇不测，可是被我拒绝了，我要随着军队继续北伐。至于他心里对我怎么样，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老人沉吟起来，神情黯然。停顿片刻，她举目问我：“你知道这首诗吗？”她低低吟咏：“大厦狱中将两日，移来缓署候审时——““这不是刘伯坚牺牲前写的《移狱》吗？”“是的。你还记得最后那两句吗？”我摇摇头，这可是一首长诗啊！？秦德君老人却熟练地背诵起来：“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哦哦，正是这两句！

“我认为，这就是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想念我和我们的女儿秋燕。”老人说得如此肯定，我不便再说什么，也许她比别人更了解烈士的心意。

这时，我又换了一个话题，一个敏感的话题。我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谈谈有关茅盾的情况。秦德君老人微微一笑：“事情都过去近七十年了，谈谈可以。我知道社会上传闻很多，议论也很多。作为文化巨匠，他的贡献很大，但是他也是人，有七情六欲，有优点，也有缺点。我只谈事实，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事实，其余由他人去做分析判断吧。”

“茅盾在日本东京同你相爱，你知道他有妻室儿女吗？”

“知道，但是他告诉我，他的婚姻是母亲一手包办的，他不满意。再加上我们俩在日本举目无亲，前途渺茫，同是天涯沦落人，互相慰藉，逐渐产生了爱情。”

“你同茅盾共同生活的时候，你感到幸福吗？”“很幸福。他脾气好，对我体贴温柔，我对他生活上百般照顾，还提供他写作资料，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