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她的正式教育同样重要。

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来访者是徐志摩，梁启超介绍来的他的一位年轻门徒。他是浙江一位著名银行家的儿子，早年学过中国古典文学。他于1915年结婚，有一个儿子。他把妻子和孩子交给父母照看，在北京大学毕业并于1918年去美国深造。到底学什么似乎始终是一个问题。第一年他在麻省的沃切斯特的克拉克大学选修经济学和社会学，第二年他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第三年，欧战已经结束，他就坐船去英国，一切从头开始。这一次他本来是要到剑桥大学师从他的新偶像贝特兰·罗素的。他在1920年10月越过大西洋抵达伦敦，却被告知罗素还没有从中国回来，而且更糟的是，他几年前已被剑桥大学开除了。怪不得徐志摩“非常懊恼，只好另找出路”了（注1）。

然而，在他的沮丧下面，过去曾经吸引过梁启超的那些性格特征仍然明显。这就是他的辨别力、他的魅力、他的爆发力、他的幽默、他的创造热情、以及他的戏剧性的表现。而使他出名的最重要的还是他那不可思议的本领，他能够发现和吸引同类人，并在周围的人们中唤起新的观念、新的抱负，当然还有新的友情。

林长民和徐志摩是属于同一类人，他们相识的第一眼一定就明白了。徐志摩成了这家的常客。林长民为徐志摩的友情所感动，最后对他产生了完全的信任。他把他的一些往事，包括他在日本做学生时同一个日本女孩子的早年恋爱故事也告诉了他。这可能把徐志摩自己的浪漫追求也唤醒了。这两个男子闹着玩交换“情书”，把他们的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徐志摩装成一个已婚的女人，林长民则装成一个已婚的男人（注2）。

徐志摩差不多比林徽因年长十岁。作为一个“老头”，他原先的属意是在于父亲而不是女儿，这是两人都明白的。甚至有人说最早她曾叫他“徐叔叔”。她那纤细的美丽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她的艺术气质跟她父亲一模一样，她的活泼、她敏锐的洞察力、她的文学爱好都使徐志摩倾倒。他坠入了爱河。

在多年以后听她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沃尔夫，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他闯进她的生活是一项重大的冒险。但这并没有引得她脱离她家里为她选择的未来的道路。

通过林长民，徐志摩会见了英国文学家和中国爱好者高尔斯华绥·娄司·狄金森。他十分喜爱徐志摩，在1921年安排徐志摩进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做了一名特别学生。狄金森既熟悉剑桥大学又熟悉英国前代和当代文坛巨子，这就给徐志摩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他对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不懈追求，现已让位于对于诗歌研究和写作的长期献身。他的文学气质终于找到了他将倾注全部感情和使出全部才能的表达方式。

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崇拜爱和美，但认为自由是同样重要的。他在徽因身上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幻想着，和她生活在一起，他就能达到他创造力的顶峰。和这样一种前景相比，他对妻子和孩子的义务就轻如鸿毛了。

这样，当他知道他在中国的父母将让他的妻子到英国来和他住在一起时，他的反应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她在1921年春天抵达。他们搬进离剑桥大学六英里的骚斯顿的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到学院去上课和上图书馆。他又在门口的一个杂货铺安排了在伦敦的徽因可以寄信来的邮递点，他总是急切地找到这些信并迅速回答。他的妻子住过了夏天并且又怀孕了。秋天他建议她做流产，并去了伦敦，从那里捎话来说他想离婚。在这以后她很快前往德国，她的第二个小孩在那里出生，但很快就夭折了。

可能就在这时候，他对徽因说他想离婚，并向她求婚。她爱慕着他，并对他打开她的眼界和唤起她的新的感情和向往充满感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婚姻呢？思成曾亲口对我说，不管这段插曲造成过什么其他的困扰，但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 徽因的父亲也深深爱着志摩，他显然认为在伦敦住了一年多以后现在已是离开这里伤脑筋的生活、带着徽因回家的时候了。他们坐上船，经过穿越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的长途航行，于1921年10月到家。

两个女人都离开徐志摩以后，他就回到了剑桥。“现在时间到了，”他写道，“我终于有机会接近真正剑桥的生活，同时我也慢馒地‘发现’了剑桥。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大的快乐。”（注3.）他的交游圈子包括狄金森、依·马·福斯特、赫·乔·威尔斯、依·阿·里查兹、贝特兰·罗素、罗杰·弗来、亚瑟·瓦莱和把他带去见凯塞琳·曼斯菲尔德的约翰·米德尔顿·墨莱，那次会见使他感动不已（注4）。这一年中他特别高兴的是他可以独自和朋友在一起，独自和自己的想法在一起。独自和自然在一起。他的这种情感在显然是他的第一批诗作中抒发出来。他还为大学写了一篇深情的祝词，是这样开头的：“是剑桥打开了我的眼界，是剑桥激起了我对知识的渴求，是剑桥培育了我的‘自我’意识。”（注5）古老的石头建筑和静谧的绿色田野的美迷住了他。他使用英语已很自如。阅读基兹、雪莱、拜伦、伍尔兹华思和斯万伯内的浪漫的诗作使他陶醉。伟大的英国诗人们在他身上唤起的渴望、理想以及浪漫的幻想迫使他把它们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他是从青年时代就熟知的。这种本国语言他当然一生都在使用，而很少有中国的青年学者能像他那样成功地把它用作诗歌的手段。他之所以能把诗歌作为他的情感的一种自然的抒发方式是并不奇怪的。他那来自本地的源泉加上剑桥的激发而流淌出来的诗歌，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将发挥特别大的影响。

在剑桥度过逍遥自在的整整一年以后，他打道回家，于1922年10月15日抵达上海。

注1. 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维京

出版社1981年纽约版），第154页。

注2. 李欧梵：《浪漫一代的现代中国作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麻省剑桥

版），第133页。

注3. 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第156页。

注4. 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第159－161页。

注5. 许开余（音译）：《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集》（达布尔戴出版社1963年纽约

版），第67页。

梁思成和林徽因--3.少年时代

3.少年时代

梁启超在1918年末前往欧洲去参加凡尔赛和会。从他的基地巴黎出发，他用了几个月时间访问英国和漫游欧陆。由于他要把他的主要精力用于重新审查中国文化的所有方面，他回到了中国，而这将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了。他也有些担心他的孩子们在清华的学业，怕注重英语和自然科学会使他们忽略中国文化知识，而他本人在他们这么大时已经造诣很深了。

一种非正式家庭教育项目的松散的夜学堂已经由做父亲的进行了多年，现在是加强它的时候了。1920、1921和1922年的夏天就用来做这件事了。梁启超实际上为一批经过挑选的学生，包括思成和思永、他们的堂弟妹们以及他的年轻门生们，在他的天津的家里开设了一所中国学的学校。他用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来讲课，它们不时被学生们的问题所打断。下午从三点到五点，学生们把梁启超的讲稿刻在蜡纸上并复习一天的功课。他的讲稿后来出版了。

不仅每天都受到父亲思想的熏陶，而且连他的有名的热情洋溢的表达风格也都加以模仿，对儿子们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梁思成后来指出他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两兄弟在中国研究方面都作出突出贡献这一事实——思成研究中国建筑史、思永研究中国考古学——证实了他们父亲教导的智慧和力量，也证实了儿子们的非凡能力。

当梁启超客居英国的时候，他对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印象颇深。这本书当时风靡英国和美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迫切需要一个中文译本，他本想自己干的，不过，如他在给大姐的信中说的：“我的英文不怎么好，儿子们便自告奋勇。在年轻的历史学家徐宗漱的合作下，两兄弟在1921年夏天承担了这一工作，一直干到次年二月。”

父亲的谋算有好几层。首先他当然希望他的儿子们像当时西方普遍主张的那样接触世界历史。同时这一作业对于他们新近获得的英语能力是一个很好的测验。最后，这对于发展他们的中文写作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他在同一封信里对大姐说：“因为我要教我的两个儿子学中文，这个夏天我得花掉几个半天的时间，现在是每天两个小时修改他们的翻译稿。所以那翻译名义上是‘孩子们’的，实际上是我做的。有时我半天只能完成一千字，要是我自己干，我用这么多时间可以写四千字了。”1922年3月，手稿完成了。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卷本。

当时大姐一家住在菲律宾，她的丈夫在马尼拉当总领事。她的母亲从天津来，可能是来此就医。她在马尼拉期间做了癌切除手术。1922年夏天父亲派思成来到马尼拉把她接回天津。在他抵达时，他写信给他父亲报告说，母亲“已经完全从重病中康复过来（注1.）。”既然担心都解除了，他奉父亲之命买了一辆汽车给家里用，并且作为大姐的礼物，买了一辆哈里·戴维逊牌摩托车给自己。这两辆车都装上他们乘的船运了回来。

徽因和她父亲于1921年下半年回国把她和思成的婚姻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1923年初他们下定了决心。1月7日，梁启超写信给大姐说，“思成和徽因已约定结婚。”他又加上一句重要的说明，“我告诉他们，他们在订婚之前必须先完成学业。订了婚就要赶快结婚。可是林家主张他们立即订婚，我们的朋友们大多也是这样主张。你的意见如何？”

父亲的意见得到了遵从。直到1927年秋天才宣布订婚，1928年3月才举行婚礼。父亲关心的是思成和徽因的学业。当时节制生育还不为人知也不可得。如果结婚头一年就建立一个家庭就会打断他们的学业并使他们承担起超出他们负担能力的花费和责任。

就在这一周，梁老先生写了另一封有远见卓识的信。这次是写给徐志摩的。父亲就像许多别人一样，对于这个早就是他的爱徒的年轻诗人充满了爱慕。当然他也熟知徐那放荡不羁的“野马”脾气的危险性。徐志摩在1922年3月离了婚。梁启超写这封长信的目的，既是要谴责徐志摩抛弃他的妻子，也是要保护徽因和思成，使他们不受徐志摩完全有能力造成的混乱的伤害。他在信中无一字提到徽因，但要徐志摩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注2.）。

徽因仍然敬重和爱着徐志摩，但她的生活已经牢牢地和思成联系在一起了。长久的计议已定，她就能投身于徐志摩创办的新月社了。这是一群积极参加白话文运动的年轻作家的社团，白话文运动是要推行现已被普遍接受的把口语用于文学写作的做法（注3.）。

这是徽因写作生涯的开始。她写出了她最早的一批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但是据思成说，她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浪漫派散文诗的译文：《夜莺和玫瑰》。我不知道它是在哪里发表的，但它可能是在北京或天津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它们是新月社成员早期的重要园地。

二十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尤其对于来访的西方文化使者表现得特别友好。这就激起了徐志摩向中国听众介绍西方艺术成就的热情。他和徽因负责组织了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一次非常成功的音乐会，那是一位西方艺术家首次把西方著名的古典音乐节目带到中国古都来上演。

那年是思成在清华的最后一年，夏天就该和同学们一起利用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美国深造。他准备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这就促成了他和徽因的婚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