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不幸之中。”

一场民族悲剧正在逼近中国，那将会压倒过去的不幸。已征服满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向长城以南进犯。他们巧妙地避免了赤裸裸的入侵，但他们的大军车和飞机却吓坏了乡下人。1934年他们强使南京政府同意把从北京到天津的长城以南地区规定为非军事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中国傀儡政府。这一有限的“和平”行动促使日本人在1935年把他们的不流血征服扩大到覆盖从山东到绥远的华北五省的中立区。一项由北京驻军司令宋哲元奉蒋介石之命同日本人签订的协定，使中立区成为正式的。兴高采烈的日本人很快就继续前进，鼓吹建立一个自治傀儡政权华北国。

北京的气氛很紧张。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天津之间的重要铁路枢纽丰台，先是进行“只是为了万一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的演习”，后来又把满载兵士的两辆军车开往更远的保定府以“试验卡车”。

对梁氏夫妇来说，这是沈阳岁月的痛苦回忆，那时日本人每年都要进行“攻占城市”的挑衅性演习。又一次面临把中国领土拱手让给日本人的羞辱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徽因的反应是，“我知道我所热爱的朋友都具有道德上的勇气，但我们都缺少天真的热情和能使事情改变的莽撞力量。你认识我最老和最好的朋友志摩吧，但他已死于一次小飞机的失事。他做的和为之战斗的要比说的多——而他对此谈论得真不少！他在稳健派当中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因素。”同徽因的沉思相反，思成已准备面对现实了：“在中国，这一代人中已无建筑学研究的余地。时代要求更带根本性的行动，面对这更大的问题，那训练一个人干别的事的教育应当毫不犹豫地抛弃掉。”

最后，不是徐志摩或梁思成这一代，而是北京的青年学生面对日本压力采取了行动。领袖们是燕京和清华的学生，许多人是来自满洲。他们秘密地把他们的大学同学和城里的中学生组织起来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帮助了游行的组织者，并组织了一批其他外国记者来采访。12月9日斯诺写道：

“不顾警察和他们自己保守的父母的阻拦，成千上万穿着兰衣服的年

轻人高歌游行，前往紫禁城。显然没有想到会有外国人，当地的警察只作

了半心半意的和间歇性的干预……忽然间来了一队穿黑色夹克的政治宪兵，

为首的是蒋介石的一个侄子，他们冲进队伍，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男孩子

和女孩子。（注4.）”

徽因的同父异母的小弟弟林恒遭到了毒打并失踪了十二个小时。思成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在北京医院里受伤的学生当中寻找他。徽因则在家里打电话，探听她弟弟的消息。她得不到他的消息，但是关于最后一批被赶出城的学生的消息却是大量的，他们都被凶狠地殴打，有的被打得半死或受伤，遭到鞭子或其它武器的追赶，直到他们四散逃窜出城到附近的小学校里。最后到半夜里林恒总算和她通了消息。她驱车到西城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在他恢复过来以后，那孩子关于他同家里的关系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放弃了在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学习，报考了空军学院。

在千千万万参加第一次游行的学生当中，还有一个梁家的成员、思成的同父异母妹妹思懿，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第二天家里才知道她也遭到了入鞘的刺刀的毒打。对她来说，那次经历的震动是持久的。后来她成为一个热心而活跃的共产党员。

这第一次示威游行对于整个年轻一代具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全国都举行了示威。12月16日，北京天津几千名学生又举行了示威游行。许多人受伤，将近二百人被捕，但一个星期之后又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这回是第一次提出停止内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学生示威游行和他们号召各界支持的同时，全民抵制日货运动也加强了。东京为之震惊。当时他们对战争还缺乏准备，于是召回了策划过沈阳事变和华北分离运动的坂垣将军，日本外务省和军部都发表了否认武力侵占中国意图的声明。日本人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即他们要想达到他们在中国的目标，唯有大规模入侵之一途。当这个侵略到来之时，最后蒋介石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把国家投入全面抗战。

注1.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说是京城印书局。——译者注

注2. 梁思成《营造算例》（清代建筑计算规则），营造学社，1934年北京版。

注3 《清代营造则例》，营造学社1934北京版。

注4.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兰登书屋1958年纽约版，143－144页。

梁思成和林徽因--14.喘一口气

14.喘一口气

日本政府在1935年末否认对华北的侵略意图，被认为不过是暂时的喘息。然而，此后一年半的时间内，直到1937年7月突然的侵略，北京的生活回到了一种表面的正常状态。

同时，1935年底日本显然即将攫取北京，促使国立大学准备南迁。清华大学已在把科学仪器打包装箱。教职员们被通知归还图书馆认为重要的图书，学生们从书架之间进进出出，长袍下面塞满了正在搬动的书。费正清伤心他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图书馆正在烟消云散。”

朱启钤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但是思成知道，为了保护营造学社的宝贵收藏不受毁坏或落入日本人手中，它们必须装箱，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隐藏地去。在学社职员们的帮助下，这一工作开始了。

同时梁氏夫妇知道，如果清华大学南迁，老金和他们所有的亲密朋友都会跟着走。根据在沈阳的经验，他们太清楚日本人占领下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决不愿忍受这个。因此他们也开始整理个人的东西了。

“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小时。这些年的生活局然积存了这么一大堆杂物！我看着这许多故旧，它们是由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可爱的事物组成的，而现在它们都受到了威胁，我们发现这事情真是难以形容的悲伤。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事物悲惨的一端悬着，对于前途只有非常模糊的期望……

“如果说我们的民族灾难来得特别快又特别残酷，我们也不得不立即起来主动应战。困难是肯定有的，但我们不会无所作为地坐在那里，只是暗暗地捏紧拳头，而我们的‘面子’每一分钟都受到羞辱的威胁。”

当他们整理行装准备南下的时候，我们则准备离开中国到英国和美国去。由于我们在中国的学业要在1935年结束，我们决定在圣诞节离开。

我们并没有预见到秋天到来的时候日本会突然加紧侵略威胁。思成和我开始了我们考虑已久的一项计划，把他的建筑学论文从中文译成英文。他的英文是如此明白流畅，他几乎不需要我。但我的在场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心，而且我还能找出一些小错误。我们都喜欢这项工作，我还答应帮忙在美国找到一家出版社。

1935年11月21日，徽因听说天津《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无限期停刊，感到很吃惊，这是一家出色的报纸，它的文艺副刊是最先进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出版媒体。组建了联合亚洲先驱报来代替它。徽因接到了一份报，约她给该报的文艺副刊写稿。她生气地发现在该报工作的大约有五十位中国人。“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思成把报纸扔进了火炉。

我们最要好的朋友遭遇了直接的灾难，而我们却是局外人。他们让我们知晓事情的进展，但我们在忧郁中的参与对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好处。我灵机一动，介绍徽因去骑马。

费正清和我有时候骑一骑外国人为了玩马球而从蒙古进口的马。（在北京人们看见骑马的中国人只有有时出现的骑兵部队。）马童们就在指定的城门外把装好鞍子的马牵给顾客。从那里骑马人就可以出发去考察乡村。那时候大平原上的庄稼一直种到城墙边。在田间，分散的低矮土房村庄由深陷的黄土路连接着。人们坐在马背上，在闪光的空气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大平原边上蓝色的西山和北山，在前面有时可见宝塔和以浓荫为标志的废庙或坟圈。我们的考察旅行把我们带着穿过农村到达这些吸引人的目标，或者有时就在两个不毛之地中的一个进行快跑，不是在西边焚毁了的夏宫圆明园就是北边作为元代城墙最后遗迹的土城围成的草地。

徽因以前在山西喜欢骑驴慢行，并告诉我们她后来常常这样做。在马背上她真是棒极了。显然骑驴给了她信心和“座姿”。马对于缰绳的敏感反应使她具有常人的那种惊吓。她回来时由于迎着料峭的寒风骑马快跑而两颊潮红、黑眼睛闪亮。这种体育运动完全没有损害她的健康，而是有益于她的身体，她的精神也在自然的美景中得到陶冶。距我们预定离开的日子只有六个星期了，而民族危机始终存在，但我们直到最后一刻仍能经常去骑马。徽因买到了一对马靴、一套暖和的衫裤以及一顶舒服的皮帽子，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她的新角色——女骑师。

在我们离开之后，徽因的一封信重现了我们过去两个月的经历：

“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

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起今冬

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

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在（北总布胡同）

三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

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

要。另一个问题是，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

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

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

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

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

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

看到乡村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

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思成不曾来信，但我们知道学生示威游行带来的喘息时间已使部分打包的营造学社重新动了起来。他参与了准备在上海新建的市立博物馆举行的中国建筑展览会的工作，徽因向我们保证说，“思成是一个经常的存在，假如他不像我那样经常地给你们写信，你们仍然可以感知他在这里，跟过去一样的温柔可爱——他在忙着许多可爱的工作（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真的参与了，尽管谁也不会相信其真实性）。”

毫不奇怪地，徽因下一次给我写信的时候，她的生活又是充满家庭纠纷了。

“对我来说，三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于小姑大姑们。我真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我的一个小姑（燕京学生示威领袖）面临被捕，我只好用各种巧妙办法把她藏起来和送她去南方。另一个姑姑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必须从我们已经很挤的住宅里分给他们房子。还得从我已经无可再挤的时间里找出大量时间来！到处都是喧闹声和乱七八糟。第三位是我最年长的大姑，她半夜里来要把她在燕京读书的女儿带走，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而那女儿则一直在哭。她抱怨说女儿在学生政治形势紧张的时候也不跟她说就从学校跑到城里来，‘她这么喜欢跑出来找她叔叔和阿姨，那她干嘛不让他们给她出学费’等等。当她走的时候，又扔出最后的炸弹来：她不喜欢她的女儿从她叔叔和阿姨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四月里有一个快乐的间歇，美国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克拉伦斯·斯坦因及其迷人的夫人著名女演员爱琳娜·麦克马洪来到了北京。徽因写道，“我们爱上了他们，他们差不多同时也爱上了我们。”思成出差到上海去摘展览，徽因就陪他们到颐和园去并在后山赏花。老金一起去了，他给我们写信叙述了他的观感：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出色的。尽管我和他们交谈甚少，但我看得出他们身上吸引人的品质。尤其是斯坦因先生。他是一个十分敏感、沉默寡言、而又非常谦虚的人，几乎总是对他眼前遇到的事情保持一种心不在焉的兴趣。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去颐和园，当我们到了谐趣园时，看见池塘周围有亭子和走廊，斯坦因先生好像正从虚无缥缈中冉